名家写母亲

我的母亲是春天（宗璞）在我们家里,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守护神。日常生活全是母亲料理。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孩子的教养,亲友的联系,需要多少精神!我自幼多病,常和病魔作斗争。能够不断战胜疾病的主要原因是我有母亲。如果没有母亲,很难想象我会活下来。在昆明时严重贫血,上纪念周站着站着就晕倒。后来索性染上肺结核休学在家。当时的治法是一天吃五个鸡蛋,晒太阳半小时。母亲特地把我的床安排到有阳光的地方,不论多忙,这半小时必在我身边,一分钟不能少。我曾由于各种原因多次发高烧,除延医服药外,母亲费尽精神护理。用小匙喂水,用凉手巾覆在额上,有一次高烧昏迷中,觉得像是在一个狄窄的洞中穿行,挤不过去,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一抓到母亲的手,立刻知道我是在家里,我是平安的。后来我经历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在挨千刀的过程中,也是母亲,一次又一次陪我奔走医院,医院的人总以为是我陪母亲,其实是母亲陪我。我过了四十岁,还是觉得睡在母亲身边最心安。母亲的爱护,许多细微曲折处是说不完、也无法全捕捉到的。也就是有这些细微曲折才形成一个家。这人家处处都是活的,每一寸墙壁,每一寸窗帘都是活的。小学时曾以“我的家庭”为题作文,我写出这样的警句:“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不很重要。”作业在开家长会时展览,父亲去看了。回来向母亲描述,对自己的地位似并不在意,以后也并不努力增加自己的重要性,只顾沉浸在他的哲学世界中。在父母那时代,先生小心做学问,太太操劳家务,使无后顾之忧,是常见的。不过父母亲特别典型。他们真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主做学问,一半主理家事,左右合契,毫发无间。应该说,他们完成了上帝的愿望。母亲对父亲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父亲对母亲的依赖也是到了极点。我们的堂姑父张岱年先生说,“冯先生做学问的条件没有人比得上。冯先生一辈子没有买过菜”。细想起来,在昆明乡下时,有一阵子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带我们去赶过街子,不过次数有限。他的生活基本上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旧时有一付对联:“自古庖厨君子远,从来中馈淑人宜”,放在我家正合适。母亲为一家人真操碎了心,在没有什么东西的情况下,变着法子让大家吃好。她向同院的外国邻居的厨师学烤面包,用土豆作引子,土豆发酵后力量很大,能“嘭”的一声,顶开瓶塞,声震屋瓦。在昆明时一次父亲患斑疹伤寒,这是当时西南联大一位校医郑大夫诊断出的病,治法是不吃饭,只喝流质,每小时一次,几天后改食半流质。母亲用里脊肉和猪肝做汤,自己擀面条,擀薄切细,下在汤里。有人见了说,就是吃冯太太做的饭,病也会好：《抱着你，我走过安西》（毕淑敏）父亲去世后，母亲曾对我说，你爸爸到远处去了。你们小的时候，你爸爸就经常到远处去，这一次不过走得更长久些。我们终会到你父亲所在的地方去，我们还会团圆。在没有远行之前，我们还像以前你父亲不在的时候，一道好好地过日子，好吗？好的。妈妈，我答应您。爸爸妈妈，无论天上人间，我们永远在一起。天年（鲍昌）世间亿万种生灵，大都经由母体哺育过。有谁没见过跪乳的羊羔呢？有谁没见过反哺的乌鸦呢？一想到这些，我会产生灵魂的震颤，因为这是一种母爱的神圣，是伟大的生命的执著，是种族繁衍、历史赓续的永恒的力。造物者何以会使众多的动物形成了母子情结，我一直感到是个迷人的谜。纪伯伦在《先知》里说：“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他们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这只能说是一种偏执的、哲学式的矫情。实际上，绝大多数母亲是垂爱于儿女的。《诗经》中的“萱草”与“南陔”，是多么美好的象征啊！动人的还有孟郊的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春晖就是母爱，你--浪迹天涯的游子啊，不该为这春晖而频频回首吗？母亲（石评梅）母亲！这是我离开你，第五次度中秋，在这异乡--在这愁人的异乡。我不忍告诉你，我凄酸独立在枯池旁的心境，我更不忍问你团圆宴上偷咽清泪的情况。我深深知道：系念着漂泊天涯的我，只有母亲；然而同时感到凄楚黯然，对月挥泪，梦魂犹唤母亲的，也只有你的女儿！节前许久未接到你的信，我知道你并未忘记中秋；你不写的缘故，我知道了，只为了规避你心幕底的悲哀。月儿的清光，揭露了的，是我们枕上的泪痕；它不能揭露的，确是我们一丝一缕的离恨！我本不应将这凄楚的秋心寄给母亲，重伤母亲的心；但是与其这颗心悬在秋风吹黄的柳梢，沉在败荷残茎的湖心，最好还是寄给母亲。假使我不愿留这墨痕，在归梦的枕上，我将轻轻地读给母亲。假使我怕别人听到，我将折柳枝，蘸湖水，写给月儿；请月儿在母亲的眼里映出这一片秋心。我的母亲何正璜（王蒙）我的母亲何正璜，在我眼中是一位和蔼可亲,受人尊敬的母亲。从小到大，对我生活的关照和启蒙、人生的教诲、艺术的认知及接人待物的一些示范，都在她言传身教中学到。我父亲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总是见他伏案疾书，把时间都倾注于自己对艺术研究的执着上，也很少和家人沟通，所以在我的心中是位严肃的父亲。我们家的生活，对外的调理关系、联络等事情，也都是母亲做主。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我父亲也五十多岁了，在我眼里，他们没有那种青春的气息，而是严谨治学的状态和苍老的一种人生。记得才上小学时，一天中午，母亲塞给我些饭票，并托付碑林的同事代管我，我问她干嘛去，她说要出差，我那时不懂事，一下子抱住母亲的双腿，说什么也不放手。母亲急了，叫周围的人赶快把我拖走，然后一股风似地走了。那时的母亲就是上班、学习、出差，永远忙着，很少见到她的身影。我从小生长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和西安美术学院。记得在我十二、三岁时的一天，正在家后院玩耍，母亲拿给我一本书《东周列国志》，对我说：“你已经不小了，该读些深层次的书了。”这本书是繁体竖排本，母亲要求我在三个月内给她一个答卷，分三个步骤，第一个阶段是可以用字典，把这本书先通读一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文言文的书，这本书象砖头一样厚。那时，我认识的汉字大概在500—800字，但这本书里有许多字非常陌生，读起来需要大量查字典；第二个阶段，对于这本书，母亲任意指一段，要求我能流畅的读下去；第三个阶段，要求我说出书的内容梗概。读完这本书后，我的收获是巨大的。不仅陪养了我读书的热情和爱好，面对文言文虽然心里有些发怵，但是已经不陌生和畏惧了。1966年初，还有一段和平的时光，母亲又给我拿了几本《聊斋志异》后来又接触了《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典故，这对我学习书法颇有帮助。现在想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母亲让我及早接触了同龄人没有接触到的古典文学，使我获益终生。母亲对我是有期待的，应是个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一种链接的融会者。记得在后来为纪念司马迁我写的诗里有两句母亲较为赞赏“韩城声自司马响，千年景仰司马坡。”我在陕南参加铁路三线建设时，给母亲写信中描述当地景色有这样一句“大路小路没入高高低低树”母亲都及时回信给予肯定和鼓励。母亲知道我喜欢写字，给我拿了几本字帖《华山碑》的原拓，《灵飞经》小楷影印本，《汉•曹全》的影印本，让我临摹。这些书帖，是我最初练习书法的基础，也是我最衷爱的碑帖。当时练字没有条件，只好用水在地上练，在报纸上练，母亲就把办公室的废旧报纸拿来让我练习，现在想来母亲就是我书法的启蒙老师。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的一天，当时我在外面玩耍，听说家被抄了，赶快回到家，看到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几个身穿红卫兵服装年轻人，打着“造反派”的小旗子，冲着母亲大喊大叫，母亲就象一个囚徒，站在家门外，面无表情，脸色惨白。几个暴徒似的红卫兵在翻、砸、骂，现在仍历历在目。还有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个亮闪闪的匕首，骂的都是文化革命最时兴的粗话，母亲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稍微把脚舒缓一下，马上就遭到拳打脚踢。我看到这种情况，就冲过去要和他们拼，母亲赶快把我拦住，狠狠地拧了一下我的耳朵，然后用眼睛瞪着我，示意不要有任何举动，我只有听母亲的话，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批斗母亲。就这样他们还不肯善罢干休，又钻出两个男红卫兵冲过来准备收拾我，母亲赶紧转过身护着我说,“你们冲我来吧，孩子小不懂事”。当时够抄家的条件也蛮有意思，不妨赘述：“人家问你这个街巷里，谁家有钱？有钱人是什么概念？他家的女人是穿过高跟鞋的，抹过红嘴唇的，烫过头发的，戴过戒指的，家里还有沙发的，甚至有学问的，这都是被抄家的理由。母亲白天在单位要写交代材料和随时批斗游街，晚上回到家还得强忍着悲愤，照顾全家惨淡的生活，操心儿女们的安全。深夜还偷偷地帮着父亲修改未完成的书稿，她百折不挠地在逆境中耕耘不辍。就这样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悲伤地度过那段恶梦般的日子。我父母那一代人，读的是洋文，吃的是洋面包。母亲1914年出生在日本，大学毕业回国抗战。1940年跟随父亲王子云参加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一头扎向祖国的大西北。首次以政府行为对西北文物进行大规模的考察和研究。当时西北的工作生活条件是何等的艰苦，考察团一行10多人，只有母亲一位女性，她不仅担当整个团里的书记员，还负责全团的后勤生活。他们不避艰辛，跋涉在荒郊野外，常常伏案于昏暗的煤油灯下，却写出一篇篇美妙动人的文章。正如中国美术理论家李松先生评论的“何正璜40年代初和王子云一起到陕西各地考察，自那时以来，留下很多文化散文，她写得那么美，那么生动、那么亲切、那么深入浅出，是美好的心灵和渊博的文史知识、深刻的人生阅历相融汇的结晶”。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学术论文和考古文献就是在当时完成的。母亲在日记中发下要为“中国古代文化事业奉献终身”的誓言。他们置身其中风餐露宿乐此不疲，每到一地都会拿出画架纵情于山水之间，用相机拍下一张张难忘的瞬间，为后人留下历史的记载。真正做到了安贫守道。这个道，太曲折了……。我记得哪个哲人有这么一句话：对艺术的热爱疯狂近乎达到对宗教的信仰。从这句话可以折射出他们那一代人给中华民族留下最宝贵的精神遗存，在他们身上和血液之中，流淌着一种使命，成就着一个过程。母亲年轻的时候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到后来文革期间，这些日记竟成了批斗她的“罪证”。母亲对我说：“一辈子不要写日记，不要留下文字性的东西，免的到时候惹来祸端”。那时的人已经被整怕了。母亲在1988年患有肠癌，手术后醒来用看报来转移疼痛，用坚强的毅力与病痛抗争，体现了对生命的渴望。她临终前对我说：“妈这辈子没留下什么东西，只有几篇文章，代表着我曾经存在的价值和全部人生的意义，如果能够编纂成书该多好啊！起码能让亲朋好友和一直关心我、欣赏我的朋友看到，这对我是最大的欣慰”。后来是李宪基先生最先将母亲的一些文章发表在《艺术界》让我们全家非常感激。2004年，在母亲辞世10年后，我们儿女为她老人家，整理出版了一本《何正璜考古游记》。2006年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辑出版了《何正璜文集》。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母亲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和事业的发展，她看到我在书法上凸显悟性，在我并不知晓的情况下，运用自己人缘好的关系，为我铺平以后从事书法专业的道路。母亲在一次开会时，结识了西安市人事局管招工的一位同志，拜托人家把我从安康三线分配回西安铁路上工作。不管怎么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为我操碎了心。母亲的伟大的爱让我感到无比温暖，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能够勇敢地面对。在1984年美术家画廊落成，母亲为了让我实现自己对书法艺术的追求，把我调到了陕西省美术家协会，让我所学专业对口，这是我人生关键的转折。过去的老友对我说：“王蒙，以前你有些沉默寡言，后来发现你的为人处事竟是这么广博。”我说：“主要是家庭得到解放，我的思想也从阴影中解脱出来。能走到今天真是孰不敢想啊！我现在总结自己，之所以具备综合的知识。是和我的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原因。对于我们兄弟姐妹来说，也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孩子们聚在一起，谈论学习的内容，互相竞猜、提问、解答。在争辩不下时就请父母做出评判。知识分子家中那种关于对知识的渴求，知识寓教娱乐的生活化的过程，现在想起都有甘醇之味津津乐道。我最能体会到知识分子家庭，才能感受到有知识即是快乐的。可好景不长，阴霾笼罩着全家若干年。当年父亲的手稿在文革前已经完成了，准备付诸印刷，但后来在文革中造反派将他的手稿全部烧掉，几十年的心血毁之一炬啊。拨乱反正后，父亲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