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依然快速增长，这一系列重大成就和标志性事件，使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等成了国内外许多人探讨的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在思考，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执政成就？为什么这一个政党成立已经90年、执政超过60年，依然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上述问题，在我近几年同外国执政党的交流中经常被问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也更深入的理解。我感到，有必要把相关的问题及我们的初步思考写作成书，帮助国内外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我的这一想法，在庆贺《中国简史：从孔夫子到邓小平》（英文版）出版的聚会上，得到了该书的策划者中国外文局原副总编辑林良旗先生、新世界出版社总编辑张海鸥女士，以及新世界出版社英文编辑部主任李淑娟女士和我的几位同事的热情支持。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新的出版选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拿出了初步的编写提纲。经多次讨论，我们商定回答以下问题：一、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在近代中国，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无数志士仁人付出艰辛努力和巨大牺牲，但都失败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二、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1949年国民党逃离大陆时，带走了国家多年积累的金银外汇储备，留下的是被战乱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当年，不少人怀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甚至有人等着看笑话。为什么仅用三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将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的最高水平？三、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也发生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失误。为什么犯了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继续执政？四、为什么没有像苏东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东欧执政的一些共产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一些西方政要曾以为中国共产党也会步他们的后尘，但不长时间他们就大跌眼镜：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依旧稳如泰山。为什么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共产党究竟与苏东共产党有什么不同？五、为什么能够解决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西方曾有知名学者提出过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在世界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没过多少年，事实证明这位学者是多虑了。中国人不光养活了自己，还为解决世界范围内的粮食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六、为什么能把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但仅仅三十多年，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用什么办法创造出这一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七、为什么能实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这在很长时间内似乎成了定论。但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八、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中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和实行这样的制度，其他政党为什么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九、为什么能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曾有人预言，香港这只金丝雀会在回归中国后死掉，但十几年来它依然欢叫。澳门回归后，不光博彩业照旧兴旺，还开始实现经济成功转型。中国共产党的“一国两制”方针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十、为什么能使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不断发展？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和台湾曾敌对了几十年。但是近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交往越来越多，隔阂越来越少，大陆和台湾越来越显得不可分离。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能日益赢得台湾大众的理解和认同?十一、为什么能赢得如此多的发展中国家支持？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原因，中国在同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交往中时常会感受到一些不愉快。但是，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却一直比较密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什么能够赢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十二、为什么能高效抗震救灾和成功举办奥运会？2008年，中国有两件事震惊中外：一件是高效的抗震救灾斗争；另一件是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做到如此成功？中国在体制上有哪些优势？十三、为什么能管理好有近八千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有近八千万党员，比许多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中国共产党用什么办法管理这一大党，使其能够保持凝聚力和执行力，能够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结束语：中共能成功应对面临的挑战吗？中国共产党过去取得了很多成功，但眼前和今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挑战，有无办法成功应对？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试图通过讲历史来解读上述问题，用林良旗先生的话说，是要“以故事讲思想”、“让别人来评述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不仅有说服力，也有可读性。因此，本书既不是一般的理论读物，也不是传统的党史著作，而是试图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力求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革命、执政的历程、成就及经验，增进读者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此书写作的难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想。虽然参与编写的基本都是专业党史工作者，但真要把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讲清楚，还是有着很大的困难。我们作了艰苦的努力，但书中的不足和问题一定存在，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编写过程中，林良旗先生指导把关、修改定稿，张海鸥女士和李淑娟女士热情支持，多次组织专题研讨会，并充分利用她们的资源，多次征求和听取中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的同事刘宝东（编写第一、二章）、李庆刚（编写第三、四、八章）、沈传亮（编写第五、六、七、十二、十三章和结语）、王启峰（编写第九、十章）和博士生袁静（编写第十一章），具体承担了本书的编写任务。在此，我向他们真诚地表示感谢。谢春涛2011年1月一、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一个国家的“两个世界”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隔仅有三年零三个月。这样的转变发生得如此之快，在战争开始之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还是美国、苏联等国都没有预料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以弱胜强战胜国民党？各方都在寻找令人信服的答案。由于分析视角不同，人们得出的解释也就不尽相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人心向背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如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所写，国民党“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在初期的胜利是“建立在沙上”的，他们的失败“不是美援的不充分造成的”，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国民党的部队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是因腐败等原因而“自行瓦解”的，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反对外来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举国欢庆，万民欢腾。胜利降临了，战争结束了，但战时中国积累的问题，如凋敝的民生、残破的经济等，都没有随着抗战的结束而消亡，而是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各方不由得都将瞩目的焦点集中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身上。抗战结束时，国民党统治区是什么状况？共产党领导的、略带几分神秘的陕甘宁边区又是什么样呢？约翰·Ｓ·谢伟思，1909年生于中国成都，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他曾经深入中国的乡村和边远地区，作广泛的社会考察，体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存环境和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有比较深刻的认识。1944年6月20日，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关于中国的局势，他这样写道：“中国面临经济崩溃。军队和政府机关人心涣散，士气民心低沉。沮丧情绪广为扩散，普遍感到绝望。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权威正在削弱，政府的命令处于无效状态。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纲纪废弛。受通货膨胀之害最重的知识分子和工薪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农民对滥肆征兵、征税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强制性摊派的不满，已经不断扩大，而且越来越强烈。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国共之间的嫌隙不仅没有迹象表明有所缩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已普遍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国民党谋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绝听取进步的批评意见，已使它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党内的不满和宗派活动，如果说不是加剧的话，也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抨击委员长的独裁统治，越来越公言不讳。”谢伟思认为国民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但国民党不仅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且正在加速它的发展，国民党已丧失了领导全中国的资格。在发出这份汇报的一个多月后，谢伟思作为美国国务院政务官员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参加了“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到延安后，谢伟思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要被感情所支配”，但是他和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这里的“精神气质和气氛”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都有不同，他如此记述了他们感觉到的差异：“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是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这里也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初来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也没有乞丐，和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见炫耀虚饰的现象。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士气是很高的，战争看来接近了，而且是现实的。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给人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有工作干。人们是严肃认真的，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那里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没有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没有政治闲谈。同时，没有紧张和压抑感。领导人总是坦然地自信。”在列举了上述现象后，谢伟思分析说：“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进行着。还有，当国民党已丧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并随着这一丧失而呈现四分五裂的时候，共产党由于必须继续奋斗而保持了其革命性，而且渐渐壮大和比较成熟了。人们不由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这一运动是强大和成功的，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紧密，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谢伟思看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都是在中国，一个是国民党及其统治的区域，一个是共产党及其管辖的边区，而这正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的对立双方，他们的众多“不同”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内战的最终结局。信任的流失1944年10月，美国蒙大拿州国会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代表来到中国。1945年1月，他返回华盛顿，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7000多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国民党越来越不得民心，普通民众怕国民党兵，怕国民党的收税官。农民造反、省级政府官员的批评、学生抵制征兵抓壮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而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严明，“他们用榆树树干制造小型火炮”，“如果没有枪，就用长矛和棍棒”。民众对国民党信任的流失，由此可见一斑。国民党发动内战后，民众对国民党信任的流失更是呈现了加速的趋势。战争是烧钱的，是需要物资支撑的。由于战争的巨大需求，使得国民党军费激增，由此造成了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当时的通货膨胀已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记述说：1949年2月底，“全部流通的金元券用两千万美元即可买光。而过了一个月，只要上述数目的一半就可以买下这些金元券了”。“由于纸币厂印制的纸币满足不了需要，局势变得严峻而又可笑。利率达到了令人诧异的数字。四月间，国民政府的收入是其支出的百分之五，但是为了搜集这笔钱而花掉的费用比这笔钱本身还多”。物价飞涨使得民众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难以维持。1947年5月17日，南京的高校学生在游行宣言中说：印钞机无休止的周转，已迫使我们学生及极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