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文化-第四章-战国激情的个性展开

中国审美文化史制作日期：2008年2月18日制作者：许丙泉(新闻传播学院）第四章战国激情的个性展开“战国”因诸侯的竞争、兼并而得名，这是一个经历了春秋后期的礼崩乐坏而失去统一话语的时代，也是一个解除了束缚、富于进去和创造激情的时代。诸侯国纷纷实行变法图强，形成了七强争雄的格局。列强较劲需要选贤授能，“礼贤下士”，于是不论出身、等级，都有凭能力和才智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可能。进取之心受到刺激，创造力受到激发，战国因此空前开放。从而带来理性精神的高扬，讲学授徒之风兴盛，学术思想空前繁荣和活跃，百家争鸣，异彩纷呈。审美文化因此也多姿多彩。这是一个崇尚理性思辨的时代，又是一个讲求感性享乐的时代，还是一个充分抒发情怀的时代。第四章战国激情的个性展开一、“道术将为天下裂”：儒道法墨审美理念的分化和对立二、润色故事与“骋辩腾说”：战国散文的多姿多彩三、新声曼舞与错彩镂金：音乐美术的俗化和艺术化四、御凤乘龙：奇幻奔放的楚辞艺术第一节、“道术将为天下裂”：儒道法墨审美理念的分化和对立《庄子·天下》在回顾了周代的学术一统之后，转而提出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观点。其中儒、道、墨、法四家审美理想的分化与对立，可谓战国时代审美文化理论形态的最强音。1、儒家：情理中和孔子“克己复礼”，对周代的礼乐文化进行提炼、光大，成为影响中国文化和审美意识的重要部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把“乐”作为最高层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论语·阳货》）。以“仁”释“礼”：“仁者爱人，”“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强调“乐”的中和之美，欣赏《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称赞《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论语·八佾》）。“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孟子持“人性善”的观点，人应该“好德如好色”，人的道德精神会体现于人的整个精神面貌，所谓“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荀子持“性恶论”，但个体欲望的一味满足并不等于美，反而有害，惟有以礼节之的“欲”才是合理的，有益的，完美的。“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2、道家：与道合一老庄把视野投向自然无为、朴素恬淡的人生境界，从而形成了以崇尚自然、“与道合一”为特征的哲学体系和美学理想。老子许多论“道”的玄言，成为重要的艺术命题。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等。庄子“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其超越现实功利、追求自由的态度本身就审美体验。“逍遥游”即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自在的活动。“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依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吁以湿，相沫以濡，不如相忘于江湖。”以自然无为为美，强调“返璞归真”，“法天贵真”。3、墨法：“非乐”、“非饰”他们注重实用和功利、鄙弃审美和艺术，一个“非乐”，一个“非饰”。“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为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为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非乐》）。韩非处于战国末期，强调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御秦保家，对于工巧、艺术、歌乐等自然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买椟还珠》引申出“若辩（饰）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所以明确提出“非饰”：“礼为情貌也，文为质饰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也，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由是观之，礼繁者实衰也。”（《韩非子·解老》）墨法总体上对中国美学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真正代表战国时代审美理论分化的是儒道二家，分化中又共同体现了“和”为美的思想，不过前者重视的是人与社会，后者追求的是人与自然。正因为如此，二者构成了互补关系。中国美学正都是由这个基本结构出发，展开其丰富的形态变化。第二节、润色故事与“骋辩腾说”：战国散文的多姿多彩战国特有的学术氛围，首先带来的就是散文的繁荣。偏于记事的：《左传》、《国语》、《战国策》；偏于说理的：《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辞彩斐然，各具艺术特色1、《左传》：叙事曲尽其妙作为编年体历史著作，注意运用前后呼应、倒叙、插叙等手法，以保证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和对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充分展示和交代。如“晋公子重耳之亡”记述他终于返国立为晋文公并开始励精图治的故事。十九年的坎坷经历，就是通过追叙得以集中展现。其中包括了“骊姬谗害群公子”、“蒲城脱险”、“别隗”、“过卫”、“醉遣”、“窥浴”、“退避三舍”、“赋诗言志”等丰富片段，成为一篇独立成章的叙事作品。《左传》还注意故事性、戏剧性，通过具体、曲折的叙述描写，有意追求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审美效果。如《宣公三年》“晋灵公不君”，记述了其和正卿赵盾你死我活的激烈冲突。2、《国语》：记言精彩隽永《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于能几何？”道理深刻，发人深省，比喻贴切。《晋语》“叔向谏杀竖襄”是“寓庄于谐”的格调。平公射鷃不死，使竖襄捕捉未得，怒欲杀之，叔向：“君必杀之！昔我先君唐叔，射兕于图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君唐叔，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逮闻！”于是“君忸怩，乃趣赦之。”獒咬赵盾画像石(东汉)河南南阳杨官寺出土3、《战国策》：写人各具异彩以人物塑造为中心，人物都有特殊表现，而特点又被漫画似放大，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特点各异的形象。如《秦策》“苏秦始将连横”、《齐策》“冯諼客孟尝君”、“颜斶说齐王贵士”、《赵策》“触龙说赵太后”、《魏策》“为安陵君劫秦王”的唐且、《燕策》“荆轲刺秦王”等。“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复击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荆轲刺秦王武氏祠画像石4、《论语》：警句格言，含蓄蕴藉孔子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多用启发式，正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返，则不复也。”简短又含蓄深婉。如“君子不忧不惧”、“仁者爱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朽木不可雕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等。5、《孟子》：滔滔不绝，辞以气盛“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锋利流畅，富于激情。先声夺人，见梁惠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亦”。巧妙的辩论艺术，“善设机巧，引人入彀”。如“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陈相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通过诱导，使得对方自己说：“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极能应付诘难，“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6、《庄子》:寓意玄远，恢怪不经寓哲理于形象描绘、故事显示和杜撰的人物对话中。如阐述万物齐一的相对论，安排了河伯见海神若而“望洋兴叹”的故事；表现返璞归真、摒弃人为的境界追求，便讲了一个“倏忽凿混沌”的故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类似寓言举不胜举。也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想象的世界，令人惊叹。如“任公子钓鱼”、“蜗牛角上的战争”等。8、《韩非子》：犀利俊俏，入木三分就思维的全面周到，严谨细密而言，韩非更胜于荀子。论人臣成奸，有《八奸》；论人主之失，有《十过》；谈王国之征，能一连列出四十六个“可王也”（《亡征》），令人叹为观止。喜欢在文章中设置辩难的正反两方，有持论，有驳论，还有驳论的驳论。如《难一》向儒家赞誉尧舜提出质疑，首先摆出靶子，即仲尼赞美舜耕于历山、渔于河滨、陶于东夷以“救败”，“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是“圣人之德化也”。然后反问：“或问儒者：‘方此之时，尧安在？’”指出儒家的矛盾，又指出“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再进一步指出，其实事必躬亲，尧舜也难以做到，而凭借权势和法令来纠偏制邪，却容易。层层深入，步步紧逼，不依不饶。7、《荀子》：周到缜密，严谨规范论题集中明晰，文思周到细密，结构谨严，语句整齐，多用排偶。如《劝学》：“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厚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第三节、新声曼舞与错彩镂金：音乐美术的俗化和艺术化音乐歌舞、工艺美术等也以摆脱礼乐功能为共同特征，用它们的妙声美色，开始了趋向俗化和艺术化的演变历程。1、雅乐失落，新乐崛起春秋末年，“齐人归女乐”致使季桓子“三日不朝”，于是孔子“去鲁之卫”，周游列国。“俗乐”流行，即“新乐”。据《礼记·乐记》，战国初魏文侯曾对子夏直言：“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称“德音”与“溺音”。战国中期，齐宣王公开宣称“寡人非好先王之乐，直好世俗之乐耳”时，孟子也只好听其自然：“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梁惠王》）《吕氏春秋·本生篇》指责新乐“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但新乐普遍流行，长足进步，《战国策·齐策》载齐都临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艺术水平有了高下之分：“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宋玉《答楚王问》）出现了“明星”：“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舞女玉佩河南洛阳出土2、精雕细刻，镂金错彩进一步摆脱实用，趋于美术化、追求观赏享受。十五连盏铜灯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实用而充满想象，赋予对象以超出实用的富于情趣的观赏效果。跽坐人漆绘铜灯光三门峡上村岭出土人物造型已趋于成熟莲鹤方壶河南新郑出土恰恰出现在春秋晚期，似乎正是要以它的灵动、展翅欲飞、对新鲜事物的渴望，与商周青铜器的静态肃穆相区别，宣布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的到来。牛虎铜案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宴乐射猎攻战纹铜壶及局部摹本木雕彩绘漆座屏蔽湖北江陵出土出土伎乐铜屋浙江绍兴出土龙凤人物帛画湖南长沙出土人物御龙帛画湖南长沙出土3、书之竹帛，镂之金石此时文字已经很难用一种材料来命名，书法作品也就各有千秋。由于记事由大量竹简帛书所承担，铜器铭文字数减少，但强调了装饰性，错金嵌银，注意其“观美”效果。石鼓文拓片鄂君启节电安徽寿县杜虎符陕西西安栾书缶郭店楚简湖北荆门出土楚辞“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与《诗经》判然有别，特别是升天入地、跨越古今般无羁的想象和神话巫术般奇异绚丽的色彩，以及个体诗人所凸显的精神张力是其特色。1、“发愤抒情”荆楚之地不同于中原史官文化的巫觋文化，“信巫鬼，重淫祀”，屈原的失意和流放，催生了这支奇葩。其“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遭谗被黜，“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发愤抒情”，创制楚辞，精神和灵魂得到永生。第四节、御凤乘龙：奇幻奔放的楚辞艺术《离骚》图清·门应兆作2、《离骚》：诗人灵魂的压抑与飞升。主人公是神的后裔，“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高尚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