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年9月至10月9日时事新闻评论

魏英杰：5A景区仅9家免费，公共属性何存近日有报道称，国家发改委于长假前公布了14家降价或优惠的5A级景区，门票总计只优惠了300元。截至今年9月初，国内136家5A景区中，免费或部分免费的仅有9家。全玩遍这些5A景区的话，门票等开销高达2万多元。一个人不可能短时间内全玩遍这些5A景区，这种算法只是为了说明国内景区门票降价幅度还不够罢了。换句话说，相对于国内景区的普遍高票价，节前推出的降价措施仍显得过于小气。若问“你幸福吗”，如此降价幅度很难让人满意。国内景区门票价格普遍过高，早为公众所诟病。近年来，若干著名景区门票更是在强烈反对声中不断走高。这一趋势，完全背离了这些名胜古迹的公共性特征。不管这些名胜古迹是自然景观还是文化遗产，都是全民共有的财产，理当由全民共享。这一公共性特征决定了，景区票价要和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相适应，让大多数老百姓消费得起。这也意味着，管理者应更多考虑景区的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多数景区更多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景区门票自然是一路狂奔、不断飙高。倘若这一现状未能根本扭转，可以肯定地说，通过行政指令安排的景区降价措施很难得到持久有效的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更应关注的是景区定价机制，使之回归公共性定位。这包括景区定价是否考虑国民收入水平，又是否经过严格的民意机制，最终是否体现了景区的公共属性。不难看到，许多景区在定价上非常随意，听证会走过场现象比比皆是。如何缓解景区的公共需求与过度逐利的矛盾冲突，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值得强调的是，理顺景区定价机制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免费，而是为了让门票价格更趋合理化。门票价格过高会侵害公众的正当利益，免费午餐却也未必美味。一边是节假日期间景区人流爆棚、不堪重负，一边是让名胜古迹回归公共性的舆论呼声高涨，如何让游客感到“幸福”，其实不是简单的事情。当然，眼下舆论焦点在于景区票价过高，而不是免费措施可能产生的弊端。因此，如何促使景区由暂时的降价促销转向长期的合理定价，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才是更迫切的。环球时报：看中国需保持多元视角避免极端中国过一个国庆长假，光交通事故就造成794人死亡，这个数字听上去实在太多了。公安部的另一个数据是，今年国庆长假的交通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下降46.4%。但即使这样，794人这个数字依然惊人。这就是当下的中国。中国2011年交通死亡总人数为6万多，这相当于欧洲一个中小城市的人口。管交通的人强调，这是有1亿多辆机动车的中国一年交通死亡人数；1998年只有1000万多辆汽车的中国，一年交通死亡人数是近8万。但也有人提供了另一角度的另一组对比：在有2亿多辆汽车的美国，一年交通死亡人数只有约4万。前者强调中国是“快速进步的”，后者则强调这个国家是“糟糕的”。或许把这两组对比合在一起，能把中国描述得更加准确：贫穷的中国带有某种“原罪”，但这个国家的确在“快速进步”。中国舆论场每天都在发生数不清的争论，而辩论的核心逻辑似乎只有一个：是从纵向的发展看中国，还是现在就把中国的一切同世界最好的水平比。前一个视角带来乐观和信心，后一个视角让人沮丧并愤怒。我们的主张是两个视角应同时存在，后一个为我们提供视野和目标，而前一个是我们实现进步的真实轨迹。用这两个视角相互打架是愚蠢的，将两个视角分别政治化是将这个国家推向低能和混乱的不负责任。前一个视角对舆论的垄断会导致国家政治上的自满和妄自尊大，而后一个视角一旦主导舆论，很容易形成对中国进步的全盘否定，把这个前进中的国家说成一团黑。应当指出的是，过去的中国舆论常被第一个视角主导，国家有没有问题，都会被描述成高歌猛进的样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冲刷，也由于全球化带来了舆论的多元化，这个问题渐渐不再突出，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知道了这个国家在世界的大体位置。第二个视角近年在舆论场上快速蔓延，正逐渐确立其前所未有的“权势地位”。这个视角几乎很自然地抹掉了中国人这几十年取得的成就，在所有事情上都把这个国家呈现得一无是处。发展的中国辫子一抓一大把，即使中国的好事，也有足够多的负面因素。因为中国的发展仍是低水平上的，从高处很容易看到它“丑”的一面。这么大的国家不发展就是穷，一发展就会有些乱，一治乱就会导致一些局部的不自在。中国处在必须平衡又很难平衡的尴尬时期。中国就应不断纵向横向地自我审视，像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既很快乐又“乱糟糟”的，它的“乱”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写照，又在世界先进管理水平面前暴露了中国现代化的脆弱。中国的发展没有错，但既然我们出发了，就必须处理迎面扑来的种种问题。有一些牢骚是正常的，但对中国出现这么多问题表现出“诧异”和“不理解”就是装蒜。有少数几个人装也就算了，而如果很多人一起装，就是中国社会的悲哀。单纯用“好”或“坏”来评判中国这样复杂的国家是件很不确切的事，种种数据和各地的景象都在证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希望，这也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直觉。发展就是有问题，并且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硬说“有问题”就是坏，这是对发展的误读，也是对这个时代的断章取义。▲吴乔：我的幸福你没法代言问民众幸福感受，回答无论幸或不幸，抑或故意调侃，远要比那些幸福感、幸福指数之类的抽象调查、评比来得真实。有媒体在大街上寻找采访对象，问“你幸福吗”，招来一些被采访者的“神回答”：“我姓曾”“我耳朵不好”。微博上一些知名大V便据此进行调侃、讥讽。有人则认为之所以引争议，乃与媒体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角色定位有关，如果是自媒体等进行此类“议程设置”，多半会引起平静的反思，对社会和人生的哲理思考。平心而论，问民众幸福感受，回答无论幸或不幸，抑或故意调侃，远要比那些幸福感、幸福指数之类的抽象调查、评比来得真实。因为，幸福原本就是自己的主观感受，别人没法代言。我的生活幸与不幸，我不说你又怎么知道？有的家庭你觉得什么都有肯定很幸福，但深入了解才发现他们可能很不幸。有的人身处贫困逆境，你觉得他肯定很不幸，但与他促膝谈心才知他其实感觉很幸福。然而，街头采访毕竟十分有限，无论什么回答，都只是一种个体生活状态的具象展示，既不能说明民众整体生活很幸福，也不能说明大家的幸福感不高。因而，假如要用这种个体幸福感的表达，来企图说明整体的幸福感，是徒劳的。同理，那种不讲统计科学与规范的幸福感调查，让极少数人代表绝大多数人填调查问卷，也只会扭曲民众的真实幸福感。倘若据此再做出相应的民生决策，就容易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事实上，这种主观的幸福感，又首先取决于人们的生活观念与态度。乐观型人格的幸福感，往往要比悲观型人格来得强烈。懂得知足的人，远要比不知足的人更会感知幸福、享受幸福。有的人把目标定得过高，总也实现不了，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幸福就不易得。有的人喜欢与条件最好的相比，结果常是人比人气死人，幸福就总也不来。有的人则只与自己的过去比，觉得日子越过越好就会感觉很幸福。还有的人，这样看很幸福，那样看就觉得不幸；这样比很幸福，那样比就很不幸；去年感觉很不幸，今年感觉又很幸福。由是观之，个体的幸福感，不能简单地与政府的民生福祉和社会的生活环境条件划等号。但是，如果民众整体上都感觉生活不错，或都认为不幸，则又必与政府和社会的因子相关。因为个体的不幸，只是个体的遭遇。倘若整体民众感到不幸，则只能说明民众的生活环境出了问题，说明政府没有尽到为民造福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期待科学地对待整体民众幸福感的调查，以此作为政府造福民众的决策依据，政府更应及时把握那些普遍影响群众幸福感的问题以根治之。而对于个体来说，建树理性的生活观，就可能更懂得感知和享受幸福。本报特约评论员吴乔李康宁：对“神回复”不能一笑了之个人“幸福”与否是主观感受，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国民的整体“幸福感”，则早已成为能够衡量的指标，并且成为评判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依据。提升国民的幸福感，离不开更多的社会保障、更好的法治氛围以及更高的道德水准。□本报评论员李康宁双节期间，央视推出了特别调查节目。记者们走向街头巷尾，用同样的问题向人们发问——“你幸福吗？你认为幸福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千差万别，有人坦承有人犹疑，甚至出现了诸如“我姓曾”这样的“神回复”，一时间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作为日常生活中时时提起的词语，“幸福”二字看似简单，但又有着极其复杂的内涵。对个体来讲，幸福没有标准的衡量刻度，更多的是一种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有些人生活清苦，但总能自得其乐；而身家千万却烦恼不断者亦大有人在。幸福与否因人而异，往往牵扯到个人隐私，所以，直截了当地询问“你幸福吗”，或许会让一些受访者感到唐突。但该节目的积极意义在于，向普通人致以情感上的关怀，并让他们有了一个通过权威媒体表达自我的机会。尽管每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在媒体的推动下，这些个人感受得以不断发酵，最终升华成一种公共情感，很容易打动观众内心的柔软之处。许多人为他们的朴素心愿所感动，并感同身受地发出了热烈的共鸣；而从那些闪烁其词的回答之中，也可以管窥当下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平凡的生活中，始终保持足够的幸福感，固然值得称赞，而对那些出人意料的“神回复”，也不应一笑了之，更应引起足够的关注。因为他们的不满足，来源于自身生活的不完美，而究其根本，也许正源于社会大环境的不完善。比如，在郑州一火车票代售处，一位18岁大学生被问到“遇到的最坏的事”，小伙子带点幽默地回答：“在跟你说话的时候，队被人插了。”再比如，一位外来务工人员面对记者的提问，首先想到的是推托：“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如果我们的订票系统更加高效、客运能力切实增强，如果我们能够更善待每一位外来打工人员、给他们足够的尊重，那么他们或许会笑着回答：“我很幸福。”个人“幸福”与否是主观感受，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国民的整体“幸福感”，则早已成为能够衡量的指标，并且成为评判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依据。提升国民的幸福感，离不开更多的社会保障、更好的法治氛围以及更高的道德水准。这需要政府和社会珍视每一个普通人、尤其是相对弱势的群体的诉求，自上而下地付出不懈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决策者决不能将这些“神回复”视作一笔带过的笑话，更应予以充分重视、时刻警醒，当成一种积极作为的动力。环球时报：实事求是回望国庆长假中秋国庆长假轰轰烈烈过去了，它伴随了关于堵车、各地景点人满为患的大量抱怨。今天是上班第一天，该对这个长假做些更严肃的总结。第一，这个长假告诉我们，中国的内需相当旺盛、强大，仅仅旅游这一块，就有大量需求被假期少、旅游地接待不足等瓶颈限制着，无法喷发。旅游对国家经济状况和国民心态有很强的表现力，这么旺的一个长假，至少显示国民经济的实情没有一些人估计的那么糟。第二，中国是个一时很难精确管理的经济体，或者说，我们的管理能力与这个国家又活跃又有些乱纷纷的经济、社会活动不相匹配。第三，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旅游消费领域，中国大城市以及核心景点承载的压力必将成为全世界极为特殊的。从西方发展起来的很多现代旅游业管理办法和理念，根本应付不了各种原因导致“扎堆”出行的中国人。中国13亿多人口过去是个沉寂的数字，现在它活了起来，而且能量巨大，随便惹出一个“麻烦”也相当惊人。他们如果同时堵在中国的几条高速干线上，“动静”就会很大。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同时到互联网上表达同一个诉求，也足以吸引全世界。数量庞大的中国人正在成为一个个权利意识觉醒、而且行动能力越来越强的行为体。他们其中的很多人不喜欢被引导，珍视个性，乐于挑战权威，他们要求自由多元的社会货真价实。然而中国人渐渐有钱了，开始追求消费的质量，以及更好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但这一切的确不全是钱能买来的，这些环境得以展开需要更宽松的空间和时间，但这两样对中国人来说都紧巴巴的。中国节日的高速路和景点堵，但这种堵也有一部分是心理上的，即我们对这种既突然也并非突然的堵不太接受，我们以为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可以而且应当管理得像北美和西欧那样井井有条，我们很容易因为堵而发脾气。北京故宫在节日高峰时一天接待了18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来京观光的外地游客。或者把他们至少一半拒之门外，或者接受一个拥挤不堪的假日故宫，两个都很“坏”的选择必须挑一个，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