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话语研究的历时变迁

媒介话语研究的历时变迁ADiachronicReviewofMediaDiscourseStudies刘立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国际财经新闻研究中心•1.引言•话语分析起源于西方的语言学研究，近几十年来在语言学等领域得到很大的发展（vanDijk1985a，1985b；Schiffin，Tanne&Tamilton2003；Mills2003；Bhatia，Flowerdew&Jones2008；WodakandMayer2009；Coffin，Lills&O’Halloran2010）。•“（话语分析）目前已在社会科学领域和高等教育中被普遍接受。它给中国的社科界带来了新的概念和思路、价值观和工具，其核心思想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在西方也只有几十年历史的话语分析已成为国家间社会科学发展最为迅速、活跃的前沿学科之一”（施旭2008：132）。•在这一大的发展背景下，也出现了媒介研究和话语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vanDijk1985b；Fairclough1992；曾庆香2003；胡春阳2007；赵为学2007；刘立华2011a，2011b）。国内外学者对媒介话语的研究既具有语言学的研究痕迹，同时又兼顾了新闻传播的学科特色。•2.话语与话语分析•2.1话语•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是指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研究侧重话语的语言特征，例如衔接与连贯、话语结构、会话结构等。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批评语言学——进而是批评话语分析发展了话语这一概念。•通常认为，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是同一个概念。70年代后半期，文体学研究开始由对文学语篇的结构特征研究转向对其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而促进了语言批评运动的兴起，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关注非文学语篇的社会结构特征，从而扩展了语言批评的对象，促进了批评语言学的产生。Wodak（2001：12）指出，“批评语言学（CL）和批评话语分析（CDA）是独立产生的两个术语，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实践者可能会发现两者在一些观点上不同，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又具有相同的研究范式。”Fairclough在其《话语与社会变迁》（1992）一书中，提出“话语的批评性研究方法（criticalapproachestodiscourse）”，在同年其主编的论文集《批评语言意识》中，首次使用了“批评话语分析”这一术语，但是并没有将其缩略为CDA，“批评话语分析”及其缩略语“CDA”在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1995）一书中正式出现，这样Cadas-Coulthard和MalcolmCoulthard1996年合编的《TextsandPractices:Readingsin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很可能是首次以CDA为标记的论文集。•福柯对话语的界定：•这一学派的话语观大多都受到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影响。福柯首先把话语描述为所有的陈述。也就是说，所有有意义的言语或是文本，进而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效果的言语实践都被认为是话语；福柯有关话语的第二个定义则是指某一族群的陈述，也就是言语的某一群体特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规律性，而且具有共同的连贯和力量，据此，可以有女性话语、官僚话语、帝国主义话语等区分；福柯有关话语的第三个定义认为话语是用来解释以上陈述的有规律的实践。他的这一定义关注的是能够产生特定文本或是言语的规则和结构，也就是话语背后的规则，即话语背后的文化模型和意识形态。•文化地理学家Harvey（1990，1996）：•社会实践是社会生活成份中的一种构型，那些进入到社会实践的元素被称为社会实践的环节，话语与社会实践中其他环节进而构成了一种辨证实现关系，即话语在受到社会实践其他环节制约、影响的同时也在影响，形塑着其他环节（Fairclough2000）。•文化理论家Edgar等人：•“由于各种社会实践和机构（如政治、教育、宗教和法律）既是由话语形式组成，同时也是话语形式之内的东西，因而话语就成为了在社会语境之中意义产生和组成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话语构成了一种论述的建构，即话语是用语言系统构建人类体验社会生活的能指方式，因而也构成了知识样式”•Mills也指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并不将语言仅仅视为一种清晰的、透明的、交流的载体以及再现的形式，而是将其视为拥有自身规则和限制因素，拥有自身决定性效果的系统，这些规则、因素和效果影响到个体的思考和言说方式。”2.2话语分析•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话语分析主要包括以下课题：衔接与连贯、话语（语篇）结构、语境与话语、及物性分析、态度分析、功能分析、礼貌原则、会话隐含、会话分析、关联理论等。随着认知科学、心理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美国功能语言学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话语分析这一学科不断壮大。•话语分析所包括的课题也越来越庞杂。Blommaert（2005：26）曾对话语分析所涉及的领域做了分类。•它们包括：政治话语（Fairclough1989,1992,2000;Wodak1989;Chilton,Mey,andIlyin1998;ChiltonandSchäffner2002;SchäffnerandWenden1995），意识形态研究（KressandHodge1979;vanDijk1998），种族研究（vanDijk1987,1991,1993;WodakandMartinReisigl1999;DiscourseandSociety,11/12000），与种族有关的移民话语研究（Martín-RojoandvanDijk1997;vanLeeuwenandWodak1999），经济话语研究（Fairclough1995;ChouliarakiandFairclough1999），广告话语与推销文化（Fairclough1989,1995;Slembrouck1993;Thornborrow1998），媒介语言（Fairclough1995;vanDijk1991;Kress1994;Martín-Rojo1995;BellandGarrett1988），性别研究（Talbot1992;Caldas-Coulthard1993,1996;Wodak1997;ClarkandZyngier1998;Walsh1998;Thornborrow1998），机构话语（Wodak1997），社会工作话语（Wodak1996;Hall,Sarangi,andSlembrouck1997），官僚话语（SarangiandSlembrouck1996），教育话语（Kress1996;Clark1990,Fairclough1992;Ivanic1998）等。•3.话语研究与新闻传播研究的结合•3.1话语分析的学科延展•作为当代话语分析典型代表的批评话语分析，它将语言的文本分析与社会实践分析结合，考察社会变迁过程中语言扮演的角色，注重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构成这一较高的层次来寻求解释话语的原因，强调社会制度、社会变革与话语的互动关系与过程。•该学派吸收了语言学话语分析的成果以及巴赫金、阿尔都塞、葛兰西、福柯等人的社会分析理论。在这种分析中，所有文学话语、新闻话语、历史话语、法律条文、身份表达、各种写作乃至科学报告都被看作是社会地和历史地建构的文本，它们都是一种话语和意义的游戏，是权力建制资源的配置和再生产。•由于媒体在社会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中意识形态模式和权力关系的偏好，以媒体为具体语料或是观察对象的话语分析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起来。•从研究的层次上来说，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领域都集中了一批研究者；从研究的总体思路来看，对新闻语言的特征及其结构、新闻标题和用语如何再现与建构社会，如何巩固歧视与偏见，如何建构不同种群的身份都做了细致入微的研究，这种研究还关注媒体如何呈现那些严重影响当代政治走势和人类生活的事件与现象。•期刊：•《语篇与会话》（Text&Talk）、《话语过程》（DiscourseProcesses）、《话语与社会》（Discourse&Society）、《话语研究》（DiscourseStudies）、《话语与传播》（Discourse&Communication）、《语言与传播》（LanguageandCommunication）等。目前，传播学和话语分析结合的具体研究领域包括：视觉传播、新闻和媒介话语、跨文化传播、社论、修辞、劝服、科学传播、政治话语分析等。•3.2话语分析在传播学领域的发展•vanDijk在话语分析的基础上，对媒介话语中的不平等现象做了细致的分析，堪称话语分析与媒介研究的典范。近年来，有关媒介话语研究的文献越来越多，作者曾以“mediadiscourse”在EBSCO数据库检索（检索时间为2012年1月5日，下同），共得到有效文献240条之多，使用同样关键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外文文献库检索到25条，其中最早的一条则是vanDijk1985年的著作。中国的话语分析研究虽然起步晚，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目前已经有全国性的语篇研究协会，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不满足于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分析，开始关注传播学、文化研究等相关学科与话语分析的结合。•在理论方面，1993年中华书局翻译出版了vanDijk的《心理、认知、话语》，这是我国第一本跨学科的话语分析理论的译著。2003年，华夏出版社翻译出版了vanDijk的《作为话语的新闻》以及Fairclough的《话语与社会变迁》。2007年余志鸿的《传播符号学》出版，该著作的试图从符号学的角度对传播理论进行整合。••4.媒介话语研究的主要传统•4.1意识形态为导向•媒介话语研究大体遵循了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研究传统。这一研究传统起源于霍尔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霍尔等人的研究主要揭示媒体在当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取向以及媒体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媒体作为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工具性特征（Hall1980）。•以上研究传统实际上坚持了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媒介话语绝不是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带有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建构。•4.2媒介话语研究的实用传统•Scannell（1998：256-257）指出，在坚持媒介话语研究怀疑阐释学（Hermeuticsofsuspicion）视角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媒介话语的“忠实”的地方，即媒介话语研究的信任阐释学传统（Hermeuticsoftrust）。后者被称为一种“语用”（Pragmatic）的研究传统，即在关注广播电视和报纸新闻话语特征的同时也关注媒介话语产生的具体机构特征。•在语言学领域，则有电视新闻话语研究（Hartley1982;Montgomery2007；Tolson2006），使用会话分析模式的政治访谈和谈话节目研究（Clayman1992；Hutchby2006；Lauerbach2006；Thornborrow2000，2007；Haarman1999a，1999b），语用学视角下有关媒介话语中“分歧”的研究（例如，Liebes2000；BlumKulkaetal2002），以及对媒介话语体裁和形式的研究（RichardsonandMeinhof1999；Marriott2007）。值得注意的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包括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评价分析模式（刘世生，刘立华2012）和多模态话语分析模式为基础的分析模式在近年来也呈逐步发展之势（Iedemaetal1994；White1997，2003；MartinandWhite2005；Coffin，Lills&O’Halloran2010）•5.媒介话语研究的主要方法•5.1研究方法的多样性•Fairclough（1992，2003）对媒介话语的分析借鉴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所关注的语言特征主要有施事者、时间、时态、情态和及物性分析等；•Wodak（2001）则借助于语用学的观点和方法，提出用“话语策略”这一概念来具体考察话语模式，其中包含以下的内容：指称策略或是名词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