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政府互动与美国外交政策—以伊战为例

第卷第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月美国的外交决策过程极为复杂，它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众多因素中，媒体的力量越来越不容忽视。战后在电视的辐射中生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成为美国政坛的中流砥柱这一代人的当政意味着媒体在美国内政外交中影响的扩大，因此媒体作为舆论领袖的重要作用渐渐浮出水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了解美国媒体与政府在对外决策中的博弈实质，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美国外交决策。然而今天的新闻界是一个政治垃圾的天堂。在进入信息时代几十年后，公众仍然像闭路电视和互联网出现以前那样信息闭塞。问题在于更多选择的重要影响并不是政治新闻更广泛的传播，而是政治参与的越来越不平等，这在近些年来美国最具影响、也最具代表性的伊拉克战争决策上表现得十分突出。战前，国内民众呼声高涨、政府孤注一掷。然而，四年后的今天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实和难以预料的未来，对战争的反思变得十分必要：美国的媒体在这一不明智的外交决策中究竟了扮演怎样的角色？政府与媒体又存在着怎样的互动一、媒体在对外决策中的影响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媒体大国，其中报业雇员万人，高居美国劳工部所列全国最大雇主名单之首。四大电视新闻网加上个电视台，形成了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信息传播网络。媒体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政治家们需要通过媒体获取百姓手中的选票，财团们需要通过媒体赚取大众手里的钞票，公众则需要通过媒体了解国内外大事。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怀特说过：“在美国，如果新闻界还没有准备好公众的思想，那么任何国会的重大立法、任何国外冒险、任何外交活动、任何重大的社会改革都不可能成功。”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任何政策都需要争取公众的支持，外交决策也不例外，而新闻媒体正是建立这种支持的重要环节。媒体—政府互动与美国外交决策——以伊战为例李庆四，张如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摘要崇尚自由价值观的美国媒体同样信奉自由理念。在与政府关系方面，媒体因其监督政府的第四部门或“看门狗”角色而被赋予“无冕之王”地位。即使尊贵如总统也无法逃脱媒体揭露其丑闻，可见自由理念已深入人心的媒体在内政外交决策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然而，伊拉克战争决策表明媒体在对内报道上的公正与大胆并不表明在对外报道时同样客观和无私；与其说媒体监督了政府决策不如说它受制于政府影响并最终服务政府的战争决策。所以，媒体与政府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或合作，即使自由如美国这样的社会媒体的独立和监督也是有限度的。本文选取伊拉克战争这一美国外交决策上的重要历史时刻为案例，通过对伊战期间美国媒体涉伊报道的研究，揭示媒体与政府外交决策关系实质。关键词公众舆论；新闻媒体；外交决策；伊拉克战争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作者简介李庆四－，男，河南泌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如意－，女，山东莱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PDFcreatedwithpdfFactoryProtrialversion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一）舆论引导媒体在对外决策中的作用之一是引导公众舆论。众所周知，美国人对国际问题普遍淡漠无知，媒体几乎是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公众并非总有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很容易被煽情的电视报道所影响甚至操纵。正如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中曾引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媒介就像是受众身后的火光，将其背后的事物投射到前面的洞壁上，形成影像，人们借助这些影响去感知实际的存在，理解现实的社会，并据此做出反映。因此，媒介并非客观世界的镜子，而是客观世界与人们之间不易察觉而又无处不在的屏障。”这道屏障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或文化都有影响，甚至可以影响到一个团体的信仰与价值观，影响它对英雄与恶棍的选择，进而影响到其公众政策。美国媒体一向标榜奉行真实、客观、公正的新闻原则，不承认新闻的舆论导向作用，强调只把事实真相客观地告诉受众，力求保持新闻媒体的独立性，誓言不做政治传声筒。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如表所示，《时代周刊》战前一个月涉伊报导没有任何褒义的修饰词，甚至没有中性化的表述，有的只是崇尚自由与民主的美国人最深恶痛绝的字眼：独裁、暴政、镇压以及最触痛美国人脆弱神经的恐怖主义。最引人注意的是，尽管事实证明萨达姆与恐怖主义或基地组织根本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在所有涉伊报道的用词中，恐怖主义、基地组织以及本拉登高居榜首，占所有用词的。表《时代周刊》战前一个月对伊报导主要用词报导用词次数比例恐怖主义相关词汇（恐怖主义，基地组织，本拉登等）独裁邪恶残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暴政镇压其它（铁拳统治，虐民等）其次，是《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战前一个月所有涉及到对伊战的评论性报道。统计结果如图所示：即使是一直以坚持反战著称的《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对伊战的支持率也高达，而坚决反对战争的只有。至于以《华尔街日报》为代表的积极主战的媒体，其对战争的煽动作用更不容小觑。图从对美国主流媒体涉伊报道的统计分析看，当暴政与虐民等字眼一次次浮现在崇尚自由与民主的美国公众脑海中，当恐怖主义一次次的刺痛美国公众因而受伤的心，当萨达姆血腥屠杀与暴行一次次出现在善良无知的美国公众眼前时，伊拉克战争就成了美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很大程度上这可以解释伊战前夕美国国内社会为何如此同仇敌忾、团结一心。（二）议程设置伯纳德科恩关于媒体和舆论有一段经典论述，媒体不一定能成功地告知人民如何思考，但它“在告诉受众需要想到什么这点上有着惊人的成功”。这道出了美国媒体对对外决策的另一有效影响手段：议程设置。所谓议程设置是指现代传媒依据重要性排列问题和事件向公众发布消息的过程，也就是由媒体决定究竟什么是新闻。由于人们倾向于只关注和思考大众传媒所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大众传媒给各个问题排列的重要性次序来分布自己的注意力，因此，只要大众媒介能对一些问题进行集中报道，同时忽视或掩盖其它问题，就能引导公众注意力，进而影响政府议程。美国媒体拥有遍及全球的信息网络，政府对媒体的依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信息就是权力。媒体的集中报道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正如前白宫主管泰德索罗森所说：“那些在媒体以及新闻发布会上被反复强调、提及的事件，毫无疑问将引起白宫和总统的注意，并被搬上议事日程。”美国学者斯考特奥瑟斯和戴文基奥关于媒体引导公众注意力的研究表明，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政府发言和美联社报道都反复提到萨达姆（如图、图所示），通过仔细对比发现，政府发言和美联社新闻均存在两个涉萨报道的高峰，PDFcreatedwithpdfFactoryProtrialversion第期李庆四等媒体—政府互动与美国外交决策第二个高峰均出现在战争开始前的年月。值得注意的是，美联社涉萨报道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年月，早于政府发言中涉萨次数的第一个高峰一个月，这是政府对于媒体关注的回应表现。事实证明，媒体聚焦可以调整政府议事日程，甚至让萨达姆替代本拉登成为美国头号敌人。无怪乎美国学者不无夸张地说，“国会首先研究的问题有来自《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条”，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体对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力。图图（三）评价监督媒体负责评估并监督政府的对外决策与行为。在美国，政府的胜利有时并不为老百姓所认同和理解，此时媒体就起一定辅助作用。由于新闻报导能将复杂的国际事务肢解开来，将最简单最直接的一面呈现在普通受众面前，更容易为百姓所接受。在伊拉克战争中，媒体对于这一对外决策的评价与监督是在战争打响后逐渐体现出来的。从年月日《芝加哥论坛报》发表“儿童惨剧”一文到、月间美联社展开的大规模伊拉克平民伤亡的调查等负面报道无疑给实施政府决策带来了困难。此外，虐囚事件引发的对战争正当性的深层质疑更让决策者陷入困境，使布什政府支持率一度降至低谷。媒体评价与监督虽然使政府极度不满，却对于修正政府行为、改进政府决策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媒体对虐囚事件的及时报道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迫使美国政府和军方及时处理危机，减轻舆论压力，重塑美国人权形象。（四）决策依据由于媒体为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和选择方案，大众传媒不仅成为美国公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也是美国外交决策机构依赖的重要信息源。媒体记者派往世界各地，迅速捕捉和追踪新闻线索，及时向决策者反馈世界舆论情况，为政府提供有效的对外决策依据。正如一位国务院官员所说：我们每天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纽约时报》国际要闻，在国务院没有《纽约时报》就别想工作。在美国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外事官员通常都是先通过阅读、观看、收听媒体的消息来获悉世界各地情况，接下来才是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部门的详细报告。有时，在一些危机事件中，传媒有可能是决策的唯一信息源，尤其是当对手极其抵触官方接触时，媒体就变得至关重要。如在中东危机中，美国前国务卿中东事务官员丹尼尔克哲尔曾表示：“媒体比我们更容易接触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在看媒体报道时比看我们使馆的报告还要仔细。”二、对外决策中政府对媒体的影响前国务卿万斯说：“媒体对外交政策提案的成功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体关系着民心和舆论，没有媒体的支持，政府的外交决策寸步难行。因此，历届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中越来越重视媒体，而政府的媒体公关人员队伍则不断扩大。今天，美国首都华盛顿已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的公关专家及媒体协调人员，在白宫名官员和职员中，处于公关宣传第一线的新闻秘书办公室和交流办公室占了约。如此庞大的政府机构对于媒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影响、控制和利用三个方面。（一）政府影响媒体在美国国内社会，媒体向来是以政府的冤家对头形象出现的，从水门丑闻到间谍门事件，媒体让政府吃尽了苦头，公众相信媒体甚于相信政府，媒体的作用因此越来越重要。但事实上，政府通过官方讲话、新闻发布会等途径，无形中对媒体产生了反影响，尤其是在对外决策方面，由于政府对信息源的控制以及记者的爱国精神作用，PDFcreatedwithpdfFactoryProtrialversion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使得政府对于媒体的反影响效果显著，这在伊拉克战争中也不例外。在布什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以及国务卿鲍威尔向安理会提交有关伊拉克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后许多美国报纸的言论发生了显著变化。美国《主编与发行人》杂志年月底对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家报纸进行调查并将这一结果与月所作的调查比较结果发现支持布什政府对伊强硬态度的报纸由过去的家增加到家一些原本对是否支持开战犹豫不决的报纸（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等有影响的大报）也改变了态度主张立即开战；而对开战持怀疑态度的报纸则由家减少到家。政府对媒体的巨大影响在本次研究中也有充分体现。从月中旬至开战前的媒体态度看（如图），开战前一个月媒体的支持率一路攀高，结合当时的政府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媒体态度的影响：在年月日，布什发表题为“伊拉克的未来”的演说表明了重建自由民主伊拉克的信心及乐观前景，随后媒体支持率从上升至；月日布什对全国发表了题为“反恐战争”的讲话，将伊拉克与恐怖主义划等号，媒体的支持率飙升到。事实证明，美国媒体并没有其所标榜的那样独立与自由，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战争中深受政府言论影响，甚至沦为政府工具。图（二）政府控制媒体由于大众传媒的特殊作用，任何政府都千方百计把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也不例外。美国政府不能实行舆论封杀，但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控制。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可以分为软性控制和硬性控制。软性控制是指政府利用对信息的垄断以及在对外议题上的优势地位来控制媒体。美国政府高官常常把一些“机密”情报“泄露”给那些经过挑选的、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记者。一方面，政府利用媒体来测验民众对于新政策的态度，以便进行小成本的修补，另一方面，因为机密情报是所有记者梦寐以求的素材，为了取得素材，他们不得不与政府官员建立亲密关系，也就不愿轻易开罪这些官员，由此大大限制了新闻人的独立性与客观性。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和战区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成为新闻传播的唯一源泉。美国通过这些渠道从根本上控制了新闻话语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