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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10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典礼在我校光华楼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秦绍德与知名学者、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葛兆光为该院揭牌。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国际评鉴委员会委员、世界知名的海外汉学学者之一、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系主任钟鸣旦教授致辞。典礼由校党委副书记燕爽主持。副校长陈晓漫出席典礼并宣读了文史研究院成立文件和受聘名单。研报记者专访了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葛兆光教授。详见本报第二版。研报记者宋伟报道主办:复旦大学研究生团工委研究生会编辑委员会主任:栗建华副主任:周虎赵小斐主编:潘笑天副主编:邹阳执行副宋伟刊头题词:谈家桢主编:可口的午餐拥挤的餐堂记者:张汝伦:记者:张汝伦:研报记者宋伟范昕报道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将于年月合作在管院开设全英文课程《创业学》的消息一经多家媒体于月底发布,找“黄蕾”的人便多了起来。黄蕾,管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高级主管,主要负责这次管院与国大合作的《创业学》课程。据她介绍“这些课程是经过一年的试运行之后正式开设的,之前处于试水阶段,没做什么宣传,知道的人不多。这次经过媒体介绍,来询问是否能够旁听的同学不少!”由于管院的对外合作项目很多,而且许多课程都具相关学科内“展望”国际前沿的性质,所以想来“偷学”本领的同学比比皆是。桑旸,级人口学硕士研究生,月日注册完她就在社会与公共政策学院翻起了下复旦大学本科生课程安排表,记者发现桑旸手上翻看的“菜单”已有了皱角,显然之前早被其他同学翻看过。“我是跨学科考过来的,想补修相关课程,所以来查一下要补的课这学期有没有。顺便找找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课程,搭记顺风车……”。研究生不能进入本科生的选课系统,所以查课表是最方便的途径。各学院的教务员老师都很欢迎同学们前来“点单”。哲学学院于玉珍老师说“每学期开学我们都会将课表放在醒目的位置以方便同学们查看,鼓励学生品尝。旁听说明同学们学习热情高,我们教务员老师应该为同学做好服务,方便他们听到自己喜欢的课程。”年春季开学,经济学院一门“闾丘露薇在回忆母校时说:复旦教会了我如何学习,虽然在复旦的四年,从一个方面来说,我不是学习认真的一个学生……但是我想这并不重要,因为在复旦的四年,我有机会去旁听那些自己非常有兴趣的课程,教室,我还记得,总是有那么多的讲座……2007年3月29日,中午12点30分,复旦大学本部4203教室已经被占满了,离下午第一节13点30分开始的张汝伦讲授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课还有足足一个小时的时间。张汝伦教授讲授的西方哲学课程是复旦校园最为火爆的课程之一。据张汝伦的助教杨根东反映,“上学期张老师的课纯粹理性批判本来是在一教某阶梯教室上的,但由于旁听同学实在太多,换到光华楼一个更宽敞、座位也更多的教室”。谈起在复旦的受欢迎,张教授很坦然,“这说明同学们都很爱学习,当然我的课也不仅得到了复旦学生的认可,也得到了校外同学的认可,所以他们才都愿意来旁听。复旦校园内有许多旁听生,您是如何来看待大学校园中大量存在的旁听生的?各个大学可以说都有旁听生的存在,用北大边缘人的讲法就是有边缘人的存在。记得早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从事博士研究的时候,我的一个导师的课堂拥挤到什么程度?拥挤到他的脚底下都坐满了人,整个教室只剩下他周身半径不到半米的空间。德国人狂热的学习热情感染了我,所以我很鼓励我的学生去旁听优秀老师的课程。当然我也很欢迎其它系科和外校的学生来旁听我的课。北大有老师为保证选修课程的学生能够上到他们所选的课,规定教室的前几排位子必须预留给他们,能如何看待北大老师的这一措施?确实,旁听生过多对本校选修课程的学生造成了一些影响,这是个问题。我的学生也向我建议:能不能规定教室前几排预留给选修课程的同学。但之后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权利,也没有必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为彻底的办法是禁止校外的人来旁听,但在禁止了校外之后难道还要规定校内非本院系的同学不能来旁听?对于旁听生的问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对于“时代学生还有没有必要旁听”的问题,张教授斩钉截铁地说:“有必要。第一,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在他的作品中并不一定有反映。由于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不同,课堂讲授是对书本阅读极为有益的补充;第二,课堂讲授具有书本所不能替代的价值。阅读书本,学生只是一个人思考,而在课堂上他是和老师面对面交流,这样有助于他在不断的交流中深化对文本的理解。同时老师在课堂讲授过程中常常也能够突然获得灵感而学生也容易在和老师的面对面对话中豁然开朗……”20073106342006-200720063108E比较经济学”本科生课程的授课老师由原定的复旦的李维森老师改换成北大的周其仁教授,经济学院发布了这样一条通知:周其仁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新制度经济学”课程,曾在北大和浙大开设过,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反映强烈,收益甚丰。欢迎经济学院的各系本科生选修周其仁老师的课,也欢迎复旦大学其他学院以及上海其他高校的学生旁听;而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开设的复旦讲堂中国与世界的系列讲座,每次开讲之前都会在官方网站上贴出“欢迎选修或旁听”之类的讲座通知……同学们对旁听热情高涨,而学院和老师又支持和欢迎,这样“你情我愿”,显然复旦的午餐很可口。张汝伦教授对“时代我们是不是仍有必要面对面交流”的肯定回答让李巍十分激动,当年他曾是北大的旁听生。李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级博士研究生,谈起那段旁听生的经历他有许多话想说。“年大四的时候我报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但是对所要报考的老师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就决定去北大旁听老师的课……”年月,李巍很快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从一位没有北大学籍的旁听生变成了有北大学籍的北大人,“北大的旁听生得益于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改革,那时的旁听生都是民族的精英,他们到北大干吗呢?追求智慧的薪火、治国的良方。但到了今天,旁听生鱼龙混杂,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其中有一部分人并不是为了追求学术理想而是抱着功利的目的。”“旁听生应该遵守游戏规则”,李巍说道,“遵守游戏规则并不简单地是不破坏课堂秩序,更重要地在于不要学术性地破坏。旁听生提高个人素养,不能在没有做足基本功课的情况下就瞎提问。”对于旁听生影响学校教学秩序的问题,李巍觉得:“旁听生享受的权利太多,而履行的义务又很少,这又叫学校主管部门很难对旁听生制定什么制度,旁听生本身是学术自由的体现。旁听生多,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老师受同学欢迎,同学们有追求知识的权利,学校行政部门做规定不太好。”复旦的旁听生在上海也是出了名的,可与大的边缘人试比肩。作为有幸在北大念过书并正在复旦攻读博士学位的李巍来说对复旦边缘人与北大边缘人做个比较他再适合不过了。“北大所在的海淀区集中了许多中国著名高校。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学府与北大比邻而居,这就使这些学校的学生到北大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十分方便。相比北大的区位优势,复旦则稍逊一筹。复旦虽然也处在杨浦大学城,但在大学城中,综合性大学只有复旦一家,同济、上海财大等高校多是以理工科为主的专业性大学。而复旦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综合性大学相距较远,这就使这些学校的同学来旁听不是很方便。对于人大的学生来说,去北大听课就像走邻居一样,而华师大的学生要来复旦旁听就好比走远房亲戚。总的来说,北大旁听生多,复旦也不少。记得那个时候刚来复旦听的几场讲座,每次教室外都挤满了同学,那股学习的劲道真让我动容。”E20062002200393108研报记者宋伟范昕报道展示风采比拼实力传媒评选再度启动第三届复旦大学“望道学生传媒奖”已于今年3月启动。有着“校园普利策”之称的望道传媒奖今年的主题是“主流中的多样,和谐中的共享”。本次“望道传媒奖”面向复旦大学各校园媒体、院系刊物、各机关以及二级学院的内部刊物,其中中山、华山等医院是首次参加。活动包括校主要学生媒体新闻作品与院系刊物作品评选、作品展示以及颁奖晚会三个主要阶段。4月9日前,作品选送完毕进入送审阶段,之后,光华大道上还会进行各大媒体宣传海报的集中展示。在5月中旬的时候,将会举行本届传媒奖的颁奖典礼。2006年,《复旦研究生》参加了第二届“望道学生传媒奖”评选,这也是研究生媒体第一次参加这一活动。在去年的现场展会推广活动上,研报创意独到、设计精良的海报和易拉宝占据醒目位置,不少同学在2米高的仿真研报前大玩真人秀,获得了印有自己照片的研报头版。还有不少读者从北区特地赶到本部为研报投票。最后,《复旦研究生》问鼎“锐意进取奖”。事实上,校园报刊繁荣热闹是复旦园的一大特色,人文氛围如此浓烈备受瞩目。而校园媒体之所以能够如此鲜活,正因为校园文化丰富多彩,精彩活动好戏连台。校园媒体是一个平台,将校园文化建设的成果充分展示。同时,校园媒体更有责任为文化建设尽一分力。在过去一学年中,《复旦研究生报》的多篇文章被《文汇报》、《中国研究生》等主流媒体转载。把复旦学子的声音传递向社会。报报研报记者宋伟派克报道复旦文史研究院成立史文一、二版编辑:宋伟范昕潘笑天邮箱:2007年4月11日graduatepost@126.com第2版研报视觉执行:范昕2007年3月29日下午1点不到,复旦大学光华楼19楼历史系的一间最大的教室已经坐满了前来上课和听课的同学。这时离下午的上课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同学们等待的是历史系朱维铮教授讲授的“中国的人文传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用在朱维铮教授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已跨入古稀之年的朱维铮教授仍然坚持为研究生开课、为本科生进行专题演讲,深受复旦学子的欢迎与爱戴。同时,他也仍然坚守在学术研究的第一线,开拓创新、提携后备。近日,朱维铮教授接受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邀请,担任研究院的学术委员会顾问,与裘锡圭、王水照、章培恒等其他三位国内人文学科领域的顶尖专家共同组成文史研究院的“四大顾问”。这“四大顾问”不禁使人们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此顾问”与“彼导师”有何不同?“此研究院”与“国内其他研究所”有何殊异?朱维铮教授介绍说:复旦文史研究院和国内其他研究所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文史研究院强调:第一、研究性。文史研究院从事的主要是研究,而不是教学;第二,开放性。研究院的科研项目是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向本市、国内、国外进行招标,然后从竞标的学者中选拔研究人员。一般的研究所就是所内的那么几个研究人员进行学术攻关与研究。研究所一旦获得了选题,不管能不能做,大家都上,也不管适不适合。第三是流动性。院里的研究人员没有固定编制,而是通过双聘的形式进入研究院工作。所谓双聘就是研究人员在原来的工作身份不变的基础上再接受研究院的聘请。双聘人员的聘期,以课题的完成与否为标准,一般为1-3年,完成课题之后就离开。这与传统的用人制度不同。对于双聘制的优点,朱教授分析道,“这种流动性的工作制度是对以往聘任制度弊病的改革。过去,是铁饭碗制度。研究人员一般不挪窝,一辈子就可能呆在一个地方。这种制度导致的结果不是人浮于事就是什么事情也做不出来。中国有句古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同时,还有一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文史研究院要能做成清华学校研究院那样,就要成为一潭活水,就需要广纳人才,从世界范围内找到最合适的科研攻关人员。”朱教授说“虽然清华研究院当时的用人制度也是固定的铁饭碗,但是四大导师的存在已经足够让她名垂千史了”。清华学校研究院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至今仍为学人们津津乐道。在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的眼里清华研究院是复旦研究院的楷模和目标。朱维铮说:“我们的目标是追赶甚至赶超她。因为现在与过去相比,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无论是硬件条件还是软件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可以从全国、甚至从全世界找到最合适的研究人员,这是清华研究院当年做不到的。比较‘四大顾问’和‘四大导师’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清华学校研究院在历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记住了四大导师,我并不希望将来的人们记住复旦研究院有什么四大顾问,我希望人们能够看到从复旦学校研究院走出去的天上那璀璨的群星。”群星将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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