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录片《公司》解说词

电视纪录片《公司》解说词第一集公司！公司！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公司改写了人与人相处的秩序、国与国竞争的规则。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从有形到无形的种种成就，纷纷写下公司之名。公司是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公司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不同的国家，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引领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用法律保护个人权利、明确所有权归属，这些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场形成的前提。采访罗伯特·蒙代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我认为，从历史上看，企业家至少和政治领袖同样重要。那些伟大的企业家们，曾经让欧洲变得强大、让美国变得强大，如今也正在让中国变得强大，他们是和政治领袖一样重要的人物。公司到底是什么？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幸福，公司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一切问题从来都没有唯一和不变的答案。我们出生之前，公司早已落地生根，我们离开之后，它还将长存于世。它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未来。我们无法错过这个比我们的生命更加古老和年轻的命题。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我们想要再次回望来时路。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第二集市场无限斯密认为：“每一个人为改善他的状况而自然地作出的努力，当其具有施展的自由和安全时，就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原则”，他进而指出，不需要借助其他，这种个人的努力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当工业革命创造了相当的一批小工厂主，小企业主，把这群人推到了工业革命的最前沿的时候，这些人就痛感国家垄断政策，某些大的商业集团，商业公司，对经济的垄断的活动，是挡在了他们所试图走的那个路上，那么这些人就要求结绑，就是松绑。保罗·肯尼迪耶鲁大学教授我们可以继续通过保护主义、对外征服以及独家的垄断地位，来赚取大量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了钱，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第三集猎富时代1776年，美国独立前夜。一本不到20页的小册子开始流传。小册子名为《常识》，作者托马斯·潘恩用朴素的文字，激励人们反抗暴政和奴役。北美独立战争期间，《常识》一书对民众的影响力仅次于《圣经》。1904年，美国《企业家》杂志选用《常识》中的一段话，作为发刊词。此后百余年中，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但杂志扉页上的这段话，却从来没有改变。它被称为“企业家誓言”：“我是不会选择做一个普通人的。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我有权成为一位不寻常的人。我寻找机会，但我不寻求安稳，我不希望在国家的照顾下成为一名有保障的国民，那将被人瞧不起而使我感到痛苦不堪。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我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自豪地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已经做到了。”。“君子不言利”。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这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准则，在其他很多国家，这也是令人赞扬的社会品德。但富兰克林却告诉大家，挣钱不是贪婪，也不为谋生，而是使命，是精神，是最大限度地使人生绚丽多彩，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最好途径。“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直到今天，富兰克林的格言仍然闪亮在尘世间。对于跃跃欲试的人们来说，还有什么比思想解放更能释放他们的能量呢！加斯·塞隆纳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如果从这样一些方面来考虑，企业家是对公司未来心怀憧憬并能付诸实践的人，企业家的目标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资源重新组合起来。这就是企业家的定义。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市场经济当中，面临着不确定性，这时候需要有人高瞻远瞩，看清未来，具有这样一种素质的人就是企业家。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如果个人没有自由，法律、文化不鼓励人们冒险，不鼓励人们创新，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企业家。正如古代雅典人说的那样：承认贫穷并不是可耻之事，不努力去克服贫穷才是堕落。自由竞争，把全社会最有奋斗热情的人筛选了出来。这些曾经饱受贫寒、生活在特权之外的人获得了自由之后，他们迸发的创造力让世人敬仰。“和比自己强的人合作，而不是和他们战斗。”这是卡内基一生信奉的“常识”。他还特意撰写了一句话，让人刻在自己的墓碑上：“这里躺着的人，善用比自己能力更强的人。”合作是理性的成果。一个通过自我奋斗获得成功的普通人，没有权利阻止其他的普通人获得成功；一个通过社会赋予的自由而登上舞台的公司，没有权利控制其他公司的自由。无论是谁，如果成了自由的扼杀者，最终受伤害的，也将包括他自己。路易斯·高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基本上美国强调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收入和财富可以不一样多，但是机会必须要平等。一个没有企业家的国家是贫弱的，一个不能诞生伟大企业家的时代是缺乏创造力的。当企业家的慈善成为一种反哺社会的集体行为时，便事实上地形成了对贪婪的社会平衡。第四集进步之痛公司曾经获得了那个时代最大胆的胜利。人们对公司的狂热曾经就像一次集体朝圣。工业化的快速进程，使得世界在19世纪一百年中所发生的改变远远超过此前的三千年。然而，正因为如此，世界也不得不同时面对与进步伴生的矛盾、冲突甚至灾难。马克思则尖锐地指出了资本的贪婪本性：“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第五集危机时刻莲娜·阿赫塔尔美国金融博物馆档案主管金融是这样一种机制，需要钱的人可以从想投资的有钱人那里得到钱，不错，银行是这个机制的一部份，股票市场也是。华尔街基本上是一个引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所有的公司都是为了赚钱。这可能就是公司的原罪，人们做生意就是为了尽可能为自己赚取最大的利润。凯恩斯的理论被称为经济学的一次“革命”，有人称其影响就像是哥白尼对于天文学、爱因斯坦对于物理学。因为，它改变了此前一百多年中只由市场之手调节经济运行的理念，从此，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必要作用被重新估量。“无人能够左右变化，唯有走在变化之前。”经济危机是市场重新洗牌的过程。每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公司，都会在危机中寻找商机。第六集谁执权杖战后的世界，迎来了一个大公司竞争的时代。人们逐渐认识到：管理就是效率，管理就是利润。管理是公司创造并自我消费的产品，也是每一个成功组织的必修学问。究竟谁说了算？决策又如何执行？权力的分配、制衡和传承，对每一个渴望长大、向往永生的公司来说，都是必须跨越的制度门槛。只有时刻活在生死线上、站在悬崖边上的公司，才会拥有自我更新的主动意识，才会以非盈利组织所不具备的内在冲动，开辟出崭新的管理模式。正如斯隆所说：“在独裁者的领导下，一个机构是不能发展成为一个成功的组织的。如果独裁者知道所有问题的所有答案，那么独裁制度是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但没有独裁者能做到这一点，将来也没有人能做到。”宁向东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以职业经理人出现为标志的。在过去由所有者掌控公司，其实公司的生命和所有者的生命实际上是捆绑在一块的，这样就不利于最优秀的人，最优秀的能力进入公司，而职业经理人进入到公司的管理岗位上边，和所有权实现了分离，这两权分离，就意味着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生命它可以延续下去，它可以从一个最优秀的人手里发扬光大。职业经理人真正走上大公司的管理舞台。企业的命运从此超越了血缘和运气。美国学者钱德勒认为：当一个企业中层和高层皆为领取薪水的经理人员所控制的时候，便可适当地称为现代企业。公司完成自身现代化的这场革命，逐渐影响到世界各国。罗格·马维蒂康兰公司首席执行官下一代人不一定能够和上一代人一样聪明，一个人可能是成功的创业者，但他的继承人，儿子或女儿，却不一定具有同样的天赋。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族代代都有才人出。公司可以传给子孙，经营公司的秉赋却不一定能遗传。要想实现“公司无限大”和“公司万年长”这两个梦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显然是更为理性的选择。一个开创了公司的人，能为它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许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离开。1956年，当职业经理人斯隆先生带着荣耀退休时，通用汽车公司选出了新总裁。斯隆坦然承认：“雀屏中选的不是我想要的人。但是，这个人选我无法反对。”他坚信那句老话：“别让现任者指定继承人，否则你得到的将只是二等复制品。”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说：组织的目的是使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20世纪中期，作为公司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管理发展成为一门公共学问。当所有权日渐分散在大小股东手里，习惯了搭便车的股东们关心的是股票价格而不是公司经营；经营权都交到了经理人手里，却没有能够真正制衡经理人的力量，权力和责任的失衡，供养了一批现代帝王。但是，在重新寻找责任人的时候，可以挑选、可以评判、可以撤换管理者的现代公司制度，依然是迄今为止最可依赖的纠错、校正系统的提供者。路易斯·高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从2007年到现在的大衰退期间，出现了很多对经理人的批判，但取而代之的还是职业经理人。我们不会退回到从前，因为这已经是更好的了。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职业经理人和风险管理者。在任何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中，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企业是这样，政府也是这样。要想基业常青，制度比人更靠得住。但世界上从来没有尽善尽美或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每一种选择都有成本和时效。对任何组织而言，当旧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信任被渐渐折损，唯一的办法是求取新的平衡，建立新的信任。第七集各领风骚面对强大的美国公司，松下提出了自己的发展思路。他对属下说：从前是以一个日本人的立场来考虑事情，如今要以一个世界人的眼光做出判断。作为一个经济的世界人，必须利用本民族文化的优长，才能从事世界性的经济活动。人们发现：公司归根到底是人的组织。在制度和理性之外，要想调动人、激励人、凝聚人，唯有文化。那是公司管理的更高境界，也是效率和利润的新来源。只有那些善于汲取先进文化、并创造出自己独特新文化的公司，才可能成为时代的佼佼者。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改变了日本人的时间观念。“迟到”一词，随之出现在近代日语中。自明治维新以来，主导开放改革的日本精英阶层就意识到，思想解放是国家进步的根本。堀真清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只有公民每个人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人，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立国和使个人独立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尽管有很多方式能够帮助立国，但福泽强调必须重视经济。日本《公司法》出台的1890年，国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宪法》强调了天皇的绝对权力，但也赋予了民众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规定：“日本臣民，其所有权不受侵害。”橘川武郎一桥大学研究生院教授从根本上来说，欧美注重个人主义，股东是一个一个的个人，经营者也只是考虑自己，考虑个人的升迁。而日本人认为，只要公司壮大了自己也会变强。把个人的命运和公司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在一起来，这是最大的不同。我想亚洲其他国家大概也是一样的。1946年颁布的日本《和平宪法》中，天皇只作为国家象征保留，特权和身份制被彻底废除，平等原则被明确写入，同时写入《宪法》的还有：“财产权不得侵犯”。丰田汽车的生产线上，有一根特别的拉绳，被称为“安东”绳。任何一名员工只要发现异常，就可以拉动绳索，停止生产，以防止次品流入下一道工序。拉动安东绳的责任和权利，让工人不再只是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不再是可以任意替换的一个标准化零件。他们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有情感、被重视的人。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沿一总结说：日本企业的成功，远不只是公司歌曲和终身雇佣制度，而是在组织中重新发现了人。归根到底，公司并不是豪华建筑、财政利润、战略分析和五年规划。而要想调动人的因素，文化的力量无形胜有形。但文化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只有善于学习和开放的文化，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堀真清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既留下已有的东西，同时引进新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日本文化的混杂性。日本人很擅长引进新鲜事物，所以能够在自由运用新事物的同时，也不会丢弃已有的东西，而是保留它们原有的形式。新事物和旧事物，在这种并不冲突的状态下演化至今。艾拉·杰克逊克莱蒙特大学德鲁克管理学院院长日本公司首先关注人，他们认为管理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数量为本”，或者“以利润为本”。他们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