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新媒体事件研究

專輯序言邁向新媒體事件研究邱林川、陳韜文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南加州大學傳播學博士。主要研究興趣包括信息傳播技術、社會階層與階級、全球化及社會變遷。電郵：[e-mail]陳韜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長江學者講座教授，並為本刊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傳播、國際傳播和新聞研究。電郵：[e-mail]摘要關鍵詞：200919–3720TheChineseJournalofCommunicationandSociety,9(2009)ApproachingNewMediaEventsResearchJackLinchuanQIUJosephM.CHANAbstractWhatare“newmediaevents”?Whyshouldwestudythem?Whataretheirconceptualorigins?Howsignificantaretheyintoday’sChinesesocieties?Whatconceptualandmethodologicalissuesdotheyentail?Asresearchers,howshouldwemeetthechallengeofstudyingnewmediaevents?CanweseizetheopportunitiestheyoffertoenhanceChinesecommunicationresearchandevenstudiesoncommunicationandhistoryasawhole?Thisforewordtothe“newmediaevents”specialissueprovidesanoverviewoftheaboveques-tions.WestartfromDayanandKatz’stheoreticalframeworkof“mediaevents”andgobeyondittoconsiderthelatestchangesinChinesemedia,especiallyrecentdevelopmentsbasedonnetworkednewmediatechnologiesaswellastheincessant“newmediaevents”thathaveunfoldedinrecentyears.Fromamacroscopicangle,weidentifykeyproblemsregardingcommunicationtech-nology,socialstructure,andthemakingofhistoryinordertopreparereadersformorein-depthanalysisinthevariousarticlesofthisspecialissue.Theseincludecrucialtopicssuchasdiscursiverights,thepublic/privateboundary,mediasystem,andsocialconsequences.Wealsoattempttodelineatethedefinitionandcategorizationofnewmediaevents,whilestressinga“contemporary-historyperspectiveoncommunicationstudies”thatneedsfurtherdevelopmentinfutureresearch.Keywords:newmediaevents,Chinesesociety,discursiverights,contempo-rary-historyperspective21華人學者一向重視歷史。《傳播與社會學刊》自2006年創辦以來，已推出兩次專刊，從時間維度對華人傳播研究進行梳理，一次在香港回歸十周年之際（第三期），另一次則是大陸傳媒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第六期）。今次專刊時逢2009年，要紀念的實在太多。我們選擇回到「事件」的原點來審視媒體與社會領域中的新情況、新問題，目的當然不是避重就輕，而是希望藉此探究事件與媒介如何在新社會環境下互相構成這一根本性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得益於2009年初我們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舉行的深度工作坊。為期四週的研討主題是「新媒體事件：網絡、公民與社會權力的重構」。本期專刊刊登了工作坊部分研討成果，以饗讀者。問題的提出首先，歷史是由事件組成。但什麼才算得上「事件」？在古代，這要看司馬遷等史官的判斷，也要看焚書坑儒者的慈悲。到近現代，雖然有了「書寫歷史草稿」的新聞業，但還要看政治原則、資本邏輯和市場規律。時至今日，重要的社會歷史事件均需借助媒體。可以說，歷史的生成演變、集體記憶的記錄分享，都要依賴媒體對「事件」的選擇與建構。關於「事件」的傳播過程就是一個創造歷史的過程。作為傳播學者，我們應如何分析這些各式各樣的「事件」，尤其是那些以網絡媒體為載體的「新媒體事件」？我們從中可產生出哪些值得深入探討的理論視角、研究方法和階段性結論？其次，雖然大眾傳播學確有輕視歷史的傾向，但在關於傳媒與歷史的研究中，傳播學者還是有所建樹的，其中尤以戴揚和卡茨的《媒體事件：歷史的現場直播》為代表（Dayan&Katz,1992）。1該書涵蓋冷戰結束前十餘年的全球性重大歷史事件，集中體現了傳播學者對大眾媒體，尤其是衛星電視直播「事件」的研究成果。然而，這個以大眾傳播為根基的經典「媒介事件」模式是否足以反映近年出現的重要變化？近年來最明顯的變化當屬新型網絡媒體，即「新媒體」的出現。以中國大陸為例，至2008年底，已有網民近3億，手機用戶逾6億4千萬，總量均居世界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2009）。在2220093億網民中，78.5%有在互聯網上閱讀新聞的習慣，54.3%擁有自己的博客（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2009）。這在1993年的時候是難以想像的。「新媒體」不光是傳播形式上的變化，更重要是它與傳統大眾媒介在社會權力結構上有相當大的分別。它不再是昂貴、一對多的廣播，而可以是廉價、多對多的「群眾書寫」（吳筱玫，2009）。「新媒體事件」因而可以繞過官僚新聞體制讓普通百姓發聲，當代社會事件的進程因而也變得更為自下而上、更快、互動性更強，同時也更容易跨越邊境，在中港台三地、全球華人乃至非華人圈子裏產生巨大影響。「新媒體事件」的背後，其實是一種新的「書寫歷史草稿」的傳播機制：公民新聞（citizenjournalism）與大眾輿論。近年來，公民新聞在全球蓬勃發展（Gillmor,2004）。華人社會裏，同樣看到公民新聞開始起到傳統大眾媒體起不到的作用（孫曼蘋，2009）。這不是簡單的技術影響，而是反映華人社會公民意識日益增強和公民社會逐漸形成（胡泳，2008；楊國斌，2009）。再加上隨着中國國力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中快速冒升，華人社會的傳播機制有可能影響到世界傳媒的明天，因而更受國際關注。這些變化都與冷戰剛結束的九十年代初有天壤之別。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媒體事件」，並在結合華人網絡傳播與社會現實條件的基礎上，對「新媒體事件」進行深入探究：到底它「新」在哪裏？哪些是對已有權力結構的延伸，或是向過去的回歸？為什麼它在不同華人社會中不斷出現，並產生舉世矚目的影響？具體事件中的傳播機制如何因社會條件、媒體生態的不同而產生差異？或因事件性質的差別而又有所不同？「新媒體事件」對我們了解傳播與歷史的演進到底有何實質意義？必須指出的是，歷史演進也好，回歸過去也罷，強調「事件」的關鍵作用並不是要為任何線性歷史觀做背書。無論用樂觀的技術進化論，還是悲觀的社會退化論來解釋新媒體事件，恐怕都過分簡單。「事件」之所以成為「事件」，是因為有打破常規、難以預料的地方，是因為它可推動歷史沿着非線性的軌跡起伏跌宕。更準確的說，關鍵事件正是歷史的拐點，可以最充分地表現多元歷史解讀和替代性歷史發展道路。上面說的是具體的關鍵事件。如果更概念化一點，「事件」作為歷23史研究和傳播研究的一個分析單位，其實近年來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如前所述，重要的現代社會事件都需借助媒體。長年累月下來，政經勢力學會了運用、影響或操縱媒體，在事件上做文章。有的事，本來雞毛蒜皮，卻鬧得沸沸揚揚；有的事，本應關係重大，卻被遺忘。由傳統實體政治向「媒體政治」（mediapolitics）或曰「資訊政治」（informationalpolitics）（Castells,1996）的轉變過程，絕不是民主化這麼簡單。表面上熱鬧非凡的「新媒體事件」，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挑戰了不公平的社會結構？碎片化、常規化了的「新媒體事件」，會否淪為傳統精英階層維持特權、防止出現革命性社會運動的安全閥，抑或煙幕彈？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思。「新媒體」事件對戴揚與卡茨而言，傳播技術的演變是他們最初關注「媒體事件」的原因之一。「正是電視上的撒達特令我們對媒體事件產生了最初興趣」（Dayan&Katz,1992:25）。撒達特（Sadat）是當年的埃及總統，也是第一位正式訪問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領袖。在他之前的埃及總統納賽爾（Nasser）就善於利用廣播，尤其是開羅電台（RadioCairo），來推動泛阿拉伯民族主義。撒達特雖在外交政策上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但對媒體的控制和使用卻保持一貫，尤其針對電視的使用。與廣播不同，增加了視像功能的電視可以超越阿拉伯語的文化邊界，再加上當時衛星傳輸技術已漸成熟，撒達特1977年到訪以色列的畫面可以透過衛星電視向全球直播，達到空前效果。美國主要電視台甚至因此中斷報導全明星美式足球賽（Dayan&Katz,1992:67–68），可見當時衛星電視的威力。衛星直播電視其實也是當年的「新媒體」，「對歷史的現場直播」也正是基於傳播技術演變而提出的新命題。由此出發，戴揚和卡茨將當年媒體事件總結為三大類型（genre），包括「挑戰」（Contests，如奧運直播）、「征服」（Conquests，如阿波羅飛船登月）、「加冕」（Coronations，如戴安娜與查爾斯的婚禮）。它們均需依靠衛星電視技術方可在全球達到可觀的規模與影響。242009應指出的是，所謂技術，不單指純物質層面的科技成果，更包括組織層面和文化層面的種種安排（Pacey,1985）。全球衛星直播之所以能夠進行，光靠科技是不行的。它一方面還要看政治組織和商業機構間的跨國合作，尤其涉及戴揚和卡茨着墨甚多的「事件組織者」（eventorganizers）。另一方面，它更是一種儀式性傳播（ritualisticcommunica-tion，見Carey,1989;Yang,2009），強調諸如和平、勇敢、族群意識等特定的共識性文化價值，而不是為了傳遞新資訊。為了達到這一儀式性的文化功能，「媒體事件」有時會被過分放大，引致超出甚至歪曲事件本身的實際歷史功用。「媒體」在承載「事件」的同時，也可以異化「事件」，這亦是戴揚與卡茨的原有之意。從這個更完整的社會—技術視角來看，現代媒體不是外在於社會的物理存在，而是人類歷史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怎樣的社會就會有怎樣的傳播技術，兩者不可分開。「新媒體」因而是整合傳媒體系乃至社會體系中創新因素的重要平台。所謂創新，在當年阿以衝突、東西方冷戰的語境下，表現為對全球共識的追求，是大眾媒介體系由國家、陣營的內部向更廣闊空間範圍的跳躍式發展。時至今日，在二十一世紀初的華人社會裏，「新媒體」又有了更新的技術、組織與文化內涵。在技術層面上，「新媒體事件」的傳播形態不再是衛星電視，而是新興的網絡媒體，包括互聯網及手機網絡。「新媒體事件」因而又稱為「網絡事件」（楊國斌，2009）。網絡媒體成本低、互動性強，可迅速實現跨境傳播，方便草根人士使用。這些新媒體傳播及「公民新聞」的基本要點，在本期每篇文章中都有論述。那麼，令新媒體成為重大歷史事件載體的社會組織是什麼？它不再是電台或電視台，而是門戶網站、手機營運商、BBS論壇、博客，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