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第22卷第1期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Vol.22No.12009年1月JOURNALOFNINGBOUNIVERSITY（LIBERALARTSEDITION）Jan.2009——————————————收稿日期：2008-03-25基金项目：宁波社科基地课题（06JDY06N）。作者简介：朱爱武（1966-），女，浙江宁波人，宁波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朱爱武（宁波大学商学院，浙江宁波315211）摘要：宋朝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的重要时期，明州是宋朝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明州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发展成为宋代重要的地方经济区域中心，对当地的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促使宋政府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并对市舶司官员的考核进行了严格规定，同时经济发展使商人地位得到提高，商人可入仕为官。此外，海外贸易的发展还对明州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键词：宋代；明州；海外贸易；社会生活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24（2009）01-0062-05宁波又称明州，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始发港之一。唐宋时期，明州与高丽和日本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与东南亚和波斯湾各国也保持着一定的贸易关系。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正式设立明州，治小溪（今宁波鄞江镇），下辖鄮县、慈溪、奉化、翁山四县。明州的设立以及行政区域的划定，使它从一个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发展成为重要的地方经济区域中心，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海外贸易的繁荣，也加强了明州与国内外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明州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一、宋代明州海外贸易概述宋代由于西北陆路上的吐蕃、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相继崛起，陆上“丝绸之路”完全被阻塞，东南海路成为宋王朝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政府出于财政税收和政治外交的目的，采取了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宋代航海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造船业十分发达，明州又处于有利的地理位置，区域经济发达，加上市舶司的设立，为明州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使明州从一个并不有名的城市，发展成为宋代著名的四大港口之一。明州是宋代政府特批的对高丽和日本进行贸易往来的唯一一个贸易港口。咸平二年（999），宋真宗下诏，令在明州设市舶司，专门负责海外贸易事务。神宗元丰三年（1080）8月，中书省下令“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藩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1］否则以违制论，由此确立了明州与日本和高丽贸易中的地位。此外，明州还与南海诸国和波斯湾沿岸各国保持密切的交往。宋代明州港对外贸易的国家不断增多，对外贸易商品品种也日益增加。宋代通过明州港出口的中国商品主要还是以丝绸制品和陶瓷制品为主，但与前朝相比，原来昀大宗的出口商品丝绸已经被陶瓷所取代，此外铜钱、书籍等商品的出口也大大增加。宋代出口商品的种类见表1。进口商品的种类也明显增加，《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中记载的货物就达400种左右，《宝庆四明志》又列了170余种。输入的商品种类繁多，大致如下（见表2）。从进出口商品的种类看，出口以手工业制品为主，进口以高档奢侈品为主，两者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这种贸易结构使贸易双方相互依赖，竞争性不强，而且对宋代更加有利。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已经与国计民生发生联系，对当时明州的政治、区域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1期朱爱武：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63表1宋代出口商品分类表类别品名手工业制品瓷器、陶器、丝绸、布帛、书籍、漆器等金属制品铜器、铜钱、金银、铅等工艺品玩具、乐器、伞、梳、扇等农副产品茶、糖、酒、米、盐、药材等注：根据《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诸藩志》《宝庆四明志》《高丽史》等制作。表2宋代进口商品分类表［2］种类品名珍宝金银、象牙、犀角、珊瑚、玳瑁、翠羽、玛瑙、猫儿眼等香料沉香、乳香、龙涎香、蔷薇水、檀香、笺香、光香、安息香、生香、麝香木等药材苏木、阿魏、肉豆蔻、胡椒、丁香、木香、鹿茸、白豆蔻茯苓、人参、麝香等日常用品吉贝布、番布、高丽绢、绸布、松板、罗板、席、乌婪木折扇等军事用品硫磺、日本刀、皮货、筋角等二、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当地政治的影响在高度中央集权制度的社会中，政治具有超越经济的力量，能干预经济活动的展开，甚至是行业的发展。宋代对海外贸易采取鼓励的政策，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而海外贸易的繁荣反过来又对明州的政治产生了影响。（一）专司海外贸易职责的市舶司的设立宋代政府为鼓励海外贸易的发展，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负责海外贸易的管理和征税。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在杭州设立两浙路市舶司，淳化三年（992），迁至定海县（今宁波镇海），后移至明州城内，不久迁回杭州。咸平二年（999），真宗下诏，令在杭州和明州各设市舶司，统由两浙路市舶司管辖。明州设市舶司后，对外贸易的地位迅速上升。神宗元丰三年（1080）规定与日本和高丽的交往必须从明州出发，元丰八年（1085）9月，又敕令非明州、杭州、广州三市舶司，不准签发去南海诸国出海证。这样，明州成为宋代与高丽和日本贸易的唯一通道。南宋时期，由于都城南迁，明州的商贸地位进一步提高。当时来两浙的海外船只大多数停靠在明州，光宗、宁宗时期，作为管理对外贸易事务的杭州、江阴、温州、秀州四个市舶务相继被废，明州市舶务一度成为两浙地区唯一从事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直到南宋灭亡。明州市舶司的设立，表明了宋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也说明了宋代明州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州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二）市舶司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宋代市舶司或市舶务，开始并无专职编制，以知州为提举市舶使，通判为副（判官），日常主要工作由判官负责，神宗元丰三年（1080），由转运使兼任。随着海外贸易不断发展，市舶司官员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徽宗大观元年（1107），设提举市舶使之职，后几经反复，于孝宗乾道二年（1166）被废除，由转运使提督、知州、通判、知县和监官共同检视，转运使副手为主管官。宋代市舶司官员的编制，有提举市舶使、判官和监官，前二者或专职，或兼职，后者则为专职。［3］市舶司官员的才能和品行直接影响海外贸易的发展，如果官员正直清廉，招徕得力，海外贸易的发展就有了保障；如果贪婪无度，则海商视市舶抽买为畏途，海外贸易必受影响。宋代市舶提举使多由朝廷委派，吏员、重要职位则由提举使带来的亲族或亲信充当。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可由他处的市舶司转来担任。担任市舶提举使的官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仁宗时规定：兼任市舶使的知州必须有少卿以上官职；高宗时规定：市舶库监管人员应由未犯过赃私罪的文武官员担任。64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宋朝还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市舶司官员须到中央部门供职要有一定期限予以考察。如任满三年确实廉洁谨慎，没有触犯有关规定，由本路转运副使保奏，给予奖励。官员任满，必须上缴在任期间的征税册籍，以为考核之用。为鼓励市舶官员，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规定官员在任期间，关税收入按规定无缺欠，有奖；超额完成，更有奖。真宗天禧四年（1020）规定，市舶司官员征收抽解额能递年按要求完成，则可转官，优加任用。徽宗政和五年（1115）规定，招徕舶商、舶货及抽买宝货数量有明显增加，准予转升一官。高宗绍兴六年（1136）下令，凡招徕番商舶货及抽解和买生息增加的，可以补官递升，并有赏；对贪污、渎职和横征暴敛者，则予以惩处。（三）商人可以入仕为官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也带动了商业活动的活跃，原本重农抑商，农本工商末的观念日趋淡化，商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商人在政治上取得了合法的入仕权。唐朝商人不得入朝为官，宋初虽然也明令禁止商人参加科举考试，但后有所松动。商人子弟不仅可以进入官办学校就读，甚至还可以进入京师国子监与高官贵族子弟一起就读。此外，宋代居民等级的划分，不再单纯以血统和仕禄来规定，更多的是从所拥有的财产的多少来衡量。宋代农户定为五等，定等的依据是“量户力高低”，大体上一、二、三等属于地主阶级，占地多，财产多，称为上户，四、五等属于下户，田少业少，挣扎在贫困线上。坊郭户按照财产多少分为十等，上五等“百万者居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下五等为“贫弱之家”。由于以财产多寡定等，宋代的商人不复前朝的“抑”、“贱”身份，可以入仕为官。为官之道有二：一是参加科举考试，合格者直接入仕为官；二是向官府交纳一定的钱财谋取官位。三、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宋代建立后，政府鼓励垦荒，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也不断提高，加上经济重心的南移，促进了宋代明州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而海外贸易的繁荣加强了明州与海外各国的联系，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明显比前朝发达，商品经济观念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宋代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此，宋代明州海外贸易的繁荣对社会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唐宋以来，明州远离战乱，相对和平的环境不仅促进了当地人口的自然繁殖，还吸引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人口的大量迁入，对明州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虽然记载明州人口的历史资料很少，现有的资料如《宝庆四明志》等的数据错误较多，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宋代明州地区的户数呈稳定的增长趋势。人口快速增长，而土地总面积并无多大的变化，一定的土地上人口容量是有限的，宋代明州出现了“人稠地狭”的局面。人们开垦荒地，围湖造田，但土地增长的速度还是跟不上人口的增长，这样有部分人就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事与农业关系不大的商业和手工业。而海外贸易的丰厚贸易利润吸引了明州人从事与海外贸易有关的行业，他们或成为海商，操舟牟利；或离开农业，改事手工业等与海外贸易相关的产业；或转变种植结构，生产适合于出口的农产品。因此，两宋时期，明州人口的大量增加，促进了与海外贸易相关行业的发展，也使明州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一，原来的庄园经济让位于租佃制度。宋初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放任土地兼并和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制。漆侠先生曾指出：在宋代土地所有制中，各种国有土地占垦田总数的4.3%，而私有土地占总田数的95.7%。［4］与此相应的是租佃制成为主要的剥削方式。地主与客户的关系是租佃契约关系，佃户不论收成好坏，必须按照契约规定向地主交纳地租，契约满后佃户有退佃的权利。客户直接编入国家户籍，承担国家某些赋役，而不再是地主的“私属”，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减轻。第二，非农业人口的出现。宋代非农业人口被称为坊郭户，是宋代社会结构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宋朝以前，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没有单独列为户籍，城乡人口的划分并没有大的区别。随着商第1期朱爱武：宋代明州海外贸易发展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65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城市人口迅猛发展，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中估计，北宋有1350个有行政官署的城市中约有150座人口超过万人，全国城市人口比重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而美国华裔学者赵冈先生则认为这一比例可高达20%。［5］第三，手工作坊中，原来带有强制性的指派和差人应役被招募制所代替。工匠主和工匠的关系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工匠的报酬是按照产品数量和质量来计算的，工匠的人身束缚已大大减轻。（二）城市、镇市、墟市的发展唐代前期，城市实行坊市制度，居民区和商业区有严格的区别，后期这种界限有所突破，到了宋代，这一限制完全消失。城市的布局不再是封闭式坊里制度，商人可以到处开设商店，因而出现了住宅区和商业区相互交错的局面，出现了新型的商业街道和场所。从《开庆四明志》卷七《楼店务地》所列的地名中，有“盐蛤桥”、“棺材巷”、“石版巷”、“油车巷”等，可以证明城内有各式各样的物资加工行业，此外还有“花行”、“饭行”、“卖席桥”、“竹行”等专业市场。宋代以前，市是交易地点，镇是军事戍守点。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军镇逐渐向市镇转化，市、镇成为工商业活动场所，并有了较大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