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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一、三峡工程不确定风险分析——节摘自《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李锐(前水电部副部长)编者注:这是上世纪关于三峡工程方案的风险分析,分析者据此投了三峡工程的反对票。在三峡工程将正常完工,发挥效益的今天,持续关注这些风险及其实际发展态势,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1.三峡工程能解决长江流域的防洪问题吗?且合理吗?洪水的成因不同、流域内的情况不同,洪水的后果自然也不同。中国洪水的成因与原苏联的不一样,原苏联的洪水是融雪造成的,而中国的洪水是雨季的大雨、暴雨造成的。虽然在一般情况下,长江流域的上、中、下游各支流的洪水来水时序稍有错开,但6、7、8这三个月中长江的洪水总量仍然非常大,要想用一座大水库来拦蓄是不可能的。现在三峡工程采用的175米大坝方案最多只能装200亿立方米的洪水,防洪作用有限,可是却会造成重庆港的严重淤积。何况,三峡水库只能控制长江的四川段来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主要仍应靠堤防,使洪水尽量下排入海,这是中外古今行之有效的办法。此外,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洪水时,洪水抬高了干流水位,长江沿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等平原地区因降暴雨而积累起来的水无法排入长江,所以这些地区的80%都出现了先涝后洪的局面。因此,即使修了三峡水库,也解决不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暴雨造成的涝灾。从防洪的角度来看,三峡水库实际上主要的作用是保护湖北沙市一带的荆江大堤,减缓洪峰对荆江北岸的冲击。林一山他们认为,如果不修三峡工程,那么,遇到1870年那样的特大洪水,万一荆江破堤,就会有几百万亩土地要被淹、上百万人的生命受到威胁。但是,1870年发生那次特大洪水时,荆江大堤并未溃决;经过一百多年来不断的加高、加固,现在的荆江大堤比那时稳固得多,即使遇到那样规模的特大洪水,也不见得就会溃决。何况,现在的气象预报和洪水预测日益进步,完全可以在长江洪水来临之前预作准备。如果只能达到这样有限的防洪目标,花这么大的投资来修三峡水库是否值得,是应当深入研究的。防洪不仅是个水利工程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大型洪灾是多少年才遇一次,如果投入巨资修三峡这样的水库,只是为了防御多少年一遇的洪水,而水库修好后多少年内又未遇到这样的洪水,那么所投入的资金及利息就浪费了,其损失是非常大的。若投入几千亿元资金修防洪水库,几十年内却没有遇到百年一遇的洪水,那么几十年内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达到几万亿。2.要发展水电建设就非建三峡电站不可吗?我国的水力资源居世界第一,开发条件也极其优越,可是现在已开发的水力资源还不到10%,连印度的水力资源开发程度都达到了20%多。过去近百年来,各国无不优先发展水电,像美国和欧洲已把容易开发的水力资源都开发完了。以前,世界上很多国家以水电为主,有30多个国家总发电量中水电比重达到过90%以上;现在,有40至50个国家的水电比重仍超过50%。可是在我国,由于水利部门坚持依靠大型水库防洪的方针,好大喜功,几十年来把主要精力用于催促三峡工程的上马,严重妨碍了我国水电的开发进度。从加快水电建设的角度来看,长江上游有多处投资少、移民少、见效快、条件优于三峡的大型水电站选址。例如,金沙江上的溪洛渡、大渡河上的瀑布沟、嘉陵江上的合川等,水电系统早就完成了这些水电站的勘查设计。如果在长江上游的这些地方修建多处水电站,同样可以形成像三峡电站那样规模的发电能力,但所需投资却少得多,麻烦和风险也小得多。可是,由于水利部门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三峡,对金沙江等流域这么好的水电开发条件就是不感兴趣,结果长江上游的这些水电项目始终上不了马。当年兴建葛洲坝水电站就是一个错误,花钱很多,发电效果又差,对航运也不利。葛洲坝电站无法发挥水电站的优点、在电网内调峰。因为它的下游没有反调节水库,一旦在电网内参与调峰,其下泄水流的不断变化就要影响航运。同时,汛期一到,为了“排浑冲淤”,就不得不开闸放水,库内外落差变小,发电能力大幅度下降;当洪水到来时,甚至完全不能发电。所以,如果当年不修葛洲坝水电站,而将资金投入长江上游的水电站工程,是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与葛洲坝水电站类似的三峡电站,今后很可能发生与葛洲坝电站相似的问题。3.三峡水库淤积的后果实难解决!三峡水库还有一个至今未解决的大问题,即泥沙淤积问题。等到水库的蓄洪水位达到设计的175米时,回水将上达重庆。这样,洪水季节江水从上游带来的大量泥沙将会淤积在重庆港区,把重庆港变成死港;同时,嘉陵江口会出现因泥沙淤积而形成的拦门沙,从而抬高嘉陵江的洪水水位,增加重庆市的洪灾威胁。在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中,并未找到解决泥沙问题的办法。于是水利部门使用了这样的语言,“这个问题将来总有办法解决的”,以此为“依据”通过了泥沙问题的论证。有些专家建议把三峡水库的蓄水位降至160米,这样库尾的回水就到不了重庆,泥沙淤积也不至于影响重庆,可是水利部门的负责人执意不听。从地质角度看,三峡地区是个地质上尚处幼年的不稳定的河谷,两岸山坡不稳定,容易发生滑坡岩崩,水库范围内共有四百处这样的险区。三峡中阻碍航道的险滩,都是历史上的滑坡、岩崩造成的。清朝时长江有两次大岩崩,使长江被堵塞而断航,最长的一次断航达二十多年。近年来,三峡库区的云阳、奉节、巫山、巴东也曾发生过多次滑坡岩崩,冲毁房了屋、田地,滑坡体侵占了长江江面,影响航运。将来建成水库后,库区水位抬高,两岸的山坡长期经水浸泡后,不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大。库区范围内的十几个县原来都有过泥石流,水库建成后泥石流的隐患会更严重。当年在中顾委小组开会时,我那个小组里有位贺彪同志,当年在洪湖、鄂西山区打过游击,对这一带的泥石流印象特别深,他是坚决反对修三峡工程的。长江三峡地段构成淤积的不仅仅是泥沙,还有卵石、砾石。修建三峡水库后,这些卵石、砾石常年累积,将抬高重庆以上的洪水水位,造成四川上游的洪水灾害。这是水利专家黄万里根据实地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当年修黄河上的三门峡水库时,他就预言会出现淤积。三门峡大坝刚建成、开始蓄水时,泥沙淤积就向渭河上游延伸,逐渐威胁到西安市的安全。当时周总理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个严重问题,最后决定放弃三门峡水库的防洪和发电功能,打开坝下底孔、并在坝旁山内开挖大隧洞,泄洪排沙。这样,虽然缓解了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但这个水库也事实上报废了,投资完全被浪费了。可是,水利部门的负责人并不接受三门峡水库的这个教训,仍然一意孤行,坚持三峡工程的施工。三峡水库拦截泥沙造成淤积后,还会出现新问题。由于水库蓄水后下泄的水流中携带的泥沙比过去少了,这就会影响下游河床的变化,减少河床上的泥沙淤积,使下游的堤防易于受到冲刷。一旦堤防的基础被掏空,堤防就无法稳固。这个问题目前还未引起注意。4.阻碍航道和移民:三峡工程造成的两大难题!三峡工程除了淹没损失大、破坏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外,还有航运、移民等一系列难关。长江是一条航运繁忙的水道,本来从上海可以坐船直达宜宾。修了三峡水库后,通航条件将明显恶化。在三峡大坝上计划修建五级船闸,第一级最高最大,仅闸门就高65米。如此大的闸门,技术上非常复杂,世界上还没有先例。在五级连续船闸中,只要有一个闸门坏了,五级船闸就都陷于瘫痪,航运就完全中断了。葛洲坝大坝只有一级船闸,又是低水头,还曾发生过多次事故,一出问题就几个月不通航。将来三峡大坝船闸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更大,这怎么得了?为了修建三峡水库,需要移民一百几十万。为了建个水库而如此大规模地移民,中外罕见。我曾经手处理过新安江水库的移民,对库区移民之难体会最深。新安江水电站应该说还是个成功的水电工程,它没有泥沙问题,水库形成的千岛湖也变成了旅游区。新安江水库淹没了两个县城,共移民28万人。五十年代组织新安江库区移民时,几百块钱一个人,敲锣打鼓把人欢送走了。可是,1979年我回水电部工作时才知道,新安江水库已经建成快20年了,但是仍然有二万移民的问题未解决,移民后遗症严重,还得继续花大笔的钱解决这个遗留问题。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在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库区外围山区安置移民,即所谓的“就地后靠”,是很危险的。在库区周围的十几个县内,容易开垦的地都已开垦过了,若为了安顿移民而进一步往山坡上开垦,当然会破坏当地本来就不好的水土条件,发生泥石流或滑坡的可能性也明显上升,无疑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何况还有700多个工厂、若干城市也要往山区迁移,最后必然是破坏植被,令水土流失更为严重,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可怕之至!三峡工程管理部门说有400亿元经费就可全部解决移民问题,这个保票是保不住的。开始移民、迁建城镇后,这些严重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听说,现在已经不准再向上、后靠了,25度以上坡度的山地也不准开垦了。那么,这么多移民又往哪里迁移呢,能外迁吗?5.“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总之,三峡工程方案,说它能防洪,到底有多大作用?导致泥沙淤积,究竟如何解决?说它能发电,花了那么大的投资又能回收多少呢?而且,三峡工程还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又抬高了四川省境内的河流水位、造成河道淤积,留下了一系列后遗症。三峡水库建成后,库区上游的长江干流及其支流的流速就会减缓,河流中自然携带的泥沙将淤积在河槽中,不仅影响航运,而且逼高洪水水位,增加洪灾的可能性。库区上游各地当中,受害最严重的将是重庆市,三峡水库不仅会导致重庆市部份地区被淹、重庆港淤塞报废,还将影响重庆市的排污问题。以往重庆市的污水主要靠长江的流水自然排散,三峡水库建成后,长江流速减缓,污水不但滞留在库区内、无法扩散自净,而且还会形成新的污染源,必然严重地恶化生态环境,还可能发生血吸虫病。现在,葛洲坝水库的污染就相当严重,鱼类绝灭,船民中疾病丛生,此情不可不鉴啊!阻碍航道、泥沙淤积、破坏生态环境、移民、还有重庆被淹等等问题,都是因三峡工程而生;如果不修三峡工程,所有这些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但愿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二、包玉刚大战九龙仓案例分析博弈局中人:包玉刚PK香港置地公司和怡和洋行(九龙仓的原股东)决策目标:九龙仓控制权1.深谋远虑香港置地公司和船王包玉刚争夺九龙仓的控制权之战,虽是多年旧事,但双方博弈过程计谋深远,策略连环,你争我夺,高潮叠起,是香港收购战史上最为精彩的一役。九龙仓经过百年的发展,业务走向多元化,其尖沙咀的优质地皮是九龙仓未来发展的王牌。包玉刚一直靠海上运输,主业单一,早想上岸发展,而收购九龙仓对原有业务有极大好处,所以深思熟虑后作出了控股九龙仓的决策。上世纪70年代初期,九龙仓为应付多个大型收购项目和发展计划,大量发行新股,结果是造成大股东置地公司控股比例下降和九龙仓股价极度偏低。在70年代初,置地拥有九龙仓的股权只有10%左右,而九龙仓股价亦徘徊在12元至13元之间,基于这两个因素,包玉刚便看准时机开始实施九龙仓的收购决策。包首先购入李嘉诚所拥有的九龙仓股权,并随即在市场上大手吸纳九龙仓。在1978年中,包因拥有近20%的九龙仓股份,九龙仓董事局邀请包玉刚及其女婿吴光正加入九龙仓董事局,但包、吴二人在董事局提出的一连串发展大计均被董事局—一拒绝,双方关系日益紧张。怡和及置地邀请包玉刚及吴光正两翁婿入董事局只是缓兵之计,暗地里积极增购九龙仓,以保卫其控制权到1979年底,置地宣布收购信和证券所持有的全部九龙仓股份,令置地亦拥有近20%的九龙仓股权,即和1978年中包玉刚所有的比率相近。包玉刚知悉置地暗中吸纳九龙仓后,立即采取相应的行动增购九龙仓,使控股权权达到30%,仍是九龙仓的最大股东。时评认为包玉刚已占先机。置地的股权“保卫战”已迟了一步。1980年4月,包玉刚更将手上的九龙仓股权(30%左右)转给其控制的隆丰国际,再由隆丰增发新股集资,以便减轻个人财务负担,保留足够实力和置地周旋到底。当时怡和及置地所处的正是“进亦难,退以难”的局面。虽然几经辛苦增加手上九龙仓的持股量,但船王绝不退让,并且步步进逼,仍然保持九龙仓大股东的地位。在可见的将来,包极有可能再增加其持有量及进一步分享九龙仓的管理权。如果置地要争持到底,和包先生斗买九龙仓,则置地又恐财力不济,当时九龙仓在双方抢购下已升到67元,要增购至与包玉刚同等持股量需要超过7亿元(因九龙仓必定进一步上升超过70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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