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服务WT23

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服务WT23Z.WT23-1-14071c.NIV1围绕公共服务的概念、机制、管理罗红光公共服务A具体地反映某个国家和族群在围绕公共物品B的诸多分配措施和实施方案上。它的多样性既反映了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的生活理念和态度，而且还反映了宏观意义上的基于文化价值观念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经济学的观念中，经济与福利一个是通过生产获取和占有财富的过程，一个则是支配、支出财富的过程，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方向的“财富的社会运动”，在社会结构上，前者代表人们的生产关系，后者代表人们的生活关系。前者也导致了两种社会制度的产生，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是社会主义社会。它们在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对公共物品的占有和支配方式也有着极大的不同。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但是，全球化似乎拥有方法，但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类发展目标和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和文化族群如何实现适合自己文化习惯和国情的公共服务也受到了严峻挑战。这种挑战也来自三个方面：其一，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面临巨大的“福利赤字”的压力，这说明福利体系与社会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二，在方法上，由于国情和制度不同，公共服务在国家化、市场化和社会化三个领域中均出现了各自的缺陷。这也告诉我们，政府、企业和受益方之间如何协力仍然是个课题；其三，福利和劳动的关系如何摆脱阶级性的压力？如何在更高的境界体现具有说服力的、代表性的人文精神？上个世纪末，联合国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C这是因为公共服务它体现在“公共事务”性，实现的却是每个人的生活价值，它关系到人们对生命的理念。本专题分别从公共服务的国家化（福利国家）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福利经济）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福利社会）这三个大的方面，围绕公共服务的法律、社会、文化、操作等诸多问题进行经验性交流，实现一种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目的。本专题试图探讨“公共服务的社会化”（publicserviceassocialization）。这个问题直接触及由于公共支出方式所导致的“福利赤字”的温床。应用科学最令人兴奋的公众既不是应用科学的赞助人那样的“公众”，也不是学院派的支持者，而是当代的知识性临床研究自身的复杂路径所触及的公众。也就是说，单位可以组织单位内的福利，企业家们可以捐款给福利单位，但是捐助之后又如何呢？人们的兴趣是否就在捐助之后的那个事业上呢？是否因智力、物力和财力高不可攀导致无法推广或不可社会化呢？我们呼吁，在国家统一调配的基础上将公共服务项目和管理部分地社会化。推行一种特殊的社会化制度，让适龄人通过这种社会化机制成为不同于单位和市场机制的社会A通过融资、提供或管理有利于健康和教育结果的社会性服务。全世界的政府显示出对人民健康和教育的责任心。这是因为其一，市场对某些公共服务失灵，仅存在外部性；其二，基本健康和教育被看作基本人权（参见《世界人权宣言》）。B一种一旦生产出来就不能拒绝其他人使用，并且一个人的消费并不会减少其他人消费的产品。《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33页。C1990-2015年将要实现的目标：1，彻底消灭极端贫困；2，普及初级教育；3，促进性别平等并赋予女性权利；4，降低儿童死亡率；5，改善母亲健康；6，与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8，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伙伴关系。-1-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服务WT23人。这样公共服务就会有一个相应的人文环境，以改过去那种缺乏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支持的纯行政管理、纯科学理想主义的浪漫化倾向。本论坛由欧洲15人，中国5人组成，他们分别从公共服务的理念、制度化、传统、文化、法律等角度探讨各自所面临的问题。围绕公共服务的理论、政策、实践以及方法，目前可以归纳一下几个方面：一、福利国家焦点问题之一：“凯因斯-福利国家”（Keynes-WelfareState）的政府财政困境所意味的问题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由于福利国家单方面地施救，使得收益方出现“植物人化”从而失去劳动欲望。这也导致了人们过度地依赖于它，人们的欲望也随着福利系统的完善而水涨船高，成为“福利赤字”产生的温床；第二，与第一个问题有关，围绕它的讨论无疑会涉及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的舌战，该舌战的核心问题是阶级性，即执政党代表多大群体利益的问题。该问题的性质不仅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可见问题的性质已经超出社会制度说的范围。在围绕克服风险、消灭贫困、维护公正的人道主义理念面前，阶级性这种二元思维是否仍是一个有效的，或者有意义的讨论值得反思。焦点问题之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福利国家开始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福利赤字、公共开支与日俱增、民众的福利依赖严重等，日益暴露出福利国家的弊端。当前，福利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热点问题。在“第三条道路”（吉登斯）等理论和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执政的西欧社会民主党逐渐抛弃了那种认为国家应当负担所有福利费用的观点，认为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不能透过国家再分配来实现，而应该首先透过在具有活力和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就业来加以解决。在此基础上，社民党将“福利国家的结构改革与经济的增长机制”联系起来，提出强调责任的“积极福利”，试图透过多种途径，推动依赖福利的人群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主动性，“从福利转向就业”。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也认为福利制度不是在物质上给他们一种东西，而是给他们一种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摆脱“施舍-感恩”的二元思维模式，提高人们的社会参与度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这在另一方面容易加剧福利刚性。福利刚性，不仅表现在支出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不利于缓解“福利赤字”的压力，而且表现于其涉及的范围及力度的加强上。改革福利制度，面临的首要障碍就是消除福利刚性。不把过高的福利开支降下来，国家就很难向前发展。焦点问题之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历来存在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也成为建立健全中国公共服务系统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在建立社会保障系统的当初，政府并没有将广大的农民人口计算在，而是指城市居民户口的国家职工。建立这样的保障体系的理由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农民拥有土地，而且在中国，土地不比仅仅是生产资料，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农民一种保障，而城市人口没有这个土地保障。但是随着工农业差距的加大，农民不得不从事兼职工作才能维持家计，事实上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也同样反映在公共服务系统之中。为此，中国政府在农村教育、医疗和就业等领域也开始出现的改革，让公共服务惠及农村社区。2007年8月15日，中国政府推出了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措施，为城乡福利一体化打下了公共服务性质的人文基础。在同样的意义上，中国所有城市和有建制镇的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已全部建立起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关心包括下岗、待业人员中的贫困人口在内的城市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的重大举措。它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对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服务WT23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中国政府对城市贫困居民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差额救济的新型社会救济制度。一九九七1997年9九月，中国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1999一九九九年底前在全国所有城市和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也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出铺垫。《人民日报》　(1999年11月27日第2版)二、福利经济：焦点问题之四：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社会福利都是在维护人们的基本权益上做文章。虽说政治经济学分为古典派和现代经济学派，但是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上他们都依据这样一种思想，即“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人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媒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偶然的个人的规定性来媒介。”D传统福利国家的过度扩张，不仅造成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同时也让人民对于政府的福利措施产生严重的依赖倾向，导致庞大的“福利赤字”。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的危机”论（welfarestateincrisis）。面对危机，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自由主义的思潮，强调个人的责任与政治上的放任，陆续提出了“从依赖到自主”（welfaretowork）、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pluralism）等福利国家的改革方案，以取代过去福利公民权（welfarecitizenship）的概念和凯因斯所强调的国家干预观点。“自主性”和“参与”只有在受益方成为主人翁的情况下才有“造血”功能。这也意味着该逻辑拒绝来自任何单方面的所谓好心援助。焦点问题之五：一些援助捐赠者认为，既然政府的服务搞得那么差，不如将“一切留给私营部门”。他们批评给无能的政策和政治家提供资助。但是，又有研究表明，在那些拥有良好政策和制度的国家，以及在那些政策和制度今年都得到改善的国家，援助是富有成效的。E焦点问题之六：阶级性。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书名是“让服务惠及穷人”。之所以此为题，原因也是多年来公共服务分配、支配财富过程中出现的失效、失灵、腐败等与理想相左的社会问题。其中还有一个较大的理由是，已经有研究表明，“富人获得的公共服务事实上远远高于穷人”，F也就是说对富人的公共支出比穷的更多。有人认为，这种贫富之间的差异不仅反映在对财富的生产和占有过程，而且直接或间接地波及到了对财富的消费和支出过程。那么，这个差异与其说的经济上的理由，强调它的阶级性更能令人信服。但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却又不不能是使非政府的，而是需要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服务的政策和管理才能消除。三、福利社会理论上“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系统中运筹和消耗公共物品的一种社会劳动。它有两个既定的参照版本：一个是“公共服务的国家化”。另一个是“公共服务市场化”模式。这两种模式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在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方面的物力和财力远远赶不上欲望增长的速度。这种欲望随着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而“水涨船高”，并且始终重复着一个逻辑：贫/富、强/弱二元对立统一关系，使得人人平等、社会公正卷入物质主义的怪圈而欲速则不达，导致人们的依赖心理、植物人化倾向加深，这不利于精神、道德建设。“参D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71年版，第92页。E世界银行，1998a，世界银行，2002aF《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4页。-3-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服务WT23与式公共服务”意旨培植一个制度的道德伦理基础，它将突出“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建设。在这个意义上，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值得进一步认识和讨论：“自利当然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动机，而且许多经济和社会工作由于对这个基本动机的重视不足而受挫。但是我们每日每时都看到，人们的一些行动反映了明显具有社会成分的价值观，那些价值观是我们远远超出纯粹自私行为的狭义局限。”G如“努力地生活期结果是利他的。”H那样，利他中包含着正常的利己，这才有可能将家庭福利转换成社区福利。社会规范才会有坚实的人文基础。焦点问题之七：“家庭福利”I也意味着以为这家庭内部的诸多义务关系。它也是公共服务一种表达机制，但多数国家和地区并没将他列入计算范围。事实上“家庭福利”承担了政府想作做但又没做到或者做不到的公共服务，它的服务质量也相当高。家庭福利的存在为政府减轻了相当大的负担。尤其在中国儒家的传统观念中，人丁兴旺则意味着家庭经济和福利的繁荣昌盛。我们在小说中往往可以看到诸如“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记录，“大家庭”往往也是富裕的象征意义。事实上通过对传统家庭的分析，看到“家庭经济”和“家庭福利”并存的和谐局面。这一点也延续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过程之中。中国特色的单位，它既是生产单位同时又是一个福利单位。它们之间的矛盾一直到中国出现财富的增长赶不上福利需求时才被认识。它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人口与家庭福利之间的密切关系。当年主张减少人就增长的马寅初和持反对意见的毛泽东就是在经济与福利之间的矛盾关系中相互对峙。图Ⅰ.传统家庭结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