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讨论稿系列No030：现代服务业与攀升全球价值

IED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IndustrialEconomicsDepartment,NanjingUniversityDISCUSSIONPAPERSERIES讨论稿No.030现代服务业与攀升全球价值链刘志彪2008-05-31版权所有©刘志彪,2008。本文任何两段文字以下的引用或转载无须授权，但须标明出处。现代服务业与攀升全球价值链刘志彪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内容摘要】本文基于APS与先进制造业的互动关系，描述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基于产业集群的产业升级或攀登产业链的高峰，必须高度重视作为“高级要素”投入的APS的问题。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为了既充分利用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取得贸易利益，又能够在动态的发展中逐步改善投入结构，挣脱“比较优势”陷阱的诱惑，需要在各地产业集群的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中，建立现代服务产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定位和协同集聚机制，尤其是要重视以APS集聚吸引先进制造业的集聚，实现“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一、引言经过将近30年的持续的、高速的经济增长，长三角地区现在面临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全面攀升产业价值链，转换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这不仅是长三角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落实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发展道路上要根本改变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来支持经济增长，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本书作为我们长期研究长三角经济发展问题的著作之一，虽然是各个作者从自己的认识的角度的分别撰写的，但是却始终统一在一个指导原则下，即我们要从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角度，全面分析它与长三角地区其它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揭示现代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攀升产业价值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换发展方式、和谐经济发展中的机理、机制，行为以及绩效。作为本书的序言，我首先来谈谈对现代服务业发展与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关系。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议题，是与我对现代服务业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的。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在现代经济运行中，不仅非服务业（初级产业、制造业）的竞争力由服务业决定，而且服务业自身的发展，也取决于现代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投入。沿着这个思路，我选择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GVC）中我国产业升级问题作为分析的切入点。近年来，对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分工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南北贸易”问题的研究，已经从要不要加入GVC的争议，向两个深化的问题发展：一是以什么方式加入GVC有利于处于该分工体系低端的国家的产业升级；二是基于绝大部分加入GVC的企业同时也加入地方性产业集群的事实，研究的重点转向如何克服地方性产业集群同质性竞争的格局，如何利用产业集群支持企业不断地攀升GVC的高端。Gereffi（1999）认为，加入了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GVC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就会自动实现本土企业的价值链升级。因为，通过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管理能力及制度体系的学习和追赶，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在购买者驱动的GVC中，就会尝到快速升级和“自动”实现机制的甜头：进口零配件进行装配→整个生产过程的自主进行→设计自己的产品→在地区或全球市场上销售自主品牌产品。这种乐观的观点受到了Humphrey&Schmitz（2004）等人的强烈批判。他们认为，在这种GVC中，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升级进程被发达国家的大买家压制或者“被俘获”于GVC的低端环节，很难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更不存在升级过程中的所谓“自动”实现机制。Cramer(1999)更是提出了在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升级的悲观主义的“宿命论”：由于局限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欠发达国家被迫处于GVC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但这些活动全部由OECD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行为、结构和制度所决定，被长期锁定在发展的“低端道路”上，并在收益分配方面受到了难以逆转的残酷的剥削。这些论点一方面给像中国这类基于国际代工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警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要从动态的角度研究价值链的攀升问题，逐步摆脱跨国公司通过GVC的治理机制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控制。实际上，在产业升级问题上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要坚持动态主义的方法论，首先突破把未来的竞争优势持续不断地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上的传统做法，利用高级要素的投入改变对“低端道路”的路径依赖。具体来说，就是要增加对现有制造业的现代生产者服务的投入，这是出现Gereffi所说的产业升级“自动传递”次序的关键问题。我们把分析的视角集中在GVC中现代生产者服务投入的作用机制和实现途径上。我们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占据GVC的顶端，主要从事非实体性活动从而取得非对称的全球利益分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其产业结构调整中，不断地投入现代生产者服务所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使产业结构不断地趋向于“软化”。Reeve（2006）最近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教育的投资对于OECD国家产业结构演进有着显著和独特的影响作用。他指出，在新经济情形下，几乎所有制造业都严重依赖于资本和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另一方面，高水平教育的劳动力导致了制造产业的产品成本下降。众所周知的是，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教育这个根本，因此发展高水平的教育（包括各种高水准的职业技术教育），是中国具有出口导向特征的产业升级的基础。关注GVC中的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是GVC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极其现实和理论价值的问题。目前国内文献对GVC各个环节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制造业这个层面。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制造环节在整个产业链条中所耗用的时间和附加值都是很有限的，与其相关的服务业例如金融、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物流、营销和品牌等活动，才是高附加值的环节。此外，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在加入GVC的过程中，呈现出既加入地方性产业集群同时又加入GVC的现实发展特征，即加入GVC是以加入地方性产业集群为支撑的。由于地方性产业集群中的制造环节也需要现代服务业来支撑，因此，关注GVC中的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也是谋求地方产业集群全面升级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二、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投入：攀升GVC的作用机理生产者服务业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以其强大的支撑功能成为制造业增长的牵引力和推进器，是制造业起飞地“翅膀”和“聪明的脑袋”。从理论上来说，生产者服务业的这种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效应，是与该产业的产出中含有密集的难以竞争、难以模仿以及可持续创造价值的高级要素有关。对此加拿大经济学家格鲁伯和沃克（1989）的结论是：生产者服务业是把社会中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导入到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飞轮，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因此，它能够提高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运营效率、经营规模以及其它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并同时增加其产出价值。这一结论已为Guerrieri等人（2003）的实证研究所证实。他们以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为样本，研究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专业化的决定问题，结果发现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正向联系。尤其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中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dproducerservices,APS）的发展，是奠定制造业和其它服务业竞争力的基础。APS是由那些与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使用密切相关的行业所组成，如金融保险、信息通讯技术、商务服务（包括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创意服务、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它对于制造业结构优化和产业链的攀升作用机理，可以从物质、行为、管理和制度四个层面进行分析：第一，从物质投入的层面看，APS所内涵的各种无形的隐含性知识，具体体现为制造业的投入成本。1（1）这种投入通过软件嵌入硬件，特别是嵌入机器设备这类工作母机，提高了装备制造业产品的性能，以及用其所制造的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现代国际分工格局下，制造业的竞争力并不在制造过程本身，而在于制造过程所投入的APS的数量和质量；（2）APS所围绕的各种产品研究与开发服务，如产前的市场和定位调研服务等，研发中的设计服务、创意服务、模具服务等，生产中的工程技术服务、设备租赁服务等，营销中的物流服务、网络品牌服务、出口服务等，都具有增强产品差别化和区分竞争对手的作用，从而强化企业的定价能力和控制市场能力；（3）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中的各类生产者服务，如金融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法律和知识产权服务等，对于提高企业的战略清晰度、增加市场份额、收购兼并成长等，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第二，从企业行为层面看，一般来说，制造商和生产者服务提供商之间是一种“客户—供应商”关系，不仅存在着“邻近”作用，而且APS的组织结构影响制造业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同时，制造业的组织结构也影响生产者服务的供给（Marshall，1982)。因此从服务提供商那里获得服务的成本，随着双方距离的增加而上升。例如，会议的旅行时间和联系的频率等（O’Farrell&Hitchens，1990）。Coffey&Bailly(1991)强调在发达国家，“中间需求服务生产是潜在的最昂贵的部分，一方面是保持与服务提供商面对面交流的成本，另一方面是服务的投入和市场成本”。这种推理意味着制造业厂商可以从与生产者服务生产的协同定位行为中获得巨大的好处。Goe(1990)指出，生产者服务厂商也可以从定位于“邻近”制造业厂商的行为而获得大量利益，因为制造业厂商为它们创建了市场。第三，从当代企业管理模式的演变看，现代制造企业正按照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原则，充分地走向“扁平化”、“柔性化”和“精细化”。在这种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下，产业升级不再表现为产业的整体升级和完整的产品价值链升级，而是表现为某一产品价值链的某一功能环节、某一生产阶段、某一工艺流程、某一技术特征的升级。这一命题如果成立，那么在全球化和外包条件下，为了推进产业升级，就必须在当代企业管理模式中，努力实现某一产品价值链的某一功能环节、某一生产阶段、某一工艺流程、某一技术特征在专业化基础上的规模经济。如把自己所不擅长的或者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那部分业务外包出去，从而更加聚焦于自己的核心业务，由相关的专业外包公司提供更加专业、优良的服务，这就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促进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制造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对生产者服务业提出更高的要求，产生“推拉效用”，从而形成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使得这些地区在知识溢出、劳动力质量、环境设施的方面将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成为制造业投资特别是外商投资的重点选择区域，1这个成本占制造业企业的比例有日益趋高的趋势。例如据我们和江苏省发改委对苏州市工业园区、高新区和昆山开发区60家外商制造企业（涉及制造业中的十多个行业门类）的部分外商制造企业的随机问卷调查，发现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外商制造企业中，2001年和2002年生产服务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分别平均为3.74%和3.58%，最低为1%，最高为5%。但值得注意的是，生产性服务支出占除原材料以外总成本费用支出的50%-79%之间（制造业原材料成本较大）。在生产性服务项目中，仓储运输、产品广告、工程技术服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咨询、邮电信息传输等支出较大。最终形成双赢的局面。第四，从良性的制度安排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APS既是制造企业制度环境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又为制造企业创造新的适宜竞争的制度环境，因此APS体现为制造企业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2当地方性产业集群中具备优良的生产者服务条件时，即生产者服务显示的交易成本低于制造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时，企业的部分业务就会外包出去。如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促使了互联网络步入成熟阶段，信息以及通讯成本的下降，这样就减少了企业从市场上获得服务的交易成本，有利于企业的外包行为。制造业企业通过外购，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公司内部的零件和服务生产者缺乏改进商品和服务质量的动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