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服务海西经济建设

——知侨爱侨为侨——深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服务海西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侨务政策的拨乱反正，海外闽籍华侨华人尽管身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生存环境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生计模式也不尽相同，但都怀着拳拳赤子之心，以各种方式帮助家乡建设，对福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华侨华人的活动领域日益多元化，其跨国生存空间的内在结构与运作机制必将更为复杂，无疑需要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真实把握侨情，为制定合理有效的侨务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激发广大华侨投身家乡建设的热情。华侨大学作为一所著名的侨校，因华侨而生，为华侨而办，深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服务海西经济建设，可谓责无旁贷，将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重建华侨华人社会生活史华侨华人与侨乡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将华侨群体同时置于移出地与移居地的历史脉络之中，才有可能揭示其生存策略与发展机制。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华侨华人的社会生活史，通过考察华侨华人与侨乡之间的内在历史联系，揭示其跨国生存空间的内涵和外延。为此学校设立了“华侨华人资料中心”，目的在于系统收集相关的海内外华侨华人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民间文献和档案资料，尽快建立华侨华人社会生活史研究资料库，为学科建设提供资料基础和学术平台，以期华侨华人研究有突破性的发展。二、开展综合性侨乡社会调查，构建为侨服务咨询平台侨乡近百年的发展中，几代人持续不断向海外迁移，他们经历了早期由此及彼、一家两地；由此想彼、两地一家的艰难历程；完成了“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心理调适。这是一个由内到外，由小到大；由外到内，由个体到整体的过程，也是一个简单而又极具深度内涵的历程，值得我们进行深度的历史审察。当前，社会的发展，全球化的推动，侨乡人将进入一个来来往往，四海为家的崭新时期，这同样值得期待与关注。福建华侨一直保有“一家两地”的生存特性，与本土的联系十分紧密，在频繁的来来往往中，增强了侨乡与海外的各项交流，拓展了国内部发行：2008年3月26日发行单位：华侨大学华侨华人资料中心主编：许金顶地址：中国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集美大道668号TEL：0592－6162101FAX：[phone]邮政编码：361021网址：期本期要目深化研究服务海西建设……………………………1华侨农场研究综述…………………………………2许东亮与华侨大学…………………………………6华侨大学侨捐工程…………………………………7中心资料收藏列表（一）…………………………8学术交流……………………………………………102008．3华侨大学华侨华人资料中心通讯二○○八年第一期——知侨爱侨为侨——2际发展空间，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侨乡的社会、经济等层面的发展，使侨乡具有与众不同的发展活力。1979年以来的新侨已由传统被动谋生转变为主动寻求发展的迁移，凭借着比老一代华侨更高的素质，依托老华侨在海外创下的根基，新侨的生存空间更为广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闽侨的成分，也改变了侨乡的样态，对侨乡未来发展走向的影响正日益增强。要顺应全球化大趋势，以侨乡为主体，扩大内外交流，拓展侨乡人的国际生存空间，促进当前海西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就必须探求侨乡的兴起之源，变化之因，强化对华侨华人与侨乡的总体史考察。因此，必须展开对侨乡社会的综合调查，正确把握侨乡社会心理及其错综复杂的宗亲体系，全面了解侨乡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构建为侨服务咨询平台，并促使各地政府相关部门本着“以侨引台、以侨引外、侨台港外联合开发”的思路，制定合理的优惠政策，共创华侨华人与侨乡社会经济双赢发展的新局面。三、推动华文教育的全面发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当下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海外华文教育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作用日益显现，世界各地华侨华人也迫切要求繁荣和发展华文教育，甚至于把抓好华文教育当作华人社会的“留根工程”，许多侨居国(地区)的政府也前所未有地加大力度支持、发展华文教育，促进对华经济活动的发展。针对华侨华人的华文教育，不能只限于语言功能的传授，还要将语言文字的学习与文化的传承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受教育者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了解、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实质就是借助中华民族语言的推广，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保持华侨华人的民族特性。华侨大学与海外华侨华人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密联系，历来重视华文教育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交流，推动海外华人社会团结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后应依托华文学院，强化对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深度把握国家对华文教育的战略要求，切实理会海西经济建设对华文教育的需求，及时掌握海外侨情的变化脉络，体会华侨华人的期盼，提高对华文教育特性的认识，与时俱进，推动华文教育的全面发展。专题论文华侨农场研究综述魏丹从二战结束至1950年代末期是东南亚民族国家的独立时代，独立之初各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缺乏经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政治也没能提供一种有效的社会稳定机制，其结果是使得国内各种矛盾充分显露和发展，特别是党派斗争愈演愈烈，民族矛盾趋于尖锐。时值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画报的宣传遍及东南亚，华侨们因祖国的胜利与安定而奔相走告。相形之下，东南亚形势日益严峻，政治上的因素使得其排外心理与情感逐渐走向偏激，具体表现在其对外侨的各项政策上，甚至于将矛头指向华族，将之视为当地民族走向全面独立的障碍，企图通过削弱华侨已享有的经济地位来提高本土国民的竞争机会和经济地位，尤其是打击华侨的专有的社会组织和教育设施，由此出现了东南亚地区大规模排华的历史现象。为了集中安置大量归国难侨，1960年2月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接待和安置归国2008．3华侨大学华侨华人资料中心通讯二○○八年第一期——知侨爱侨为侨——3华侨的指示》。要求各地根据国家的需要和个人的志愿，妥善安排归国华侨的工作。国务院分别在广西、广东、福建、云南、海南、江西、吉林等省区设立华侨农场安置难侨。对归国华侨带回的一切物品一律免收关税，其带回的一切财产，永远归个人所有。正如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所言：“华侨农场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因特殊历史事件，经由特殊历史决策而形成的特殊社区。”近十年来对华侨农场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其研究大致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其一，对华侨农场政府政策研究。自1960年国家开始设置华侨农场开始，学者们就从经济的角度对政府政策进行研究。何静、农贵新在剖析了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之后，提出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对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观念的思想认识；二是应研究和颁布新的经济政策以保证华侨农场经济体制的顺利改革；三是要处理好行政干预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四是将确实保护归难侨的合法权益和提高归难侨的生产生活水平等部分重要内容提高到法律规范。[1]郑少智通过借鉴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认为华侨农场应重点放在调整土地经营管理制度，摆正政府与企业的位置，盘活国有资产存量方面，达到理顺自身的管理体制和培育开放的生产体系之目的，昀终使农场这一特殊的农村社区与当地社会经济融为一体。[2]贾大明通过参加由国务院侨办、人大侨委、全国政协港澳台局、中国侨联、致公党中央组成的调研组对福建、海南、江西、广西、云南等数十个华侨农场、农垦农场的调研活动，提出了对华侨农场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认识和建议，认为改革中要继续遵循对华侨农场的特殊政策，要继续推进华侨农场管理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大农场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并提出以人为本，树立依靠人才振兴华侨农场的发展观。[3]他还认为，虽然我国的华侨农场管理体制改革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但也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为此，改革应坚持制度创新，以科学发展观促进华侨农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4]其二，通过对具体人物及某一农场的具体调研，阐述今后华侨农场的发展方向。通过个别农场的情况来看华侨农场在改革中的变化及作用亦是近年研究的一大特色。如：夏国兴通过对广东几个华侨农场社会调查，了解华侨农场1988年体制下放后建立管理区的情况，认为华侨农场走政权化体制是十分必要的。[5]杨英、傅汉章、郑少智、王兵等则试图通过体制改革促使农场经济走向市场，使农场职工融入当地社会并有力地推进农场地区现代化。[6]钟大球对珠江华侨农场管理的调查后，阐述了政府对农场赋予县一级的经济、行政管理职能，这一职能使得其在机构、国土开发、产业结构调整、人才等方面初步体现出了成立管理区的优越性。[7]夏国兴对广东华侨农垦事业的发展、社会特点及社会地位做了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华侨农场在改革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如领导体制多变，使华侨农场在垦殖业发展中受到影响；管理体制僵化，企业缺乏发展动力；农场办社会，企业包袱重；贫困面大，脱贫奔小康的任务比较艰巨；人才奇缺，职工素质低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广东华侨农垦事业未来发展对策。[8]对农场的调研还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致公党玉溪市委调研组通过对云南省元江县甘庄、红河华侨农场的调查研究，分析了华侨农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认为体制不顺依然是制约华侨农场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华侨农场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如在深化华侨农场的体制改革方面，可以通过产权改革，建立华侨农场的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或将华侨农场转变为一级乡镇政府组织等形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华侨农场列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点等途径以增强华侨农场的发展后劲；还应关注华侨农场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事业。[9]2008．3华侨大学华侨华人资料中心通讯二○○八年第一期——知侨爱侨为侨——4其三，从社会人类学视野来看华侨农场。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由厦门大学李明欢老师主持的调研小组，他们以松坪华侨农场为研究个案，发表系列文章剖析这一特殊社区的历史发展轨迹，探讨归侨群体的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并关注集体安置移民的经验及其给与后人的启迪。小组成员刘朝晖选择华侨农场和生活在农场里的归侨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通过参与观察及访谈，剖析社会记忆如何作用于归侨的认同建构。提出在对国家或地方的认同建构上，“归侨意识”始终贯串着归侨的集体记忆，认同建构是情景性的，流动的，是一个交织着多重利益的复杂的心里过程。他通过实证研究，反思移民安置与地方融入这一社会现象，认为对移民的安置不但是提供物质性安排，更重要的是营建一个和谐宽容的社会心里环境，使移民与安置地尽快融为一体，共谋发展。[10]同时，俞云平通过对该农场的剖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侨农场逐步转型，纳入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各项改革措施已初见成效，但是华侨农场如何与时俱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探索。[11]孙晟则以生活在松坪农场的印尼归侨群体为个案，追溯其在特殊情境下跨国迁徙、安家农场的历史过程，从记忆、现实与向往三个层面，探讨该群体对于“家”之归属感的建构及特点。[12]这一系列文章后被改写成“侨乡文化的编织传承：一个特殊侨乡的形成发展”一章，刊于李明欢等著《福建侨乡调查：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一书。此外，卢寿志等学者通过对华侨农场的果业发展状况的分析探讨了华侨农场农业转制等课题，并取得一定成果。[13]以上前辈先贤的研究为日后相关研究课题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但缺乏对相关政策的系统梳理，对具体华侨农场现存状的田野调查也还有待加强，因此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从研究的角度上，偏向于对历史事件大框架、大背景的梳理，缺少对归难侨的关注。特别是从政府政策的研究上，更多的是关注国家、地方政府对政策上的制定与颁布对华侨农场的影响，而缺少从华侨本位的观点与出发点，忽略了华侨农场具体人群的具体情况，自然不能关注其背后生存与活动的人群，因而无法深入理解华侨经历了历史变更后的心里变化，很难正确地描述出当时复杂的历史变化。第二，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对现有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