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行业

摘要：生产性服务业在应对金融危机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世界经济结构越来越向服务业倾斜，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深刻意识到服务业对本国国民收入和经济的重要影响，但我国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而此时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迅速发展，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导致我们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是多方面的，具有国内政策不当也有来自于国际竞争垄断等原因，本文，就从各个方面，分析服务业滞后原因，再提出具体策略。关键字：服务业滞后策略一、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落后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尤其落后。程大中的研究说明，13个OECD经济体的服务投入(即生产性服务)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平均为21.7%，但中国的相应比重仅为12.2%;OECD经济体的物质性投入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平均为26.86%，而中国的相应比重则高达52%(程大中，2008)。与此相对应的是：在1985年到1997年间，OECD经济体的企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大约三分之二是由服务增长贡献的。单就增加就业而言，服务经济发展的威力在美国表现得相当明显：在1970年到2000年的三十年间，美国创造了76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有7060万个就业岗位是由服务方面的工作所创造的，占总数的93%(Howells&Tether，2004)，由此可见，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除外)都在出现经济服务化趋势的同时，我国却出现了生产性服务业萎缩的“中国悖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呢?目前的研究大都是集中在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特别是在供给方面的因素上，而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落后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例如，程大中认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诚信、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制的约束。因此，打破市场垄断、理顺市场机制、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和政府行为以及打造诚信经济，应该成为政策制订的着力点(程大中，2008)。夏杰长等人认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管制过多、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较为突出，非国有资本进入生产性服务业有不少障碍，严重制约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应加快对垄断性生产性服务业的改革步伐，明确凡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全部向社会资本开放，通过市场竞争来增加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夏杰长、吴家淼，2009)。但是，刘志彪等人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注意到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落后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江静和刘志彪指出，我国学者目前对服务业研究的政策基础主要是基于供给分析，忽视了需求因素。他们认为，中国“加工贸易主导的贸易结构割裂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的产业关联，代工制造业发展不仅没有形成对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反而在要素获取方面与服务业形成竞争，进而制约了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这也是当前中国服务业长期低水平稳态发展和经济出现‘逆服务化’趋势的主要原因。同时，生产性服务的滞后又使制造业缺乏高级要素投入，因而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只能为发达国家代工生产，这个国际代工者的定位又制约了生产性服务的发展，从而陷入路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生产性服务发展滞后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江静、刘志彪，刘志彪等人的研究是富有启发性的，其政策结论也是相当有见地的：当前政府鼓励生产性服务发展的政策应该以需求为导向，立足于巩固和加强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进而扩大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但是，他们目前的研究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也就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深远影响并没有完全展开，其政策结论虽然提到了经济增长要转为以内需而不是以代工生产为动力上面来，但对如何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进行讨论。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目前，国内外有许多学者都已经指出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例如，余永定从我国深陷美元陷阱和美国经济再平衡的角度讨论了放弃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迫切性。他指出，我国推行的中国特色外向型发展战略和政策是我国陷入美元陷阱的基本原因(余永定，2010)，而美国经济的再平衡必然会使美国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都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因此，贸易政策就必须调整，终结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笔者认为，既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落后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那么改革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就成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本文从三个方面分别讨论出口导向型经济导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落后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二、全球产业价值链导致我国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大幅度萎缩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分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速扩张。我国通过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加工贸易的形式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适应了这种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形势，导致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对外贸易高速增长。伴随着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扩张，有关全球产业价值链的理论也开始大量涌现。按照这种理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参与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价值链实现产品和产业升级，卡普林斯基和莫里斯描述了本地企业如何通过融入全球化经济实现这种升级(Kaplinsky&Morris，2001)。目前国内有关我国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的研究基本上都接受了卡普林斯基和莫里斯的这种理论。但是，尽管有一些学者例如刘志彪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实现工艺与产品升级(刘志彪，2007)，然而，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实现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上却缺乏经验支持，甚至有一些研究认为，全球产业价值链构成了本土企业推进这两种升级的障碍(Schmitz&Knorringa，2000)。为什么全球产业价值链构成了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障碍，以至于无法通过产业价值链的攀升，最后实现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掌控呢?目前的文献对此并没有提出深入的解释。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之所以缺乏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目前全球产业价值链的研究存在着两大缺陷。第一个缺陷是忽视了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正如丹尼尔和布赖森指出的，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文献没有深入分析服务的作用，特别是忽视了生产性服务业在掌控和维系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关键地位(Daniels&Bryson，2002)。第二个缺陷是几乎完全忽视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国家间利益分配机制的研究，这种研究要涉及到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究竟是处于自由竞争、寡头垄断还是垄断竞争等不同市场结构的研究，但我们在目前的国内外文献中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然而，正是发达国家通过寡头垄断的国际市场结构和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支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的可能。实际上，全球产业价值链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历史上，发达国家就通过商品价值链控制着落后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例如咖啡生产，这种控制主要是通过生产者服务活动实现的，这包括金融保险、研发、设计、采购、营销和运输等活动，而落后国家则只是从事咖啡种植和初级加工活动。由此可见，在全球咖啡价值链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世界城市网络发展起来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跨国公司对全球咖啡价值链的支配和控制是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的。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产业价值链兴起的突出特征就是它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迅速扩展，这与信息革命所催生的模块化生产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模块化生产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和整体功能模块化的特点，因此，跨国公司不仅可以把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高进入壁垒的核心部件的生产保留在发达国家内部，而迫使发展中国家从事惯例化的、低附加值的、几乎没有进入壁垒的和劳动密集型的非核心部件的加工、制造和组装环节(贾根良、秦升，2009)，而且，跨国公司还通过对制造业产品的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活动以及整个产业价值链的生产性服务活动进行控制，把发展中国家全面压制在报酬递减的低附加值活动中，其控制范围相当广泛，从非耐用消费品一直到高新技术产业，例如耐克运动鞋和信息技术产品。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控制除了核心部件的生产外，其他控制活动都是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高知识密集型活动和高研发投入的研发、设计的生产性服务业都留在了发达国家，而且，原料采购、物流运输、金融保险、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诸多环节，也被跨国公司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掌控，绝大部分也留在了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中，只有加工、组装、制造等中间环节转移到我国，我国通过加工贸易的形式加入到这种由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产业价值链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长期落后和经济出现“逆服务化”趋势的主要原因。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将发展中国家全面压制在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中，其原因就在于通过世界贸易的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达到对全球产业价值链进行控制，而这主要是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的。以采购和零售业为例，卡普林斯基的研究指出了发达国家日益发展的集中化趋势，他指出，在美国服装业，五大零售商把他们的最终市场份额从1987年的35%提高到1991年的68%，其中沃尔玛和Kmart占据了压倒性优势，销售数量达到总量的25%(卡普林斯基，2008)，这是沃尔玛之所以几乎能够每年都要把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货物的价格压低5%的重要原因。……由于我国的生产商是将产品卖给专业化的采购商而非终端零售商，所以发达国家的这种集中化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不仅造成了我国近年来出口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和进口产品不断上升，而且沿着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升级进入原料采购、物流运输、金融保险、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诸多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道路也完全被堵塞了。三、大量进口机器设备以及相伴随的服务贸易逆差什么因素是决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导因素?我们认为，与最终需求作为消费者服务业发展的主导因素不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以分工为代表的中间需求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对服务经济兴起的原因做出重要解释的“新工业主义”关注的就是“分工”这一中间需求因素对“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新工业主义”认为，工业体系的分工深化和拓展所导致的中间需求变化是促进服务活动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工业体系中服务活动的外部化主要是由于工业企业对专业化技术服务的中间需求的上升，这些中间服务包括：直接作为工业企业的中间投入、作为商品交换过程中的流通和金融服务、与新生产结构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形成所需要的服务、对整个生产体系进行空间上协调和规制所需要的服务，正是这种工业体系分工过程的深化所产生的中间需求是推动服务经济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力量(郑凯捷，2008)。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经济体系中中间需求的增长呢?根据杨格定理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中间需求的增长是由资本化的迂回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正如阿林·杨格指出的，“报酬递增的主要经济是生产的资本化或迂回方法的经济……”(阿林·杨格，1928)。对于杨格来说，所谓资本化实际上就是指使用机器设备的迂回生产，而迂回生产则是指两个方面：第一，密集地使用资本货物的生产;第二，由于资本替代劳动，产业链条将越来越长，分工就变得越来越细密。由于生产过程日益大量地使用机器设备等资本货物，大量的劳动者就从直接生产过程中被解放出来，转而从事为制造和加工提供服务的活动;同时，由于迂回生产过程所导致的产业分工活动的激增，这就为以中间需求为表现形态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条件。由此可见，资本货物制造业在分工深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正如卢森博格对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所证明的，资本货物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和报酬递增的主要来源(Rosenberg，1963)，而且由于资本货物制造业是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产业，所以，该产业的发展通过迂回过程直接导致了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这一基本事实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