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图书馆服务--超真实的后现代视界

【数据库】人大2004年三季度文史类专题【文献号】314【摘要】【原文出处】外国文学【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403【原刊页号】38～43【分类号】J4【分类名】外国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0408【标题】鲍德里亚：超真实的后现代视界【作者】戴阿宝【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文艺研究》编辑部，北京100029【内容提要】本文集中讨论了鲍德里亚的超真实后现代视界。鲍德里亚指出，超真实作为一个后现代概念，不是对真实的背叛，而是指一种比真实更真实的超级真实状况。这一超真实状况在政治经济学中表现为再生产替代生产，在认识论中拟真替代再现，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模型先在的思维理路。由此，鲍德里亚在某种意义上瓦解了现代性所追求的真实观念，为他的后现代理论建构奠定了基础。【关键词】超真实/再生产/拟真/模型先在/后现代【正文】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4)03-0038-06随着西方学术界的后现代转向，鲍德里亚自我的理论轨迹也在80年代开始纳入后现代。尽管鲍德里亚在开始的一段时间还少用“后现代”一词，而是使用“现代性”作为对当下社会状况的描述，但鲍德里亚的评论者大都认为，实际上鲍德里亚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地道的后现代主义者了，他所说的“现代性”就相当于学术界普遍使用的“后现代”。汉斯·伯腾思(HansBertens)在他的《后现代理念的历史》一书中把鲍德里亚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放在一章，把他们作为后现代的两极——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代表来加以讨论。(注：HansBertens,TheIdeaofthePostmodern:aHistory(Rouledge,1995),pp.138—159.)道格拉斯·凯尔纳指出，从70年代中期开始，对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的思考已经完全退出了他的文本，代之而起的是拟真和类像、媒介和信息、科学和新技术，它们共同生产了鲍德里亚所谓的“内爆”和“超真实”。这一系列新奇现象成为新的后现代社会的组成部分，它们在鲍德里亚的理论化中涂抹了先前的工业社会形式的一切界限、范畴和价值，同时建立了社会组织、思想和经验的新形式。(注：DouglasKellner,JeanBaudrillard:FromMarxismtoPostmodernismandBeyond(StanfordUniversityPre【关键词】),p.60.)鲍德里亚的这种后现代身份和他的理论兴趣使得他在后现代阵营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本文拟通过剖析鲍德里亚制造的超真实(hyperreal)这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概念，旨在发掘出他的独到的后现代基本精神。超真实与再生产鲍德里亚的“超真实”的理论意图十分明显，他是要制造这样一个概念来与传统的真实概念相对立，其意义是要从根本上宣布真实的死亡。超真实是作为真实死亡之后的替代物出场的。真实与超真实的转换也意味着整个社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如果说现代社会是真实的，那么后现代社会就是超真实的。阐释超真实的两个基本视角隐含在鲍德里亚的理论意识中：一是着眼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一是着眼于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与再现的关系。尽管鲍德里亚在70年代前期已经开始自觉地从整体上脱离马克思的思想，但在具体问题上政治经济学视点还隐约可见于他的文本的字里行间。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使用价值作为一切价值活动的出发点具有根源性意义。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使用价值之上，仅仅停留在自然、物品对人的有用性之上，价值本身就被简单化了，它仅仅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物品有用性之间的一种使用和被使用的关系。马克思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使交换价值介入物品功能，使物品在等价交换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种交换、交流关系。这种关系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当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被交换之时，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由此诞生。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目的非常明确，他是要从商品及其价值问题的研究起步，揭示资本主义建立和发展的秘密。当人成为商品之时，人的生产在资本主义具有了独特的意义，成为资本主义维系自身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对生产和再生产的高度关注是为了阐释交换价值，是为了阐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价值原则。马克思把再生产纳入到生产之中，认为再生产是生产的一个环节，是生产得以进行和扩大的一种方式，再生产的目的就是生产。鲍德里亚借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推出自己的超真实理论，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颠倒。他强调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再生产对使用价值和生产的制约和决定作用，强调再生产对生产过程的介入改变了生产的性质。一方面是物品生产变为符号生产，生产的实用目的被淡化，象征性交换成为主要形式；另一方面产品和生产者的特征发生了改变，使人对再生产的结果有了不同于传统的终极有用性的期待。再生产成为一种超级代码，由于自身指涉物的缺失而使它的产生意义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再生产不是为了生产的继续，不是为了实现事物的有用性。生产在再生产的参与下不再有任何意义。生产终结于再生产本身，它的社会价值丧失在系列之中，丧失在重复之中。用鲍德里亚的话说就是，拟真战胜了历史。(注：JeanBaudrillard,Simulations,trans.,PaulFoss,PaulPattonandPhilipBeitchman(Semiotext(e).Inc.,1983),pp.99—100.)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这一转换奠定了超真实的基础。在鲍德里亚看来，真实变为超真实的奥秘在于，真实生产的再生产使得真实脱离了显在的固有形态而蒸发，从而诞生了作为独立形态的超真实意义上的再生产。由模本而呈现的系列和重复成为再生产代码的基本形式。任何事物都会有两个以上的模本，人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模本身上寻求到真实的感觉。当然，与其说技术化的两件相同的产品是重要的，不如说对同一对象的系列拟真和重复拟真更为重要，因为拟真把模本提升到一种哲学高度，它在系列和重复中把人的追求本原、追求真实的欲望消解为一种非本原性的欲望满足，使象征性的系列交换和重复交换成为一种超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定义是：它可能给予一种对等的再生产。这一定义与科学相符合，科学假设在一种既定的条件下过程能够被完整地再生产；同时也与工业的合理性相符合，工业的合理性假设了对等的普遍系统(古典的再现不是对等的，它是抄写、解释和评介)。在再生产这一过程的范围内，真实不仅是能够被再生产的，而且它总是已经被再生产。超真实。(注：Ibid.,p.146.)所以，鲍德里亚心目中的超真实不是不真实，而是超级真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强调的是再生产使生产得以不断延续的性质，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都不能离不开这一性质。马克思说，“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接着又说，“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621页。)把生产作为根本目的来约束再生产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初衷。鲍德里亚对再生产概念的借用显然已经完全脱离了马克思的理论设想。鲍德里亚借用这一概念所要强调的是，生产本身的无对象性和价值本身的无根源性，也就是说，再生产把拟真意义上的系列和重复普遍化为基础性的价值标准：交换价值不再以使用价值为基础，而是以另一个交换价值为基础，它们之间的互换不是以使用价值的有用性为基础，而是以交换价值的等同性为基础。交换价值的交换实质上是代码的交换。这一点在本雅明对“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分析中有比较充分的展示。鲍德里亚认为，本雅明揭示了再生产的另一层含义：他表明再生产吸收了生产过程，改变了它的目的以及产品和生产者的特征。他论证了在艺术、电影和摄影中的这一改变，因为正是在这里在20世纪开放了一个没有古典生产力传统的新领域，它直接被放置在再生产符号之下。我们现在知道，在再生产(时尚、媒介、出版物、信息和交流网络)的层面上，在马克思漫不经心地称之为非本质部分的资本(我们在这里可能震惊于历史的讽刺)的层面上，也就是说在类像和代码的领域，发现了资本的全球流动。本雅明第一个(后来是麦克鲁汉)理解了技术不是“生产力”(在这里马克思的分析被锁住)而是媒介，是整个新一代意义的形式和原则。事实是，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再生产为两个复本，这成为了一场革命。(注：JeanBaudrillard,Simulations,pp.98—99.)本雅明所指出的是，由于技术时代的来临，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技术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复制手段和能力，使得人们把原本淹没在复制品的汪洋大海之中。鲍德里亚从这里更为深入地意识到，再生产性质所发生的变化，决不仅仅是技术革命的产物，尽管它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是由于整个社会在强大技术理性的诱导下发生了根本性的观念和思想的变革，从这一意义上说，生产不再具有真实的价值，生产被再生产彻底征服。我们在再生产的氛围中寻找产品，与产品打交道，再也难以找到昔日的真实理念，超真实成为一种再生产的结果和目的，所有这一切都化为一种时代的理念。超真实与拟真真实问题历来是西方人文科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真实在人的现实生存中具有性命攸关的意义，它是人的一切感知和认知的起点，是确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框架的基础，成为人的一切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古往今来人们对真实问题的思考和争论就从来不曾停止过，真实成为人的一种难以割舍的形而上情结。鲍德里亚充分意识到真实问题的特殊意义，他要在人的痛处下刀子，要在理论的要害处把传统中安身立命的东西颠覆掉，他的理论图谱中的拟真(simulation)概念就被赋予了这样一种责任。拟真是鲍德里亚在脱离马克思理论轨迹之后自我设计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构造超真实社会的基本路径。在鲍德里亚眼里，拟真是从物品向符号过渡的产物，它本身不可能直接产生于可感的物质世界，它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客体在后生产时代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主体认知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以往的真实是一种客体自然的真实，那么现在的真实则是一种超自然的真实。鲍德里亚的拟真思想在60年代已经有了萌芽，当时，列菲弗尔(HenriLefebvre)和巴尔特(RolandBarthes)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注：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43页。)列菲弗尔的《现代社会中的日常生活》(EverydayLifeintheModernWorld)把社会学的注意力转移到日常生活上，试图重构人与客体的关系，使客体成为人的实际需要的积极响应者。巴尔特在《神话学》(Mythologies)中则提出，我们与客体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以符号为中介的。客体被利用不是因为它们的使用功能，而是因为它们的交流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说，客体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修辞性。(注：RexButler,JeanBaudrillard:theDefenseoftheReal(SagePublicationsInc.,1999),pp.26—27.)对于鲍德里亚来说，作为客体的物品一旦进入符号领域，自身将不再有意义，它的意义产生于它与其他物品之间的关系，物品系统先于任何单一物品而存在。这里存在着一个拟真的悖论：一方面功能被大大强化了，另一方面功能给人的感觉更加不可靠，或仅仅构成符号系统内部的一种策略和修辞。比如，今日之家具不再是固定的、不可移动的，其功能和位置也不再是确定的，而是多用途的、可调整的；家具的颜色和材料也不再是自然的，而是可以选择的；远程控制和小型化增加了物品的可操作性。然而，鲍德里亚指出，家具的这种更加自由的功能性仅仅是一种自由意象，客体只有保持无意识和自然状态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