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绪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袁玲红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哲学史是大众化的，原著却是个性化，专业化的。学西方马克思主义需要增加一定的知识背景。读康德，黑格尔的书，困惑多，思维常会短路，这很正常。读书作为工作方式，为了生存、为了工作是件痛苦的事，有自己的想法读书更有乐趣。课堂上，老师提供方向，信息源。哲学不是知识，而是思考。哲学的门槛很高：有闲暇；聪慧；自由。哲学不是What什么（知识——接受当成既定的东西），而是How:为什么？知其所以然，要会提问，怎么样学会哲学思考，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在时代变化的挑战中，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断地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在对环境的应战和对马克思文本的不断阐释过程中实现的。在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从马克思著作中无法找到现实答案。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分子从当时许多流行的哲学理论出发，试图说明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以期运用他们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些众多思潮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西方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1、“马克思学”一词源出希腊语，即由Marx（马克思）加上Logos（学科）而构成Marxologie（马克思学）。法国学者吕贝尔于50年代在《马克思学研究》杂志上首先使用这一名词，继而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欧美“马克思热”中流传开来。指一些西方学者“从纯学术观点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研究，所以有人又称之为“西方马克思学”。它的重要特点是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把马克思作为客观研究对象，以此来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它具有浓厚的思辨性和非实践性。“马克思学”者们以“客观地”对待马克思来标榜自己，即把他作为一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对待，声称要对马克思的生平著述和思想作为“非阶级性”的和“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析吕贝尔的“马克思学”虽然在“马克思学”搜集、考证、注释马克思著作方面有某些积极的作用，但在理论观点上却存在严重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正如西方有的学者评价说，吕贝尔的“马克思学”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著作有：德国伊林·费彻尔的《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1967）、《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1976）、《社会主义—从阶级斗争到福利国家》（1968）、《共产主义—从马克思到毛泽东》（1969）、《从马克思到苏维埃意识形态》（1956）和美国的阿·古尔德纳、法国的吕贝尔等人的著作。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法兰克福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不满，对知识分子地位下降感到忧虑不安，有较强烈的改变资本主义某些弊端的愿望但又力不从心，故而想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足以支持自己主张的变革的武器和精神力量。此外，“马克思学”者中也有一批人是怀着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的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人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御用文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的区别，在于它是由一些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而兴起，继而由西方学者加以理论展开的。由此，它包括：(1)西方共产党所奉行的理论和革命策略，它们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2)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补充和支流。“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最早由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经历》（1955）一书中使用，后来英国学者安德森（PerryAnderson）专门写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ationonWesternMarxism)（1976）一书，在英美等国流传开来。1981年该书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达到高潮的标志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出现，它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主导性作用。它们共同旨趣在于激活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展开新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从政治经济学和国家学说（即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转向哲学、文化和艺术。也就是说，把旨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书斋里和大学课堂里的哲学。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受西方历史主义的文化哲学影响。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核心原则……个性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应充分肯定各民族、各时代历史和文化发展所具有的个性和价值，而不能用某种既定的普遍标准去衡量其价值。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构筑了自己独特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并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相抗衡，在政治上则是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提出与列宁主义相异和政治组织原则。哲学倾向上，①从以往较多地注重社会经济和客观现实的制约转向强调主体，特别是个体的能动性和主观性；②从注重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走向探讨社会现象的各种局部因素、偶然因素；③从关心社会经济基础转向上层建筑，以哲学、美学为最；政治上，它不赞同列宁关于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政党理论，主张走议会道路和选择自治形式。其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根本点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解释马克思的理论，公开宣称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哲学的渊源性，从而在事实上导向了一般历史哲学。在这种历史哲学中，迫于现实中强大的资产阶级力量，他们开始把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向引向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并彰显出一种隐蔽的哲学人本主义的立场。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及理论框架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苏联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也总结革命斗争经验。匈牙利也于1918年10月暴发了无产阶级的武装革命，并于1918年11月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1919年3月成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同年8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革命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内部开始了一场自发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探讨马克思学说的同时，开始对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一些疑问和批评。最早以所谓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正名而实质上以“非正统派”的意见问世的著作，当属1923年出版的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它们问世后，在西方迅速流传开来，掀起了所谓“反正统”的“新潮”，后来被西方学者奉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定之作。而在共产国际内部，则受到了严厉的批判。1928年，卢卡奇又因为“勃鲁姆纲领”而进一步遭到批评。当时，卢卡奇化名“勃鲁姆”（Blum）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一份新纲领，提出要建立以资产阶级民主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纲领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斥责为社会民主党的“取消主义的纲领”。（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分为四个时期1、理论思想准备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这是自由资本主义转变成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第一，马恩逝世不久，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分裂，伯恩斯坦首开修正主义之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内部开创“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先例；第二，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宣告了以“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第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验在西方受到挫折，西方无产阶级领导人开始探索另一条“适应西欧的革命道路”；第四，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热烈争论。这些都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某些“启示”。2、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端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主要有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还不是独立的社会学思潮。这一时期，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以及葛兰西参与编辑的《新秩序》和撰写的《狱中札记》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他们反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而试图以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来伸张主体意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历史发展虽然有其内在客观必然性，但并不是所有时代、所有民族都总以同一的形式表现出来，历史的辩证法如此，无产阶级革命亦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能成为一种对历史的线性描述，而必须是一种基于“总体性”对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方式的研究。3、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人本主义倾向深化和变异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主要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它从党内发展到党外，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国际性影响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引发的新的科学进展造成了经典科学框架理想化特征的幻灭，科学认识表现出强烈的“人的主体性”，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影响下所进行的对人性内在结构的心理分析的结果是传统的哲学理性为个体的非理性所取代；加之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战争的整体危害，人性和个体生存的主体性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导方面之一。4、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冲突、转向和终结时期（20世纪60—70年代）以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等人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倾向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毅然举起了反对人本主义的大旗。在理论逻辑上，以40年代初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为标志，法兰克福学派把“理性”这个西方文明的根基作为批判对象时，事实上开创了一条全新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思路，因此1966年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出版同样预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人本主义逻辑的自我解构。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了重要转向，即从人本主义哲学思辨深化为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书斋走向社会，成为西方左派运动的指导思想。而1968以法国“五月风暴”开始的左派学生、工人运动，既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现实政治运动中一次力量的展示，也是其终结的标志。这种终结指的是其经典理论逻辑之终结，而非指它深远历史影响的终结。转向阶段（70年代以后）：主要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第三代；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它们不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有了一定距离，由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过渡到非马克思主义。70、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多元化发展，并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融合在一起，成为西方学术界的显学之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新的转向：研究主题从哲学、文化问题又转向政治、经济、生态等现实问题；批判重心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带有混合色彩的人本主义哲学。它主张面向未来，声称要用“总体性的着眼点”来观察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它虽然也有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但它主要是一种哲学思潮；它公开宣称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客观上并不可能置身于政治之外，却在实际上脱离了社会革命实践。因而它首先就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一种“新的”、独立的、“科学的”和“能代表一切阶级”的理论。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就抹煞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不仅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修正主义（如伯恩施坦等）都是非科学的，都应加以批判。卢卡奇指责修正主义要科学社会主义而抛弃了哲学；柯尔施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之间，起码在一点是一致的，即马克思主义同哲学（主要是学院派哲学）没有多少共同之点，哲学只不过是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犯下的过失。于是，柯尔施提出要给马克思主义重新确定方向，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哲学马克思主义”开始，经过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以及格罗斯曼、施戴昂堡等人的“新解释”，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中达到高潮。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流派众多，观点繁杂，分析概括起来不外乎三部分：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研究、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现代工业社会理论”（即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