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独裁和企业绩效

1企业家的独裁和企业绩效——企业家决策方式重要性的经验证据陆铭季新星潘慧*【摘要】企业家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企业研究的前沿方向。本文利用企业家和企业相互匹配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企业家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决策方式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我们发现，当企业家的决策方式为具有独裁特征的“指示型”时，对企业利润有正的影响。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家的教育程度越高，指示型决策方式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本文还发现，教育程度更高的和政治身份更高的企业家所在的企业有更高的利润水平,企业的资产规模对企业利润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而资产负债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因此，存在最大化企业利润的最优收入差距。【关键词】企业家决策方式指示型企业绩效一个企业只能在企业家的思维空间之内成长，一个企业的成长被其经营者所能达到的思维空间所限制！——彼得·德鲁克一、引言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企业家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究竟是何种企业家特征影响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呢？近年来，国际上一些对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关注企业家因素，然而这些研究要么把企业家当作一个“黑箱”，要么就是局限在对企业家社会经济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的分析，要么在采取管理学的分析框架时，缺少对企业特征的控制。鉴于这种状况，我们采用了一个更为综合的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框架，在这个模型里，企业的基本特征作为基本的解释变量被控制。但本文更为关注的是企业家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为了打开企业家这个“黑箱”，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企业家的年龄、性别、教育等基本的社会经济特征，同时，近来文献比较关注的企业家政治纽带(political*陆铭、季新星，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上海，200433；电话：[phone]；E-mail:[e-mail]。潘慧，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后。作者感谢陈钊、方学梅、杨真真、许海波、唐正东和广西柳州商会在数据收集和处理中提供的帮助，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项目“中国民营企业家成长与企业发展的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06JJD790007）和复旦大学985工程“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项目的研究资助。本文也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1）的研究成果。2connection)也作为解释变量被控制了。除了这些已经在文献中被研究的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外，本文更关注在中国背景下企业家决策方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我们发现，企业家的决策方式的确能显著提高对企业绩效的解释力。在指示型、分析型、概念型和行为型四种决策方式中，具有指示型决策方式（即具有一定独裁性）的企业家，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还发现这种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企业规模越大，或者企业家教育程度越高，指示型决策方式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通常，人们的直觉似乎是，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企业决策面临的信息越来越复杂，这时，民主化的决策方式更有利于组织内部的不同成员利用局部信息，做出正确的决策。但实际上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企业越大，企业决策面临的信息越复杂，在中国这样快速发展，并且制度不规范的环境里更是如此。因此，大企业更需要企业家的决断力来做出快速反应，而教育程度越高的企业家，更能够在果断决策的同时，保证决策的正确性。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于本文所涉及的相关文献进行简单的评述，并指出本文的贡献；第三部分是本文样本数据的描述和模型变量的说明；第四部分给出了本文的实证结果以及对结果的一些解释；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二、文献评述在熊彼特之后的经济学研究里，企业家的作用被严重地忽略了，企业的绩效被认为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而在管理学领域里，企业家的重要性却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到了经济学与管理学握手的时候，在握手前，应该先了解彼此在实证研究上的进展。在管理学里，非常著名的“经理封顶定理”简洁地概括了企业家对企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它的通俗表述就是：一个企业再好好不过它的经理，一如金字塔再高高不过它的塔尖。在实证研究方面，管理学文献比较重视提出企业家特征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假说，并且找到多维度的指标来验证各种企业家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较近的两篇管理学文献为例，Baumetal.(2001)把企业家因素纳入到研究企业成长的框架中，发现企业家的个人能力，比如环境诊断能力、机会识别能力、产业特殊技能，能够直接影响企业绩效，而企业家的个人品性，比如个人魅力、工作努力程度、战略眼光，往往有利于公司战略的实施，从而间接地影响企业绩效。Waldmanetal.(2001)把企业家分为交易型和领袖型两种类型。交易型企业是在既定的系统和文化之下工作的，而领袖型的企业家(charismaticleadership)则善于描绘任务的愿景和意识，表现决心，以及传递对于高绩效的期望，他能使追随者们对领导怀有信心，对自己的存在感觉良好，并产生强烈的钦佩和尊重。作者发现，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领袖型的企业家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类似的管理学文献非常有趣，都是在战略管理理论（strategicmanagementtheory）的框架下研究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贡献，但此类管理学文献在建构企业绩效决定因素的分析框架时，忽略了经济学理论中最为基本的影响企业绩效的企业特征，比如企业的投入要素、生产率水平和企业的治理结构等。与管理学文献相比，经济学对于企业家的重视有点姗姗来迟。长期以来，经济学先是从生产函数入手，从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生产率水平（包括规模经济）3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形成了分析企业绩效的基本框架。之后，公司治理理论(corporategovernance)认为，企业的治理结构对于企业绩效有重大的影响，而企业家只是在企业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之下工作的，企业家之间的异质性被放在了非常次要的位置。①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在对中国企业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中，最近的很多文献也是着眼于企业所面临的法制环境、市场环境以及投资环境等“制度环境”（例如李涛等，2005；孙早和刘庆岩，2006；白重恩等，2004；Driemeieretal.,2003），这些文献发现良好的法制环境、市场环境以及投资环境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发展绩效。除了研究外部环境外，也有部分文献关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施东辉，2000；徐晓东和陈小悦，2003；林浚清等，2003），发现不同股东控股类型的企业绩效显著不同，大股东的变更能提高企业绩效，高管内部的薪酬差距也会影响公司的绩效水平。BertrandandSchoar(2003)在经济学家里较早地将企业家引入了企业行为和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他们采用企业家和企业相互匹配的面板数据，跟踪了职业经理人在不同企业任职的经历，发现职业经理人的固定效应在企业决策行为（包括投资策略、融资策略、组织战略）和绩效的决定中是非常显著的。然而，BertrandandSchoar(2003)只是把企业家因素当作一个“黑箱”，虽然他发现企业家的确显著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和绩效，但却并没有指出企业家影响企业绩效的具体途径和机制。有一些文献从人力资本和社会经济特征的角度研究了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企业家的教育程度和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而年龄对绩效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Bates,1990；ArshakuniandThierry,2004）。企业家建立广泛社会关系的能力也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企业家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就是政治纽带（politicalconnections），它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Fisman,2001），例如，企业可以因此而获得更好的税收政策或贷款政策（Faccio,2006;KhwajaandMian,2005）。在中国，政治身份可能是替代法律的一种保护企业的机制，有利于企业获取资源或发展企业（胡旭阳，2006）。贺小刚和李新春（2005）从社会资本的维度，考察企业家关系能力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如果简单地研究企业家关系能力的功效，它对于企业成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一旦在企业成长模型中引入企业家战略能力和管理能力这两个变量，关系能力的作用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利用企业家和企业相互匹配的数据，建立一个综合的企业绩效决定因素的实证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将控制企业的资产、企业员工的教育水平、企业所有制性质、企业内收入差距等企业特征。因为我们的样本来自于一个城市，本文没有控制制度变量。在企业家特征方面，我们的模型控制了诸如年龄、性别、教育、政治身份等因素。我们的实证结果发现，除了企业家决策方式、教育水平和政治身份以外，其他企业家特征对企业绩效并无显著影响。在上述因素中，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企业的主要领导者——企业的总裁或总经理——的决策方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我们基于心理学量表得到了企业家决策方式的度量数据，试图进一步解开企业家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黑箱”。本文要考察的重点是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家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其决策的方式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根据俞文钊（2004）的总结，决策是对不确定性事件的决策反应。决策理论认为，存在着一些因素限制了人们做出“最优选择”。这些因素是：（1）信息的限制。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繁多，多变，错误选择会导致错误决策。（2）主观认识限制。个人经验、素质影响了决策的质量。（3）目标无法数量化。决策对象本质上是定性的，无法①参见BertrandandSchoar(2003)的文献评论。4定量分析，遇到此类对象会造成运用数学方法的困难。（4）时间限制。决策有时间要求，不能因寻求最优方案而贻误时机。（5）无法估计的偶然因素的限制。人们无法估计全部可能影响决策的因素，更不能事前估计到偶然、突发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在以上五个方面的因素中，除了时间限制外，其他四个因素都会影响不确定性的程度。如果没有决策时间的限制，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信息越是复杂，企业家如果采取“民主型”的决策方式，多收集信息，多听取意见，将有利于做出正确而有效的决策。但是，如果决策时间的限制非常紧，就要求企业家要果断决策，以免贻误时机。在中国，由于市场和体制不规范，宏观波动剧烈，政策变动频繁，加剧了企业决策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因此，就要求企业家能够更多地听取意见和收集信息，再做决策。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快，市场机会瞬息万变，又要求企业家果断决策。事实上，在经济学的既有理论里，也可以借鉴公共选择理论来讨论企业决策方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Miller(1992)借助于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阿罗(Arrow)不可能性定理①讨论了企业采取科层与专制的好处，他认为，“Arrow定理表明，如果企业的管理者允许其他雇员插手企业的决策，就会导致组织的不稳定、不明确、低效率或易被操纵。企业若要把分工专门化、互相依存的团队生产的效率潜力变成现实，不仅必须建立权威的群体决策结构，而且必须集权化。”但是，他同时也指出，“尽管专制可以提供给企业所需的统一性和一致性问题，但同样不能解决导致市场失灵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非常的专制权威，是获取明智决策所必需信息的障碍。……信息不对称、垄断权和团队生产的外部性使市场、讨价还价和投票制序失灵。它们也给管理者带来了危及科层健全及其利益的日常两难困境。”因此，究竟企业家属于偏独裁型的决策者，还是偏民主型的决策者更有利于企业发展，就是一个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的问题了。关于企业内部决策方式对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国外的经验研究表明，民主型的决策方式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PearceandZahra(1991)的研究发现，董事会相对于CEO的权力越大，企业的财务绩效越好，也就是说企业决策机制相对民主和企业绩效正相关。更近一点的研究是，Gompersetal.(2003)通过对美国1500家大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股东相对于管理者权力较强的企业具有相对更高的企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