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记录-高晋康教授

会议记录主题：如何解决不知道的信息——以中国法制建设为例主讲人：高晋康教授主持人：吴弘教授时间：12月7日18：30地点：交谊楼第三会议室记录人：邢楠李凡吴弘：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西南财大法学院院长，高晋康教授。高教授是我们学校的老朋友，也是我个人的老朋友。他的研究领域横跨经济法和商法，学术上很有造诣，实务上也很有经验，把一个西南财大法学院打造的生龙活虎。今天他演讲的题目是如何解决不知道的信息，非常有意思。下面有请高教授为我们演讲。高晋康：很荣幸来到中国法学的重镇，华东政法大学，来给大家做这个演讲。这个题目坦率来讲，是属于知易行难，没有什么学术含量的东西。我们华政是非常务实的，这个题目比较实际一点，但是没有什么学术含量。但愿对同学有点启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如何解决不知道的信息”，汇报一个小时左右，接下来时间留给大家自由提问。我们可以说，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很大程度上都在处理一个信息问题。工作天天都是在处理信息，生活也是这样。通过信息会改变约束条件，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经济学就是研究一定约束条件下的行为选择。所以说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信息的变化会改变原有的约束条件，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我们市场面临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信息，我们怎样去了解呢？比如说袁和平，他是香港一个很有名的武打设计师，我们很多内地电影、香港电影都是聘用他进行武打设计。美国好莱坞也请他过去。美国人很厉害，对他设计的武打场景通过电脑进行汇聚和分析，那种场合下应该用什么动作，把它抽象出来，带有一些归入性的东西。也就是说美国的电影人破解了袁和平武术设计的套路。后来美国人也不聘用他了。这是通过计算机来解决不知道的信息。另外我们看徐克导演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华谊兄弟请了一个姓黄的台湾人，此人在好莱坞打拼多年，非常熟悉国际电影的同行套路。徐克这个人想象力是很丰富的，他把很多想法设计到这部电影里面去，但是姓黄的这个人把他的很多片段剪掉。姓黄的这个人还不放心，在电影最后完成之前，还进行抽样抽样，至少让有代表性的观众看了两次，提出他们的意见，最后才形成电影。你通过实证的方法，实际上带有社会学的方法，去了解社会的口味。而相对应的，陈凯歌的文化底蕴是很厉害的，但是陈在《无极》这部片子上就比较“淳朴”。那个馒头的故事打的他鼻青脸肿。现在我我感觉陈凯歌还是因为这事很受伤。实际上我们很多学科都有很多方法去解决不知道的信息，包括科技手段，法律也是这样。比如刑讯逼供，目前趋势是增多呢还是减少？这个里面，很多我们都面临着多种问题，有的是通过法律手段、科技手段、实证手段去解决信息问题。那么0.我们能不能一般化去处理呢？前几天外我一个人在外滩晒太阳。买了一个周报，上面登了一则大学生求职的新闻，他投了很多公司都没有结果。最后一个公司给他出了一个题目：在英国，一年要卖多少高尔夫球？没有任何材料，45分钟让你计算出这个答案。实际上他是考你思路的：你如何去解决这个不知道的信息啊？包括今天我和顾校长在讲，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季刊》在登的一个东西，《在中国男女退休以后对他的健康有没有影响》，它是采用经济学的方法，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一些数理模型以推出结论：在中国，男的退休以后，对他的健康损害很大；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几乎对健康没有影响。这是因为在中国，男性喜欢在社会中扮演主角；女性喜欢在家庭扮演主角。女性到达退休年龄前，她们早就希望能够退休，所以退休推他们的影响不大，但是男性落差就很大了。但如果是提前退休的男性，是自愿退休的，那么对他的健康影响不大，往往肯能是下海了，提前退休去经商。我们说了这么多，比如计算机用来解决不知道的信息，科技手段用来解决不知道的信息、以及用社会学的方法、实证方法等等来解决。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一般化的解决方案，一个一般化的套路？今天我给各位汇报一下我总结的一个一般性套路。在这之前，我要提三个问题，待会我自问自答。第一个：在大学里，你怎么知道谁是好老师？我的女儿现在在中山大学读三年级。她是中山大学的珠海校区读两年，广州校区读两年，现在日本大阪大学交换一年。她刚去读书时我就给她讲，你要经常向好老师请教。她说，我怎么知道谁是好老师呢？我说，我现在给你一个公式，或者说我的一个套路吧，你再来回答，这是等会我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上海人的市场经济的意识都很强，如果你在华东政法附近的证券部炒股，你怎么知道这个证券部里面谁是高手？第三个问题：现在宏观调控面临着两难，很多的困境。温总理又是学地质的，对经济至少没有朱镕基那么擅长。但他要去找高手，咨询专家，那么我现在的问题就是，站在温家宝的角度，他怎么知道谁是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高手？现在我们在解决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信息时，现在我给一个一般的套路。管理学有个基本原理：信息充分的，有比较优势的人应该享有决策权。这是管理学的基本原理。但是在我们中国经常遇到和这个基本原理想违反的。比如主审法官在处理案件时，信息充分的应当是法官，但是往往是由政法委来定案而不是法官来定案，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有冤假错案。那么我们把管理学的基本原理扩展，尽量把它一般化。我们不知道的信息，我们去问谁呢，或者说通过什么途径去把握呢？那么我们就去找信息充分的、有比较优势的人，或者是一个物化的什么东西。那么这个里面有三个要点值得把握：一.信息比较充分。当然在信息是千变万化的，尤其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也只能说是比较充分。获取信息的能力就比较重要。搜集信息的能力我把它称为“搜商”。你做生意也好，做学问也好，很多时候取决于你搜商怎么样。二.有比较优势。比如说本科生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比较，谁有比较优势？在专业上应该是三四年级的有优势。三.我创造一个概念，叫做优势递进。比如说，我两次到美国考察，在美国名校都看到华政的学生，学校的很多学校也都向我介绍这是上海华东政法的，我真的为华政的学生感到很骄傲。到美国去读名校，大牌教授推荐很重要，最好是院长推荐。我们假设，刚好美国一所名校的教授和我们吴院长很熟，你直接去联系和通过吴院长去联系是大不相同的，通过吴院长去联系，这就是优势递进。包括怎么到美国留学，都有套路的。我时常也要帮学生签推荐信，但我也很无奈，这其实是让学生自我表扬，我签个名。这非常的中国化，基本上只有形式意义的作用，没有什么实质作用。美国崇尚的是个性化的介绍，笼统介绍学业如何优异对于老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一定要有比较的介绍，比如介绍张三在经济法学院综合排名第一名，第二名李莎莎已被耶鲁大学录取，那么张三立马就会显得很伟岸。写推荐信要看重个性化的介绍。笼统地介绍“在校期间学业优异”起不到什么作用，一定要有比较性的介绍，国内国外均是如此。总结一下三个要点，第一是信息比较充分，第二是比较优势，第三是优势递进。这三点说起来很容易，难就难在将其一般化，换一个场景就可能想不到，尤其是没有固化的话会很难。下面来回答上面的三个问题:1.现在来讨论，在大学中，如何知道谁是好老师，或是在不清楚谁是好老师的情况下通过什么途径来得知。一般而言是找高年级的同学咨询。高年级的硕士与高年级的本科生相比，一般来说高年级的硕士有比较优势。因此结论是，高年级的硕士或博士有比较优势。然而，为什么不去问教授呢？所谓好老师的好，是相对于学生而言的。学生作为学习的消费者，信息是最充分的。不过向教授咨询可以作为辅助性的信息。2．在证券部，如何知道谁是高手。管理股票账户的，就可以比较出谁是高手。如果不满足个于在这个证券部中找高手，也有办法。经过科学家研究发现，要认识一个人，不超过6个环节。如果我想了解中国最优秀的理财师，是否能找到有比较优势的人？新财富杂志每一年都在评最佳宏观分析师，今年是高善文，他是最佳宏观分析的。还可以找到各个类别的，如有色金属、能源的分析最好的是哪些人。又比如申银万国对宏观的走势分析，国内公认是最厉害的。这是国内若干投资机构评选出来的。这是很有公信力的，是信息比较充分、有比较优势的人。3．从温家宝的角度看，如何知道谁是研究中国宏观调控的高手？厉以宁、吴敬琏、郎咸平等等。吴敬琏五十多岁远渡重洋，去美国开始学西方经济学。有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怎么知道他们是高手呢？经济学家，尤其是研究宏观经济的，和法学家不一样，是可以证伪的。比如你说明年宏观会如何，物价会如何，到了明年不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证明你错了。改革这么多年来，谁的准确率最高，一筛选就能看出来。中国的经济学高手非常少，但至少有一个人很厉害，那就是原香港大学经济学院长张五常。其余国内的经济学家，像樊纲一般准确率较高，不过这类人很少。我们已经讨论过一般的套路，现在联系到中国的法制。首先来看立法方面。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委员的专业背景，大部分是法学专家。美国有些重大的立法，除了法律学家，至少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有的还涉及到宗教专家、历史学家等等，尤其是立法方面，经济学帝国主义现在一定不能缺少。制度运行的成本多大，你考虑过没有？比如我们这次参与四川省的几部立法，其中一个应急管理办法，涉及到应急物资怎么处理？遇到突发事件时，这个应急物资怎么处理？原来的起草稿里说，在县级区域里设立应急物资调配中心。但是，要是用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思维去看，按照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按照经济学分析一下收益和成本，那么就不太可行了，这样做可能就是很大的一种浪费。比如四川的一个县，你骑着骏马跑几十公里可能没一个人，你怎么设立？所以说，如果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视角来看可能就会有问题。后来就改为通过省一级政府来统一处理这个问题。要看立法的组成人员学科上是不是单一了。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地方立法，在座同学可能大多数不是很清楚，现在地方立法的质量不敢恭维，往往是部门牵头。某些时候，部门要把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加进去的，这个可以理解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嘛，价格理论。有些立法时邀请专家只是象征性的。地方立法有时与上位法、或者与其他省立法的重复率偏高。我曾向有关部门提意见，如果立法时部门牵头是不能避免的，那么能否像上市公司这样，邀请一些独立专家，独立签署意见，在网上公布结论性的法律意见。根据立法项目的难易程度，给专家一定的津贴，激励和约束要并行。关键还要经过立法程序控制。立法往往经过多次调研，这是要通过政府法制办的，那么法制办能不能把它格式化？就像一些学者的民法典立法建议稿那样，写明他立法的上位法依据，参考了哪些兄弟省份的什么条文，做出这样规定的理由是什么，促进立法实现格式化。格式化的目的是为了让信息更充分，经过了几次调研，有没有出现反对意见等等信息，全部通过格式化，然后把它软件化，通过软件来看以前有没有立法规制过这个东西。以环保法为例，我的一个博士生做过一项检索，各个省的环保法与上位环保法重复率过高。如果重复率多少，立马显示出来，重复了百分之多少。这样做了使信息更充分以后，提交到省人大时，就可以让省人大委员对法案进行充分的评议。我个人感觉，如果通过这样来控制，那么地方的立法质量会大大的提高。通过这种方式，我觉得可以从一定上解决地方立法质量不高、不能充分体现地方特色的问题。你可以从司法判决的角度去观察地方立法。就是说，我们怎么解决不知道的信息呢，怎么去评价地方立法的质量呢？我们以前去某法院调研时，把这个法院的几千个民事案件拿来看，结果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判决引用地方法规，还有二十几个判决引用了规章，但是在这几千份判决里，没有任何一个是引用了地方法规的。抽样调查表明，地方法规与上位法很多条文都是重复的，所以法官往往直接引用上位法。最近有时间的话，我准备收集一些行政判决。看看有多少行政判决引用了地方法规，从而从一个角度去观察我国地方法规的质量。这是你如何去获取不知道的信息的一种方法。这是从立法方面给各位汇报的一些东西。而在司法方面，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我们中国的法治道路怎么走，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我把它称为“中国法治道路的技术选择”。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普遍的法治现象，那就是地方司法部门在推动中国法治道路的前进。以上海法院为例，你直接按按钮就可以调出案卷来看。成都中级法院，我曾经去参观它的管理流程，如果要看下级法院的案件审理到什么阶段，只要点击按钮马上就可以显示出来。而且相关领导如果觉得这个案子有点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