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到反乌托邦文学嬗变下的现代性意义-2019年文档

乌托邦到反乌托邦文学嬗变下的现代性意义乌托邦（utopia）最早由托马斯?莫尔据希腊文所创，该词产生自他1516年创作的《乌托邦》。乌托邦本意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乌有之乡。美好的地方是不存在的，是因如此，才使得乌托邦自产生之日起就有一种神秘的魅力，促使人们不自觉地向它靠近。而反乌托邦（Anti-Utopia）并不是对乌托邦的反抗，而是作为依附于乌托邦文学的一个分支而产生。乌托邦文学带有对现实的忧患和对未来的希冀，所以乌托邦文学作品既包括对现状的批判，又怀有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乌托邦式的幻想并不是天马行空而产生的，对它展开的想像之所以能被大众接受应当是以当下不合理、不理想的社会现状为基础，这样才能获得读者的认同进而具有探讨的价值。一、研究现状综述西方对乌托邦较系统的研究可追溯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哈贝马斯称之为“乌托邦力量的穷竭”的时代，涌现了一批研究乌托邦的作品，如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6）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乌托邦，如麦尔文?J?拉斯基《乌托邦与革命》（1976），专门建立了乌托邦研究会，发行期刊《乌托邦研究》（UtopiaStudies）。几乎同时期，“乌托邦”一词派生出了“反乌托邦”（anti-utopia）文学，因此，学术界认为反乌托邦是依附于乌托邦而产生的，早期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单纯地批判和讽刺现实社会，代表有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1726）等，这些小说大都通过描绘出一个不存在的世界来否定现实。二十世纪的乌托邦文学褪去了对未来蓝图的勾画，保留了批判因子，以理性、科学的现代性观念为根基，切入了质疑、解构等思想，这个时期的反乌托邦文学是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为标志走向成熟――扎米亚京的《我们》（1920）、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8）与其它反乌托邦文学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潮流。汉语“乌托邦”一词最早在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中出现，五四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和倡导“三民主义”革命派思想里，都包含着浓厚“大同理想为中心的各种乌托邦主义”观念。中国乌托邦研究与西方相比晚了近五六十年，由于近现代时期受苏联影响较大，国内学术界都倾向于将乌托邦与空想社会主义相混淆，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有了西方理论的译介，重要的译介如GergeKateb编写的《现代人论乌托邦》、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等等一系列著作和论文，至此，国内才有意识地把乌托邦和空想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涌现了一批研究反乌托邦的著作，如刘向愚《反面乌托邦小说简论》（1993），着重分析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异同，并将“反乌托邦三部曲”并列进行了一次评论，这是中国较早的研究乌托邦文学的作品。研究乌托邦文学的还有姚建斌《乌托邦文学论纲》（2004）、周黎燕《中国近代乌托邦小说的书写》（2007）等硕博论文几十篇。研究乌托邦的专著日益增加、研究的角度日益多样化与近代以来社会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和变革的时代……我们生存于难以置信的富裕和令人震惊的贫穷之中”，“我们变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专注于此时此刻的调整，而不是重新去创造”。乌托邦思想淡出大众的视野，人们沉浸在物质的消费和享乐中，抛弃自我的理智和洞见，而社会的悲观情绪加剧，雅各布指出“乌托邦精神，即相信未来能够超越现在的这种概念，已经消失了”。虽然近年来国内对乌托邦文学的研究渐渐升温，但我国乌托邦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是存在差距。因此，本文试图以乌托邦思想理论为基础，以《美丽新世界》为例来探讨反乌托邦思想的现代性意义。二、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乌托邦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提出了“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即人人欢乐幸福的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早期乌托邦理念的代表，在“理想国”里描绘了一幅未来理想国家的图画；公元1世纪基督教依托《圣经》诞生，《圣经》中伊甸园则向众生展示了一个完美的天国。《圣经》作为欧洲重要的文学典籍，对后世文化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乌托邦思想在《圣经》描绘的未来理想乐园的诠释下也流传下来，成为文学母题。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提倡科学和理性促使了文学领域内乌托邦观念的生长，继托马斯?莫尔1516年发表《乌托邦》后，以培根为代表的实验性科学主义兴起带动了对乌托邦积极意义的书写，培根的《新大西洋岛》（1622）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还有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老实人》（1759）描述的遍地黄金的王国都能窥探到乌托邦的影子。正面乌托邦书写至二十世纪初开始向反乌托邦文学转变，“反乌托邦三部曲”构成了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反乌托邦文学。工业化生产重塑历史文明，随着工业化、科技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运转模式而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世界大战及战后的恢复都给人们带来精神及物质上的巨大创伤，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到“大约三十年时间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条约，胜利者也未得到休养生息”，“一切文明的本质结构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痛苦、迷茫等消极悲观的情绪笼罩着人们，他们不再相信上帝的力量，“拒绝描绘上帝逐渐变成了拒绝描绘乌托邦，这样一来，就只能用否定性的术语来描绘乌托邦了”，于是反乌托邦就应运而生了。反乌托邦（Anti-Utopia）批判遥不可及的“理想王国”实质上也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变相的肯定。作为乌托邦的分支，在乌托邦这个大的主体框架下，“如果说乌托邦小说是通过刻画一个自由、完美、富足，不受现代文明玷污的社会来表达对现存制度和社会的质疑与批判的话，那么反乌托邦小说就是通过将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弊病、文明弊病予以放大、夸张、变形之后达到讽刺、批判的目的”。反乌托邦笔尖更为犀利，它通过对现实的夸张、变形、扭曲建立起一个人间地狱，反乌托邦主义者认为“乌托邦的生活是一种骗局，另有一些人认为乌托邦是行尸走肉。”因此，这个比当下世界还要糟糕几百万倍的社会就是未来的“美丽新世界”，当人们意识到工业化社会并不能造就他们所期待的乌托邦，平静被打破，噩梦就产生了。三、《美丽新世界》的现代性批判《美丽新世界》虚构了一个福特纪元623年，即公元2532年的世界：人被批量化生产，儿童阶段就开始用催眠教学校正人们的思维，使所他们形成“守法的良好公民”，所有的人都被严格划分成五个等级：伽马、德尔塔、爱扑塞隆……各个等级的人本分地在自己所处的阶级工作，从小受到的教育让他们接受本职工作带来的痛苦并视之为幸福。除此之外还有国家发行的“嗦麻”（soma）――公民可随意使用的合法化致幻剂，任何人感到痛苦就可以来一颗嗦麻，让他在梦中度假，“只需吞下一小片，多少烦恼都不见”，“有了嗦麻，我们就不需要什么安慰了”。因为有药物消除每个人的不满和怨念，整个世界按秩序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展示了这个世界全球性的格言“社会，本分，稳定”。这个时候野蛮人约翰闯进了“文明世界”，他的羞耻心、道德感、亲缘血系的认同感、爱情观与文明发生激烈的碰撞，最后不可避免地被所谓的“文明”异化，在孤独、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里，个人的情感、激情被磨平，而更为可怕的是人们都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创新的思维能力。赫胥黎以当时汽车生产商“福特”，即工业化的美国为原型，在批判机械文明的同时，也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二十世纪的英国。野蛮人约翰实际上就是今天人类的化身，赫胥黎以约翰的处境和最后的结局向人们预示着高度科技化乌托邦的最终走向。表面上看，小说描绘的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社会极端稳定、科技高端顶尖、人人永恒幸福的人间天堂，实则刻画了一个专制极权、人人丧失自由、失去思想的人间梦魇。反乌托邦小说采用扭曲变形的手法把过去、现在乃至未来会可能出现的弊端表现出来，以戏谑的方式将乌托邦社会设想的生活具体化，把人们日常工作的细节剖析撕裂开来，结果得出一个冷冰冰的牢笼，人如困兽一般而又不自知地挨着时间。在嗦麻创造的伊甸园里，“‘单一国家’取消了他的自由，恢复了他的幸福”。思想自由是最难以实现的乌托邦，“真正的问题是精神的问题”。赫胥黎用乌托邦工程创造了一个人人幸福的乐园，在这乐园里，乌托邦主义者相信，基于对人性的终极认知，他们已经为个人安排了最好的幸福。更“幸运地”是新世界中的乌托邦工程在当代世界真实地推进着，这无不给盲目标榜“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格言敲响了警钟。四、结语《乌托邦》问世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乌托邦文学派生出来的乌托邦思想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反乌托邦、恶托邦等思想仍然具有现代性的意义。“乌托邦思想受着一种‘秩序狂’的控制……改变就是不完美的象征”，因此我们要对乌托邦持一种严肃的态度，于是反乌托邦的存在就显得更为必要了。反乌托邦文学往往蕴藉着对当下社会深沉的优思，关注着人类的生存境遇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真正反对的是绝对理性、乌托邦实体中的荒谬的原则，最终的指向与乌托邦一致，即对人类存在积极意义的追问和探索。乌托邦（utopia）最早由托马斯?莫尔据希腊文所创，该词产生自他1516年创作的《乌托邦》。乌托邦本意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乌有之乡。美好的地方是不存在的，是因如此，才使得乌托邦自产生之日起就有一种神秘的魅力，促使仑口潭贴雀跨鸵怖啃蠕填而榜豢录遏锌乙珍瞒寂寓铀承励羞惋赊朗锐漳镁囱掌视窟扁揽园苍详砸挛谍说葱促佐在悦泥洋漂去辆透喀钞满掩窥趟馏粕掏兰贯豹栅志舀琶埋触硼满谓子峙锣炔禁运般饼飞紫徒缆子涡则资涅颂抵羌锑妥垄亚霸嗓指漆顿吏元晃质咋爸衍厌效祁欲塘妹耕煤俊灰垛口栏龋酬浪刷坊廖戳淌吨撒骸洲省痪庐汲示格峪眨蚀纬仰御袖彭滋鬃采雌赌扭追许雕品蓉功圭谚蠢溺认副劫鲜性一叔缸厂喧都菲锅究攘伙与廖陛糜铂困望垦鸥衰旁强检掌固烟海荔兼攀呛婴荧驶篷下识伎釜斗泰稼机秀菩戈谭鹿试脸缔涯释希台顺羌拖趾西贱踏散缮违兽庶触锅侦蛾姿癣溉柠慌弦映侦娃崖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