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存异到谐同和异-树立新的同异观

求同存异到谐同和异——树立新的同异观求同存异到谐同和异——树立新的同异观2012年2月1日民建中央网站作者：朱相远谈到“同异”，人们自然想起求同存异。并常理解为求大同，存小异,经增同减异，达到惟同无异。这实际上是党同伐异。但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一传统思维方式，却遭到巨大挑战。在许多领域，正好相反，似乎是存同求异甚至弃同赏异了。实践证明，在转型期间，人们必须不断转变观念，更换思维方式。因而，要树立谐同和异的新同异观。求同存异还是存同求异过去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必然赏同罚异。异己、异化、异议、异类、异见等，皆是斗争的对象。阶级异己分子，更是敌我矛盾。因为，同即一致性，异即多样性。当时在政治上，虽也说民主集中制，其实是高度集中强调一致性，淡化民主排斥多样性。通过不断的运动、斗争，把各种不同政见、不同阶层、不同所有制、不同分配方式、不同利益、不同思想、不同流派、不同学说等，皆当作异己力量，遭受党同伐异、诛锄异己的命运。理论上虽说求同存异，但根本目的是兴同灭异。通过各种运动，不断扩大同、缩小异，经过增同减异，最终达到惟同无异。这不仅消灭了开国组建联合政府时的各种政治流派、政治主张，连中共党内包括领导层的不同意见、不同主张也当作异己路线、反党集团而彻底消灭。结果酿成“文革”的灭顶之灾。经济上原本主张“公私兼顾，共同发展”，允许多种所有制、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但在求同存异中，逐步扩大公有制、削弱私有制，经兴同灭异，最终达到惟同无异。城里全是国有制，农村也从个体走向集体，以至公社化。使我国经济错过一次大发展的机遇，落在亚洲一些邻国之后。文化上起先曾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继而通过文艺批判与历次运动，最终明确，所谓百家争鸣，就是资无两家。要么是无产阶级，要么是资产阶级。经“兴无灭资”运动后，到文革时，就仅剩下“样版戏”一花独放了。全人类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在“封资修”的大帽子下，全都当作异己而遭排斥。教育上更是惟同无异，强调共性，抹杀个性。要学生同得如一个模子所脱出。社会生活中也是兴同灭异。从衣着装饰到生活方式，举国上下，趋同一致。男女一样，老少一样，全国一遍灰蓝式。文革时更是一片“红海洋”。各种不同审美情趣、不同爱好、不同休闲方式，皆作为奇装异服、奇模异样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遭到讨伐。这种兴同灭异的思维方式，给国家与人民带来无穷灾难。改革开放后，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也逐渐改变了这种思维方式，走向存同求异。存同就是坚持“四项原则”，坚持依法治国，作为一致性，以维护稳定；求异，就是寻求改革变异，在各个领域发展多样性。于是，鼓励人们标新立异、创新求异。异，由反面、贬意，变成了正面、褒意。经过三十年求异的改革，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的生活也愈发奇光异彩，争奇斗艳了。政治上大力发扬民主。作决定、做报告，事前都广泛征求不同意见，这就是赏异、求异。还提出一国两制，一个中国是存同，从一种制度到两种制度就是求异。在国内，鼓励各种不同新阶层的出现，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国际上，广交不同政治主张的朋友，推动世界多极化。这些都是求异。经济上由同一的利益主体，演变成多元利益主体。主张以公有制为主，实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实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放手让一切个人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些都是存同求异。各地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敢为人先，大搞特色经济，也都属于求异，以争取异军突起。文化上主张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无论文艺还是教育、科技等，都要以创新为灵魂。而创新就是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也就是求异，发展多样性。现在的城市建设中，大家反对“千城一面”的趋同化。这就因建筑设计，求同不求异，不敢创新。社会上要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就是“和而不同”，不同就是异。要发展并维护人民信仰、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的多样性，这也是求异。再将这些异，和谐在一个统一体中，构成和谐社会。以上说明，改革开放的转型期中，我们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由赏同罚异转为弃同赏异，结果也由同而不和转为和而不同了，这就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到底如何看待求同存异与存同求异？也即如何认识同与异的关系。同与异的辩证关系同与异是一对哲学范畴。我国的先秦哲学中，就有“同异之辩”，专门讨论事物之同异关系。惠子、庄子皆主张“合同异”。“就其同观之，万物莫不同；就其异观之，万物莫不异。”所以，“万物毕同而毕异”。还提出“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墨子虽主张“离同异”，但同样主张同异统一。他认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于同可得异，于异可得同。但自秦代起，文化专制主义渐占主流。虽书同文、车同轨，有积极意义，但焚书坑儒，就是兴同灭异。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到清代的文字狱，都是主张尊同排异。而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经文艺复兴到现代文明，却一直是存同求异、弃同赏义，促使生产力、科技、文化等不断创新，引领人类进步潮流。以现代观点来探讨同与异，从不同角度，则有不同理解和含意。——从辩证法角度。同代表一致性、同一性、共性、普遍性、必然性；异代表多样性、差异性、个性、特殊性、偶然性。正如美国物理学家戴森所说：“如果少了一致性，宇宙就毫无伟大之处；如果缺乏多样性，世界也失去了自由。”因此，同与异，一致性与多样性，既是相互排斥，又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我们讲一致性，是指多样性基础上的一致性；讲多样性，又是一致性为前提下的多样性。这正如自由与纪律的关系。——从矛盾角度。同代表矛盾双方的统一，异代表矛盾双方的对立。因而同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异则是无条件的、长期的、绝对的。世间一切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异、运动，因而才不断发展。另外，同和异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同可以异化，如传统可以现代化；异也可以同化，如国外的东西可以本土化。——从逻辑角度。同即是一个事物、概念的内涵，异则是它的外延。一个事物、概念的内涵总是相同、一致的，但其外延则是相异、多样、丰富多彩的。我们倡导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的内涵外延化。基本原理是同，是一致性，外延时与本国实践情况相结合，就是异，出现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外延出来的。所以，只讲同不讲异，就要犯教条主义错误；而只讲异不讲同，就要犯经验主义错误。——从历史角度。生物的进化史、人类的发展史，都是同与异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的历程。生物由低级进化到高级、进化到人类，靠的就是遗传性与变异性这对矛盾。而遗传性就是同，使下一代相同于上一代，以保持同一性、一致性、稳定性；变异性就是异，使下一代有所变异，有所进化，以出现多样性、进步性，逐渐进化出新种。人类文明史，靠的就是继承与创新这对矛盾。继承是同，创新是异。因继承使我们民族的文化，能保持代代相传；因创新又使我们的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新鲜血液，经融合创新，而令传统有所变异，有所进步。——从运动角度。运动是动与静的统一。动就是异，因变异而运动发展；静就是同，因守同而安静、稳定。我们常说，“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指动的重要性，只有改革、变异，推动多样性，才能保证中国持续快速发展。我们也常说，“稳定压倒一切”。这是指静的重要性。只有统一号令、尊纪守法，全国基本保持一致性，才有安静、稳定的环境,好一心一意搞建设、谋发展。谐同和异从以上分析，可见同与异，是具有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因此，求同存异与存同求异也是辩证统一的。惟同无异，或惟异无同，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当我们需要强调同的时候，可坚持求同存异；当我们需要强调异的时候，可坚持存同求异。不管求同存异，还是存同求异，最终都应统一为：谐同和异。求同也好，存同也罢，这同不是简单的同、绝对的同，而是谐同、协谐的同。另外，求异、存异，这异也不是简单的异，而是和异，即和而不同。孔子主和不主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冯友兰解释道：这里“‘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根据谐同和异原则，来制定我们的战略与策略，我们就能自如地处理好同异关系。在政治上，我们对不同体制的国家，坚持和平共处方针。要共处就得求共识，这就需要求同存异，把争议、对立先搁存一边，以后再说，先求得当前利益、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有了共识，就可统一行动。比如处理国际金融危机、地球环境恶化、地区性冲突等。这种谐同和异使得我国的和平外交路线，逐步得到各国的认同。在处理两岸关系上，我们也坚持求同存异，搁置争议，达成共识。即使按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了。一国为同，两制仍为异，故仍需谐同和异。今年6月19日，国台办主任王毅提出，两岸要争取“聚同化异”。其原意为“要致力于和平统一与振兴中华的大同，化解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心结和岐见。”这是正确的。但最近在报上，有人提出，这是对求同存异的升华：应在求同存异基础上，“聚合最大之同，把异化到最小。”还有人跟着提出：“在‘求同存异’基础上，进一步‘聚同化异’，使‘同’实现最大化，使‘异’达到最小化。”这就曲解了王毅的原意。其化异是化解历史留下的心结与岐见，而非使两岸的异达到最小化。那还有什么“两制”可言？这种观点，实为旧同异观在作怪，仍是主张惟同无异。这里还有个普世价值观的问题。有些人一味强调，人类是分阶级的，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有不同的价值观，根本不存在什么普世的共同价值观。这种偏见，是“左”的残余。马克思将人作为类的存在，类即同类。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人作为类的存在，人类还是有共同性的，人性是相近的。不承认人类有共性，有共同利益，能达成共识，那就是惟异无同，也等于否定了和平共处与和谐世界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们进行各种改革、创新，这就要存同求异，我们在改革、创新过程中，要大胆吸收国外一切有用的知识与经验，是求异不要排异。但仍应坚持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制度，决不能全盘照搬。包括马克思主义，也要中国化。这实际上就是谐同和异。在经济上，我们改变同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实现多样性、多元性的市场经济，这是求异的结果。但仍要坚持走向共同富裕的统一目标，实行统一的经济法规、税收政策、货币体制及社保制度，这就是谐同。使不同所有制、不同分配方式等，都能得到充分发展，这就是和异。在文化上，文艺要繁荣，教育要发展，科技要创新。这些求异，导致文艺、教育、科技的体制多元化、形式多样化。但这些差异是和异，是和而不同。犹如一支乐器各异的交响乐队，一幅色彩各异的巨幅油画，经过指挥与画家的谐同和异，才能奏出最美的旋律，绘出最动人的画卷。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我们更要坚持谐同和异。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生活性趣、不同风俗习惯的人们，由于户籍开放，人口流动，人们更频繁、更多样地融居于基层社区之中。惟有谐同和异，才能和睦相处，其乐融融。随着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构建，树立谐同和异的新同异观，看来是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作者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八届民建中央副主席、十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