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比较全面)

绪论•文学思潮研究是研究某一历史时段中文学现象与现象之间内在关联的常见的方法之一。•从“思潮”的角度俯瞰五十多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从多样性的文学形态中发现规律性，从零星的作品形态中发现共性，是为了便于对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总体风貌的把握，也是文学史对一个时代整体精神状况进行整合的需要。中国当代文学史（比较全面）•文学思潮，是指在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历史时段内形成的，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精神现象相关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潮流。•用“思潮”来描述一个时代的思想或精神状况，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即将不可见的精神事件比作潮水，其中有起伏、有主次，并体现出某种运动的规律性，直到它被另一种思潮所取代。基本概念政治化文学思潮（1949——1976）•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文学，沿袭了战时文艺的指导思想。这是因为民族解放和独立、国家形式和政治权力的确立、“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合并、不同阶层和立场人群的聚集，导致了国家政治乃至民族情感认同上的差异和分化。从政治承认和情感认同的角度看，文学艺术依然要承担民族和政治认同的功能和角色，依然要成为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情感之载体。因此，在政治立场、思想情感、文学想象、表达方式上的“一体化”，成了新中国初期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政治化文学思潮一、政治化文学思潮的兴起•1、战时思维模式在新中国文学中继续1949年7月2日第一次文代化的召开，揭开了新中国文艺的崭新的一页。但解放区文学中的战时思维渗透到了文学领导和组织工作中，继续左右着新中国文学的发展。•2、战时政治思维落实到文艺斗争中的主要表现形态，就是“文艺批评”。批评的标准是在延安时期确立的，即“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种“一体化”政治规范下的文学规则，制约了文学的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而站在文学艺术本身的逻辑角度上，对“规范”进行质疑的作家都成了批判的对象。•3、政治化文学思潮的逻辑思路是，在战时思维的统摄之下，以“敌我政治”为基本原则，将革命文学思潮定于一尊，最终形成关于“新人民文艺”、“社会主义现实文学”一整套文学规范，这种“一体化”的规范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完成于50年代初期。二、政治化文学思潮中的“工农兵”方向•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由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确立，在第一次文代会中被写进“决议”，号召全国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努力贯彻执行，成为新中国文学中影响深远，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思潮。–1、文学的功能政治功能被提高到决定性地位，工农兵文学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政治功利目的，是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而被倡导的。因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工作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必须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服从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因此只能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2、创作主体的世界观强调作家的世界观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革命或阶级斗争世界观的指导作用。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作家世界观在文艺创作中的集中体现，也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因此，作家必须深入生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改造世界观，特别是改变自己的情感方式，必须在感情上跟工农兵打成一片。–3、创作方法就是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转化为“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个人创作上的“提高”，必须服从政治需要或“工农兵”的需要，即“普及”，“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于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民族形式问题就提到了文学议事日程上来了。–4、人物形象注重工农兵、尤其是其中的英雄形象。这一形象观念使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以压倒性的优势出现在作品中，同时却导致对其它形象，如知识分子形象、思想处于中间状态的形象的忽视和贬低。60年代，英雄人物又升格为“阶级斗士”。“文革”时期，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成了“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出现了塑造英雄人物的“三突出原则”。•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思潮的出现，除了宏观政治思维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就是情感上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对工人和农民，也就是底层人民有着天然的亲和倾向。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及城市的市侩生活作风；美化自己所偏爱的群体，赞美普通人的美德，并将这种美德作为纯洁其他群体的思想和审美趣味的标准；将与现代性相关的“落后”视为一种优势等等，这些都是“民粹主义”思想的特点。•“工农兵文学”，既是人民群众热情的催化剂，也是打击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精英知识分子及其精英文学语言的有力武器，如：20世纪40年代的秧歌运动和民歌运动20世纪50年代末的新民歌运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全民歌咏运动三、政治化文学思潮中的批判运动•新中国文学发展初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批判运动不断。其中比较大的批判运动有四次。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过程，正是通过几次批判运动而建构起来的。•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次批判运动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电影《武训传》被认为是歌颂了向敌人（封建主义）投降并为敌人服务的人（武训），在文艺创作歌颂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上，也就是在分清敌友的问题上犯了错误。第二，宣扬了某种改良主义思想，对暴力革命推翻旧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缺乏认识，对刚刚取得胜利的革命合法性的认同不利。第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党内，结果可能会导致革命斗志衰退和思想混乱。•2、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在这次批判运动中，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被纳入“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系统，俞平伯这一类知识分子被赋予“资产阶级”政治身份，其学术研究成果是“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学术问题在“敌我政治”思维中变成了严重的思想政治问题。与《武训传》批判相比，这一次运动的规模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清洗运动，也是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领域进一步走向“一体化”的重大战役。•3、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与左翼文学界内部的矛盾由来已久，比如20世纪30年代末年对“民族形式”的不同看法，40年代初对《讲话》精神的不同意见，40年代末对现实主义的独特阐释、对“主观战斗精神”的强调，都与革命文学思想和《讲话》精神不甚吻合。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自1952年底开始，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已经变成了“文艺小集团”和“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问题。–1954年7月，胡风向上级主管部门和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呈交了全面阐述了他对1949年以后的文艺方针、文艺政策、文学体制等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并对其所遭受的批判进行反驳的《三十万言书》。1955年《文艺报》的第1、第2期合刊以《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以单行本形式附发了胡风《万言书》的第二、四两个部分供批判使用，全国性的胡风文思想批判运动由此而全面展开。–胡风长期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独立思考与坚持，最终导致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剥夺人身自由的悲剧。这里面固然有文学界内部的宗派主义在作怪，但根本原因还是将文学创作变为政治工具的“敌我政治”思维的结果。四、政治化文学思潮中的微调•1、“双百”方针–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双百”方针的出台，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思想观念、文艺观念和创作方法的解放，从对“现实主义”的重新界定（秦兆阳、陈涌等），到对“人情”、“人性”的强调（巴人、钱谷融等），拓宽了文学创作的思路。–在文学创作领域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国家还出版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原创小说；整理了优秀传统剧目5万多个，上演了1万多个。–但毛泽东认为，“双百”方针主要是针对文艺和学术领域，不能涉及政治领域。他在几次重要会议上，及时为文艺界和学术界划定思维和言论的边界。–随着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百家争鸣”的局面很快就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左倾冒进的大跃进运动。•2、“三次会议–1960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经济领域的调整，文学领域的政策调整也在相应地进行。张光年执笔的社论《题材问题》，在肯定描写“重大题材”的同时，提倡“题材多样化”，是文学政策调整的一个信号。随后召开的几次会议及相关文件的颁布，标志着“双百方针”之后的第二次调整时期的到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次会议”。–“新侨会议”1961年6月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审议中宣部提交的《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草案）》（“文艺八条”）；文化部同时召开故事片创作会议，审议文化部提交的《关于当前电影工作的意见（草案）》，通称为“新侨会议”，会议发出了发扬民主，尊重文艺规律的呼声。–“广州会议”1962年3月，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通称“广州会议”。陈毅在讲话中大声呼吁，给作家选择题材的自由、创作艺术风格的自由、探讨艺术问题的自由。针对大跃进时期流行的“集体创作”和“三结合”方法，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连会议”1962年8月2日至8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通称“大连会议”。邵荃麟提到了“农村题材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人物创作的概念化”、“题材的广阔性与战斗性的关系”等重大创作理论问题，以及“写中间人物”的重要性。五、政治化文学思潮的极端化•从1962年9月开始，政治和文化指导思想出现了急剧左转的局势，阶级斗争被扩大化和绝对化。文艺领域首当其冲地成了这种阶级斗争的牺牲品。•1、“两个批示”和“纪要”–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认为国家文艺领导部门被“资产阶级”所掌握，已经“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为文艺指导思想进一步走向极左提供了支持。–1964年2月，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召开了部队文化干部座谈会。会议记录题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主要内容：1）全面阐释了“文艺革命”的纲领和策略，将“前17年”的文艺界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和30年代文艺的结合，要“彻底搞掉这条黑线”。2）重申了毛泽东“两个批示”的观点，并断言文化战线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将“双百方针”时期和60年代“三次会议”中提出的重要文艺命题统统指责为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离经叛道”。3）提出了“工农兵文艺”的新方向和相关措施，主要是要树立以“现代革命京剧样板戏”为代表的革命文艺“样板”，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形象，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特别强调要吸收工农兵加入革命文艺队伍。《纪要》是对建国十几年来极左文艺思想的总结，也是“文革”极端激进文艺实践的导火索。•2、激进文艺思潮的演进激进的文艺实验，是冷战思维中的激进倾向在文艺中的反映，其中包含国际压力下产生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40年代的“秧歌运动”，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1966年之后“文革”期间的“样板文艺”，这三者之间无疑存在密切的逻辑关联，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战时动员”色彩。但与建国前不同的是，“新民歌运动”和“革命样板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宣传“手段”，它们本身就是“目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发出了搜集和创作新民歌的号召，搜集和写作民歌便成了一项急迫的政治任务。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收集民歌，这就是著名的“新民歌运动”。在这些数不清的“新民歌”中，以中央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和诗坛泰斗郭沫若共同编选《红旗歌谣》影响最大。这个“官方钦定本”共选了300首，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编者的编辑理念是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诗经》看齐——《红旗歌谣》想要成为“新民歌”时代的圣经。集子分为四块内容：《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和《保卫祖国之歌》。具体作品的水平如何呢？仅举几首为例——•《端起巢湖当水瓢》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一个谷穗不算长》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驰过不晃荡。•《主席走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