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国自从建国以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经过了六十多年的发展和变迁中国的社会面貌以及社会阶层也在不断地改变中，社会流动也趋于复杂化。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是怎样演变形成的，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社会各阶层今后将怎样继续演化，现有的社会流动机制哪些是合理的，哪些还不合理，需要进行怎样的改革和调整，这些问题都是处于关键时期的我国需要认真研究并关注的。所谓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层结构里，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可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这两种流动统称为垂直流动。有些社会成员从一种职业转移到了另一种职业，但其收入、声望、社会地位却基本相同(如大学的讲师调到研究单位任助理研究员)，是在同一水平线上流动，则称之为水平流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均是对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现象的描述和分析。然而两者是不同的，学者海炜指出，“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对某个国家或地区同一类社会现象所做的两种视角的分析和描述。社会分层是从静态的角度，分析描述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内容、形式、形成的层次和分布形态，是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质变过程。社会流动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描述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中各层次间的互动、动力机制、时空范围、方向和速度，是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量变过程。社会分层研究与社会流动研究互为表里，不可或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海炜，2009，《社会流动意义》），同时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中,学者陆学艺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陆学艺，2004年10月08日，《当代社会研究阶层报告》第1页）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变量来确定人们在四组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并据此划分出十大社会阶层.这十大社会阶层是:(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2)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3)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5)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6)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8)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9)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其中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是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而前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后者。中国人口基数庞大，社会背景复杂，因此研究中国的社会流动具有重大意义和代表性。字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五次社会大流动，形成了初具现代化雏形的社会阶层结构格局。而这种格局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呢？下面进行简单的探讨，在过去5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流动表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一些特殊性。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基本上是在社会阶层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的，而中国却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转型，这两次大转型不仅仅表现为社会发生大流动，而且表现为社会地位体系、社会阶层架构的大变迁，从而增大了社会流动的复杂性。虽然这两次转型很特殊，但是并没有脱离现代化发展进程，因此，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表现出两方面的趋势：既呈现出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共同趋势，也反映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故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制度变革，即在改革前与改革后，我国经历了两个社会流动模式：政治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和经济诱致型模式。第一次制度变革发生在I949年以后，新中国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诸如土地改革，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工业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政治经济运动，一方面，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工业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上，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取代了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应地，整个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官僚买办阶级被消灭了;通过土改，地主阶级被消灭了;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被消灭了;通过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亿万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成为农村集体经济——人民公社的社员，城镇手工业者则成为国营集体或城镇集体企业的职工。整个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演变为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构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在这数十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经济剧烈变动，社会政策多变。这样的制度、政策和社会结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个人、家庭乃至某个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都不能由他们自己掌握，而是由当时的制度、政策的变化来决定。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观察，I978年以前，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中国社会整体上趋于封闭，先赋性规则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规则。表现为不论是在流动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流动机制上，政治标准、政治价值、政治身份、政治手段、政治改造、政治运动等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起决定性的影响的政治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I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开始了第二次重大制度变革。改革先从经济体制开始，次及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到2O0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被建立起来。改革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加快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催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农民工等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使社会分化为由若干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总体说来，在这个时期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国家制度政策的安排，对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还起过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但越到后来，整个社会变得越是开放，后致性规则逐步成为社会流动机制的主要规则。表现为经济诱致型模式，即职业地位取代了政治地位而成为一种最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力主义在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制度和政策对社会流动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作用，所以，迄今为止，我国社会流动还只是表现出经济诱致的特点。同时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目前，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即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的重要阶段。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往往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温家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见2004年3月1日《人民日报》)在这两次重要转变中，学者王春光指出，“中国社会流动机制不论在内涵上还是作用方式上远比发达国家复杂和多样，表现为制度一政策和结构等宏观因素与先赋一后致性因素交织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流动。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与发达国家一样，先赋性机制和后致性机制是中国社会流动的两大重要机制，但是，它们的内涵和表现方式却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从先赋性机制上看，除了家庭背景外，制度和政策安排成了影响中国社会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先赋性机制，这是发达国家所未曾遇到的。通过对制度和政策安排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这一机制不仅独立地影响到我国社会流动，而且渗透到家庭背景，表现出很强的传递性和继承性。从后致性机制上看，除了教育、工作业绩之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忠诚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后致性机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教育，而对个人的社会流动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在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中不曾存在的现象。改革开放后，政治忠诚的作用在减弱，但是，并没有绝对地退出社会流动过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党员资格依然对于获得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机制中政策、制度这些宏观因素占有重要的地位。”（王春光，2007年，《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及其政策含义》）因此在建国至今，中国社会流动在没有摆脱体制转轨痕迹的同时，开始表露出一些不利于社会开放、公正的消极趋向，如城乡二元体制、教育资源的配置制度等仍没有被革除，反而在继续影响着社会流动。故从中国社会流动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正处于发展和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该注重当前的社会流动，来更好的把握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局面。那么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有哪些方面呢？学者李炜指出，“人们发生何种的社会流动，大致有着三个层面的因素影响:宏观层面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国家的制度安排;中观层面，依赖于工作单位和家庭等社会生产单位和社会化组织供给的社会资源;微观层面取决于个人后天努力。从社会研究的视角来看，前两者因素属于先赋因素，即个人能力之外的原因，后者属于自致因素，即个人努力的结果”（李炜，2010年7月1日，《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因素对个人社会济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其中户籍制度是对人们社会流动影响最为明显也是历时最长的宏观性因素，它对人们职业地位的影响作用近些年反而更为凸现了。它不仅制造着国民福利待遇的区别，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成员的发展机会，包括就业，教育等影响社会阶层改变的方面。另外家庭阶级出身也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宏观因素，研究显示，在1957年之前，国家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和富农采取了相对宽容与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这些旧社会的上层阶级还得以保持相对优势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机会。1957年到I978年文革结束，工农阶级的国家的主人地位逐渐牢固，工、农、革命干部等家庭出身好的人及子女往往有更多的机会在职位提拔和单位调动中向上流动，而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则成为被监管、控制和专政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这种符号化的阶级成分导致的社会地位差别不复存在了。二是社会组织对个人社会流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如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础的社会化单元，也同样承付着向下一代提供社会地位资源的功能。三是个人自身因素对社会流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体现在个人拥有的教育资本和政治资本等。综合上面所提到的影响因素以及结合中国现状，我们发现不论是从流动机制还是流动条件来看，绝大多农业劳动者和工人只能向近邻的阶层流动，不可能取得跨阶层、长距离的流动，而且，目前即使是向近邻阶层的流动，也还存在不少障碍。因此，确保农业劳动者和工人从自己阶层向近邻的阶层转移和流动，争取让尽可能多的人实现中等距离的跨阶层流动，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故对于中国社会流动往往有着以下几点关于政策和社会方面的建议，首先坚持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在继续深化城乡体制改革、促进更多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同时，还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村的发展和繁荣，因为没有农村的发展和繁荣，就不会有健康的城市化，这有利于中间大两头小的阶层结构。其次要从经济政策上，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支持力度，为更多的农业劳动者和工人提供从事个体经济活动的机会。因为对底层的人来说，他们在经济资源上没有什么优势，但是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对于他们获得向上流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加大调整国家教育资源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区域分配格局的力度，但由于目前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缺乏较高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可能由此顺利地实现向上流动，故增加社会底层的受教育和培训机会，这更有利于我国社会结构通过社会流动实现现代化变迁。最后我们要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首选目标，不提供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和机会，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量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不能实现就业，罔论实现向上流动了。只有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首要的任务去对待才能带动社会流动。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现代化建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对于为了更好的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在当前开展社会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