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1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姚汉章（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2011级思想政治教育3班2011644349）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内涵、提法、进程及经验、成果等方面，对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行综述。归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要进展，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研究特点与走向等进行分析、展望。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综述TheLiteratureSummaryoftheResearchonSinicizationofMarxismProblemsYaoHanzhang(2011644349，Class3，Grade2011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LawandPoliticsSchool，ZhanjiangNormalUniversity)Abstract：MarxistlocalizationinChinaisconbineMarxistbasictheorywithChineseactual,GiveasummaryofrecentresearchofMarxistlocalizationinChinafromitsproposition’sappearance,connotation,wording,process,experienceandresults.ConcludethekeyproblemsoftheresearchofMarxistlocalizationinChina.PointoutthemainprogressoftheresearchofMarxistlocalizationinChina.Analyseitsconflictsandproblems,andexpectitstendency.Keywords：Marxism;localization;research;review前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研究内容，过去的研究多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命题与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等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比较研究的领域还太窄。因此，鉴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将对今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的提出、内涵、提法、进程及经验、成果等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综述。2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就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代革命和现代建设中思想指导等理论指导作用的逐渐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列中来，并且在近百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面我们就近几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内涵、提法、进程及经验、成果等进行简单的分析和综述。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是适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传入中国的。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理论体系，伟大的中国革命无疑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色，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即实现中国化，并且转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成功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因此，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首先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问题作出系统的考察。毛泽东在其作品集《毛泽东选集》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学者周全华、马爱云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消失及重提》中提出：“1936年3月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作的政治报告，在党的中央文献中首先为“民族化”破题，他提出要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2]许全兴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中指出：“李初梨总结过去十年(1927年至1937年)文化运动时提出了“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任务。他提出的现阶段文化运动的第四项任务为:提高文化水准，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同时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3]曹泳鑫、吴军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与构建范式——从毛泽东“38命题”、后续阐述到当代化“链结”》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4]黄少群、任匡胜在2008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撰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张闻天最早提出来的》指出：“如果说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概念的第一人”，据我们查证资料证明，不是毛泽东，而3是张闻天。”[5]无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还是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都有自己的见解，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或引申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张闻天从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这一角度引伸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初梨从发展文化的角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则同样是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引伸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括为一个具有可研究性的思想理论命题，直到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是这一命题真正被人所认识，被人熟知，并且在之后被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关注并深入研究这一命题，所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由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而这也是普遍被人所认同的观点。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的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以中国共产党为倡导者。开启了它的中国化的进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个命题的科学内涵，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础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又是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难点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进行了诸多的思考和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何继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四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化，实践过程和认识过程的同一化。”[6]汪青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运用的中国化和创新的中国化的统一过程。”[7]雍涛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关系的总体性概念，它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必须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互动过程。”[8]陈红娟在文章《内在与超越的统一性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解读》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内在性和超越性的统一，所谓内在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4精神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中那些超时代意义的价值追求和具有永恒价值的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实质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所谓超越性就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中，以中国不同阶段的新的具体情况为既有的事实根据，扎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独创性经验，在变化着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形态。”[9]陈占安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0]边立新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与理论成果》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11]许全兴在文章《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和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两个方面。”[12]郑德荣在人民网的发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重大战略意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具体化和民族化。”[13]代霞、张建明在文章《试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又是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不断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14]孙显元在文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构成》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以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为途径，以实现社会变革为最终成果，创造具有中国内容、中华民族形式和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15]以上列举的各位研究学者不同的观点各有其价值或特色，对于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不够全面，只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只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老祖宗”不能丢，而不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不讲中国自己的“老祖宗”同样也不能丢，忽视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概括和总结。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很少考虑用中国哲学智慧来补充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今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连引些中国古代哲学语录，做些形式上的点缀也没有。应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状的同时，注意研究中国历史、哲学、5文化，继承和发展中国历史优秀遗产，以有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的问题的研究现有的文献资料表明，毛泽东1938年10月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后，就几乎不再使用这一提法;1951年他“亲自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在将《论新阶段》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收入时，又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探析和争论，提出了不少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冯蕙在文章《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指出：“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主要是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决议，谴责南共领导的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倾向，“大概是中央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提法，容易被误认为带有所谓民族主义的倾向”；而中国革命胜利后，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为了搞好中苏关系，避免“民族主义”的误解，一般就不再使用这一提法。”[16]鲁振祥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兼述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使用》中同样提到并肯定了“大概是中央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提法，容易被误认为带有所谓民族主义的倾向”；而中国革命胜利后，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为了搞好中苏关系，避免“民族主义”的误解，一般就不再使用这一提法。”[17]这一观点。龚育之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答记者问》中说：“逄先知同志曾经撰文说明，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毛泽东亲笔”所为，是由于外国的影响在当时形势下所做的纯粹文字上的修改，以及精益求精的更加细致的表述，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修改。”[18]易杰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应当慎用》一文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在逻辑上面也容易产生混乱。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难道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还要中国化吗?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不仅不是什么理论创新，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