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不能买什么读书笔记

《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读书笔记作者：张芩在这一书中，桑德尔教授论述了当下最为突出的道德问题之一：在我们这个世界，任何事物都可以出售，这个世界难道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我们又该如何防止市场价值观侵蚀本不该由它们主导的领域？市场的道德界限又何在？近几十年来，在我们生活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医疗、教育、政府、法律、艺术、体育，甚至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等，非市场的准则都已被市场价值排挤出局。桑德尔认为，我们已经从一个拥有市场经济的社会变成了市场化的社会。市场与道德，在现代的市场化社会中，一直是饱受热议的两个话题。市场代表着金钱，经济准则，而道德，则是人性的代表，是公平的代表。似乎有这样一种事情，在一些情况下，人们会花费更多的金钱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如：一个重感冒的病人愿意花费一千美元治病，一个ladygaga的狂热粉丝愿意花好几倍的价格从票贩子手里购买一张一等票，一个有钱人愿意花大价钱购买一些虚有其表的奢侈品，一些人愿意花钱插队，等等。这都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或多或少的违背了一些人类的社会道德。但是，即使违背了道德，我们在现实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不可能去改变这种社会现实。那么对于金钱与道德，人们该如何选择？为了金钱，放弃道德底线？还是为了道德，放弃唾手可得的金钱？对谁来说，都将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具象化的来说，像票贩子的问题。票贩子，究竟有没有错？在北大演讲时，桑德尔教授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引起了现场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市场并没有错，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从而放弃了道德，而有些人，为了得到稀少的门票，心甘情愿的出更高的价，买更好的位置。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票贩子为了金钱而放弃了道德，这是违背常理的。票贩子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进去听一场音乐会或者讲座，而只是为了钱，这对于那些真心想听的人就是不公平，对于想听又没钱买高昂的黄牛票的人更不公平。这种情况同样也适用于中国春运时期的火车票，所有人回家都有回家的权利，可有些人故意哄抬票价，导致一些工薪阶层的农民工不能回家，这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在我看来，错的是没人来调控市场，市场是有它的弊端的，盲目性、滞后性、自发性使得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也就是计划性的市场经济。所有的参与者，票贩子、有钱人、穷人都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因素。真正的市场操纵者是计划性的经济，就像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左右着市场经济的起伏。事实上，金钱的社会作用，还是很大的。如果没有了金钱，那就没有了社会再生产，经济活动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除了原始社会就是共产主义。金钱可以调配社会资源，使社会资源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进行流动。金钱是经济的象征，同时也可能是一些非人性化的市场性的经济活动。所以，我们要把握好获利与道德的平衡。金钱和道德，两者要兼顾。有些东西，如果有金钱的介入，包括激励、补偿等，这些东西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或价值。比如说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努力学习，设立奖学金。是否会改变读书的目的是一种兴趣和爱好，而不是为了挣钱的目的呢？还比如说如果我们献血实行有偿制度，那么还会有更多的人去献血么？金钱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手段，并不能永久的用来衡量某种事物，所以我们此时需要用道德标准来衡量它。有些妇女染上了毒瘾或者得了艾滋病，那么当地政府为了保证婴儿的健康，鼓励这些妇女做节育手术，甚至还可以获得300美元的补偿，这种时候，我们就不能只用金钱标准来衡量，而是要用道德标准去判断。实际上，已经有3000多名妇女成功手术，并收到了应得的奖励。为了金钱，这些妇女宁愿放弃生育的机会。评论家抱怨说，金钱并没有帮助接受者戒掉毒瘾，反而是在资助她们吸毒。正如一位该项目的推销员所说的，“不要让怀孕破坏你的毒瘾习惯”。我们可以把这种交易看成是一种市场交易，因为它使双方都获得了益处，并且增加了社会功利。毒瘾患者得到了300美元，交换条件是她放弃生育孩子的能力。通过支付300美元，哈里斯和她的组织得到了这样一个保证，即毒瘾患者不会在未来再生育身患毒瘾的孩子。根据标准的市场逻辑，这种交易在经济上是有效的。它把物品——在这个事例中是指对身患毒瘾者再生育孩子能力的控制——分配给了那个愿意为此支付最高价格、因而被认为最珍视其价值的人。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喜欢讨论道德问题，至少在他们以经济学家这个身份自居的时候是如此。他们说，他们的工作是来解释人们的行为，而不是对其进行判断。他们坚持认为，告诉我们什么规范应当用来调整某种活动或者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某种物品，并不是他们要做的事情。价格体系是根据人们的偏好来分配物品；至于那些偏好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赞赏或者是否适合于某种情势，价格体系一律不予评价。然而，尽管经济学家们极力坚持上述观点，但他们还是越来越发现自己深深地陷入了各种道德问题之中。在市场侵蚀非市场规范的地方，经济学家（或某个人）就必须确定这是否代表我们失去了我们应予以关注的某种东西。我们是否应当在意：家长是否不再为迟接孩子而感到内疚，并是否应当用一种更为工具性的方式来看待他们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如果付钱鼓励孩子读书会使孩子把读书看成是一份赚钱的工作并且会减少读书本身的乐趣，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在意呢？问题的答案会依情形的不同而不同。但是，这个问题使我们不只是对某种金钱激励措施是否会起作用这一点进行预测。它还要求我们对下述问题做出道德评价：金钱可能会侵蚀或将其排挤出去的态度和规范具有何种道德重要性？非市场规范和预期的缺失是否会以我们感到懊悔的方式改变那种活动的性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应当避免把金钱激励措施引入这种活动之中，即使这些措施有可能带来某种好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相关活动以及界定该活动的规范的性质和目的。即便是托儿所在这个方面也各有差异。在一个合作性质的托儿所中，父母们每个星期都会自愿花几个小时去做义工；而在一个传统的托儿所中，父母们则会付钱给老师让他们去照顾孩子，尔后去干自己的事情。因此，就一个合作性质的托儿所与一个传统的托儿所相比较而言，取代人们对彼此义务的共同预期会给前者带去更多的伤害。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处于道德领域之内。为了决定我们是否应当依赖金钱激励措施，我们需要追问这些激励措施是否会腐蚀那些值得我们予以保护的态度和规范。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市场逻辑必须变成道德逻辑。不论如何，经济学家必须“进行道德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