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与全球现代性

建築與全球現代性、殖民主義以及地方德利克（ArifDirlik）著張歷君譯摘要通過對中國建築發展的兩個不同時刻進行歷史考察，本文討論了全球化過程中的殖民議題。其中一個時刻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殖民主導時期，當時，建築作為一種專業實踐，剛剛傳入中國，創造了一種中國現代建築。另一個時刻是當今的全球化時期，這時，殖民主義已被設想成過去的事物。後一種觀點在過去早已被用來否認殖民主義的存在。本文試圖反駁上述觀點。我們認為，通過作為跨國企業的全球建築公司這個中介者，各種建築形式已從幾個全球權力中心擴散開來，在這種狀況底下，現時刻的突出標記甚至是一種擴大了的權力的殖民性，隨之而來的則是對地方的遺忘和抹殺。現在跟過去的最大分別是，國家直接勾連到這種建築的全球化過程裡。這種狀況提醒我們，應更密切注視殖民權力聯盟中的階級議題。關鍵詞：建築（architecture），全球化（globalization），殖民主義（colonialism），殖民現代性（colonialmodernity），中國（China），亞洲（Asia）24中外文學．第34卷．第1期．2005年6月我對這個討論的興趣，主要集中在建築裡的殖民議題上，亦即牽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現時在全球化政體管轄下的那些太平日子。建築在殖民主義中扮演著什麼角色？殖民建築對於建築學來說意味著什麼？這些問題在建築和建築史的討論裡都不會經常被提起，亦不會以被認可和嚴肅的方式來對待。1這個題目已受到相當的注意，但這方面的研究者往往是區域研究專家或帝國的歷史學家，而非建築史研究者。2考慮到建築是一個最突出的殖民行為，這一疏漏無疑是叫人吃驚的；要想像一種人類行為，在征服和塑造空間，亦即日常生活環境這個層面上，跟殖民行為相嫓美，無疑是極為困難的。在較為嚴格的意義上，殖民主義可被理解為一個社會對另一社會的征服，按照這一想法，建築在重塑全球的既予生存環境的層面上兼具物質和象徵的重要性，我們通常會將這一重塑過程理解為現代性。在各種文化差異的協商過程中，殖民建築已預示了1970年代以來與後現代主義一同出現的某些發展──歷史主義和語境論（contextualism）則早被納入思考。自1980年代以來，「文化轉向」（culturalturn）已在各個學科領域裡留下了它的印記，它同樣為建築注入對理論和實踐的討論──這尤其因為建築師若要在建築市場上爭勝，他們日益需要對文化差異的敏感反應。然而，「文化轉向」或許只反映一種對某個議題的遲來的認知，這個議題在殖民政治領域（包括殖民建築的政治領域）裡已有悠久的歷史。在不只一個面向上，我們若忽略了殖民主義遺產的參照系，建築領域裡的全球化議題便根本無法理解。全球化可被同時視為對殖民主義遺產的否定和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上海提供了一個近乎理想的場域，讓我們得以窺探殖民主義和全球化的關係。這個城市作為殖民主義的產物，在較早前的日子裡都得不到1即使像弗蘭姆普敦（KennethFrampton）這樣具備政治敏感（和激進性）的研究者，在他那個對現代建築的重要研究中，也對殖民主義和建築之間的關係不置一言（Frampton1992）。正如費爾摩爾–赫士克斯（RobertFermor-Hesketh）在其《大英帝國建築》（ArchitectureoftheBritishEmpire）的結語中所指出的，大概因為殖民建築是衍生性的產物，而且沒有產生出任何偉大的原創性，所以它在建築史的研究中得不到充分的注意（Fermor-Hesketh1986:186-87）。但個人認為，在日常生活空間相對於以卓越作品為中心的建築空間這個層面上，上述的學術現象亦指涉著一種遺忘和漠視。拉比諾（PaulRabinow）和萊特（GwendolynWright）業已指出，在擔當試驗各種不同的都市模式（這些模式往往會被運返其「母」國）的「實驗室」這個角色的層面上，殖民地承擔著重要的任務（Rabinow1985;Wright1991:chapter2）。在建築界近年的發展中，再加上後現代主義和「批判地域主義」（criticalregionalism）的啟示，在殖民計劃中使建築「本土化」的工作尤其顯得重要。我會在下文作進一步的討論。2金（AnthonyKing）已在殖民主義與建築／都市模式兩者關係的研究下了不少功夫（1990a,1990b）。感謝金教授惠借這篇論文給我。補充一些前註沒有引用的著作，在塞利克（Celik1986,1992）、克林生（Crinson1996）和麥卡爾夫（Metcalf1989）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發現對殖民主義和建築之間關係的重要研究範例，這些研究均注重亞洲地區的問題。建築與全球現代性、殖民主義以及地方25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信任，如今卻被視為帶領中國大陸邁向全球化行列的龍頭。上海本身的物理構造展示了這種關係。我們來看看一張現今上海的廣角照，這張照片展示了黃埔江的兩岸景色。從歷史上來說，黃埔江是這個城市的東面邊界，但現在它卻成了貫通城市中心的主幹道，因為浦東被吞併進這個城市裡，以擴展原本的上海市（即現今的浦西）。在西岸上是著名的上海灘這個殖民上海的象徵，而事實上，這個上海的象徵業已銘刻在大多數人的心上，包括它那些1920年代已經存在的各式新古典主義、新哥德和裝飾藝術的建築物。東岸上，陸家嘴緊挨著河的兩岸，是上海那所謂全球性的中心；這個新經貿區擁有那座著名／臭名昭彰的東方明珠電視塔（高468米）以及近十年建成的各幢摩天大樓，直到目前為止，最高的大樓是金茂大廈，樓高421米。3從陸家嘴向下望，上海灘的建築相較於其西面的建築物，已顯得矮小和遜色。僅二十年前，浦東還只是一個跟外國人區域毗鄰而立的農村地區。在那裡，我和妻子（她當時是一位中國研究員）偷偷犯險，尋訪一座舊佛廟。這座佛廟在1910和1911年間被一群當地婦女徵用為對抗清朝的基地。至少部分源於現代化改革，她們的生活日益受到政府的干預，並在頗大程度上，被政府賴以執行改革的當地精英所剝削（Prazniak1999）。上海市跟其以前的鄉村鄰居之間的關係經已倒轉。如今，陸家嘴的摩天大樓似乎已考量著，替代原本那些象徵「東西交會」的建築物，這些摩天大樓合法化了上海作為全球都會的候選資格。這個「龍頭」不單帶領揚子江地區，更會帶領全中國，邁向全球性的長征。而事實上，上海灘的建築（這些上海歷史和身份的象徵受到歷史文物保存法保護）也漸漸改變成商業和娛樂的中心，好使它們能跟全球性的願景相一致，也為了符合那批空降上海這個「高度發展」的新區域的外國企業家不知饜足的大胃口。4陸家嘴或可被視為中國全球化過程中的前衛區域。另外，它亦以以下方式現身人前：它作為黃埔江的轉折點，俯瞰著河流的凸岸，並跟座落於凹岸的上海灘正互相對視，如此一來，我們大可將它比喻為跟中國內陸相對的火箭發射台。全球性的陸家嘴多由海外全球建築公司所籌建，它正逐漸取代上海灘的地位。5上海提供了一個建築工地。事實上，上海日益成為全球化進3有關浦東和上海灘的照片範本，還有把浦東和浦西並列起來的照片，見。4上海已成了街談巷議的談資。某些近來的報導很能代表由上海起飛所產生的興奮和焦慮，見古克曼（RonGluckman）的〈熣燦的燈火，亮麗的上海灘〉（“BrightLight,BeautifulBund”）以及艾索巴爾（Escobar）的文章。有關建築熱的問題，見古克曼的〈閃亮的城市〉（“FlashCity”）。5奧德士（Olds）的專著記錄了全球建築公司在營建新上海過程中的角色（Olds2001）。尤其值得注意214頁上的一張照片，在這張照片裡，一群外國建築師正君臨上海的摩天大樓，他們看來在討論這個城市的未來建設。26中外文學．第34卷．第1期．2005年6月程中的一個實驗室（如果不是一個遊樂場的話），它或可作為中國大陸整體的一個換喻。我們可以在發出邀請的人們那裡發現現今與早前年月之間的差異。「社會主義」國家與全球資本的聯姻構成了中國全球化進程的起動力，我們若忽略了這個圖景，便根本無法從建築甚或其他方面把握上海的動力。換言之，正在提倡和推動上海全球化進程的核心人物，是一個自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領導層。但現在被創造出來的全球性，卻似乎比殖民歲月裡的建築更與當地環境相分離。殖民和全球化建築分享了一個共同特徵，即它們的參照系均外在於它們直接座落的地點。但從現在的視角看來，或許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殖民建築為了使自身獲得合法的地位，感到有必要回應本土化的審美觀（localizedesthetics）這個問題。6這種現象同樣是全球建築所關心的議題，因為全球化也帶出了本土的問題。但在此處的討論裡，本土卻是很成疑問的，因為全球建築的實踐體現在全球建築公司等諸如此類的跨國企業上，其審美合法性似乎並非源於其對本土的承諾，而是源於其能否代表全球資本主義和寓於這種創造過程中的消費顧客。換言之，對話並非發生在全球與本土之間，而是發生在全球與全球對本土的談論之間，在這種對話中，本土本身已被商品化了。這種對話如今已得到了國家領導層的關顧和頌揚，這個領導層許諾了全球化的目標，它比1910年時候的清朝政府更能有效地壓制本土對全球化的反抗。諷刺的是，這種邊緣化本土的對策竟來自一個民族主義政權，這個政權以其民族主義政治的特徵，將自己跟晚清政權區分開來。民族主義跟殖民主義之間有極為複雜糾纏的轇轕，遠複雜於我們一般認知到的狀況。關於這方面的問題，下面會作進一步的討論。我在這裡基本選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例子，因為比起其他國家來說，我對這個國家有較深的了解和關切。但中國大陸本身也是重要的範例，因為它近來已崛起為新的建築前沿，最重要的因素要數2008年奧運會所帶來的動力。此外，它同時亦參與到全球經濟的增長中，引發了高級資本的掌舵人和建築界老手的渴望和焦慮。更為反諷的是，一個社會主義政權竟然在一個離地的全球建築（off-groundglobalarchitecture）中，被宣佈成為資本遊戲的全球競爭者之一；這無疑是一個被跨國建6莫里斯（JanMorris）曾論及大英帝國的建築發展：「十九世紀中葉，帝國的建築師已感到自身逐步邁向諸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東方和西方……的綜合路線。從那時起，舊式帝國的傲慢和自大被多少緩和下來，而帝國主義者則開始渴求摻雜了指揮和合作兩種功能的形式」（Morris1986:25）。那時興起的「混雜」風格曾被冠以印度－阿拉伯、印度式哥德或蒙古式文藝復興等多個不同的名稱。然而英國始終掌握了風格的控制權，就像它掌握了本土建築的控制權一樣（Metcalf1989）。類似的想法也指導著一些機構和建築師，這些機構和建築師在中國創造出一種「漢化的」現代建築，這種風格尤其體現於大學和教堂的建築上。（Cody）建築與全球現代性、殖民主義以及地方27築公司所鼓吹的許諾，這些公司正致力尋找新的發展區域（或視乎情況而定，可被說成全球資本規則的殖民區域）。但中國大陸的狀況卻並非例外的情況，某些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早已參加了這個遊戲，中國大陸不過是在步其後塵。如果說，跨國建築的脈絡緊跟著諸如紐約、倫敦、東京或洛杉磯等資本的全球中心的領導，其眼界是極端全球化的，那麼，在某個發展區域附近的「全球」城市便會最為直接地被當成靈感的源泉和參考材料。某些在全球範圍內作業的跨國公司，它們都專攻亞洲建築市場，但其基地卻設於亞洲地區以外，這些公司在某些已進入資本迴路的亞洲地區（這些地區已成了資本運作的新節點）的重建項目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現正崛起的建築表達了一種離地的全球美學（off-groundglobalesthetics），於此，本土元素極其量只被視為裝飾──諸如那些彎曲的檐蓬和寶塔──比方說，那些勾畫出諸如北京這類城市的地平線的建築輪廓，又或那些作為室內設計元素的石景園林。這種對本土再現形式的取用絕非一種與環境的有機連繫，而是一種本土化的東方主義（localize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