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人物

一、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吗？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两边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三、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杜少卿轻视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匡超人原来是一个比较勤恳淳朴的农家子弟,先在柴行记账,后来又以测字为生,在杭州城隍山遇到了马纯上,马二劝他读书制艺,应试科举才是“荣宗耀祖”,“显亲扬名”的唯一途径,并且资助他回乡攻读.接着他在家乡又遇到了乐清县知县李本瑛,受到他的奖掖提携,先后考取了案取、秀才.从此以后,匡超人的气质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势利嘴脸才逐步暴露,甚至只承认李本瑛是他的老师,却不承认学里的老师!并公然对门斗发脾气：“我只认得我的老师!他这教官我见他去做甚么?”其变化之大真是快速之至.但他又是何尝真心感激和爱戴李本瑛?只不过因为李本瑛是他的父母官,是他向上爬的靠山.后来李本瑛被错参了坏事,他竟然掉头不顾,并不过问,全不介意远走杭州.及至杭州途中,结识了景兰江,听到这个杭州“名士”的谈吐,一方面固然“不胜骇然”一方面也学会了欺世盗名的诀窍,对他的恩人马二也看不起了.在杭州又与潘三混在一起,冒名替考,巧取豪夺,干了不少坏事,完全成了这个恶棍的帮凶.马二先生人物的性格的情与礼的矛盾性主要通过“马二先生游西湖”这一段来展现的.吴敬梓一会儿写他看女人,一会儿又写他怕看女人,用笔散漫,似乎游离于主题之外.其实,正是这些“闲笔”,触到了马二先生最隐秘的神经,揭示了他潜意识与显意识之间的冲突与裂痕.乍看西湖边,马二先生就看到了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观察之细,连她们的发型、衣着甚至脸上的疤痕都没放过.行仅里许,他有“看见西湖沿上柳荫下系着两只船,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换衣裳.”但这些“并不在意”,并未诱使他想入非非.这说明上述两番看女人,不过是其感官对外界刺激的本能反应,尚停留在非理性、不自觉的潜意识领域.写当女人们走到他跟前时,“非理勿视”的理性意识迅速发挥作用,“他赶紧低下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通过上述的分析可知,马二先生来到西湖所面对的是一个物质世界,这个世界以“食和色”为代表的两种事物冲击着他的意识使他在“持念日久的文章德业”和“西湖风情物态所唤起的本能”两种意识的碰撞中显得窘迫不已.王玉辉他是个六十多岁的“迂拙的人”又做了“三十多年的秀才”但依然功名不就.家中既无恒产,子女又多,生活极端“清贫”,可是却立定志向,要撰写礼书、字书、乡约,以“嘉惠来学”.他解释自己所著礼书是讲“事亲之礼,敬长之礼”乡约书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由此可见,他的头脑仍被封建理想所束缚,而在他自己看来这却是“劝民”的善举.更可悲的是当他的“三姑娘”要绝食殉夫时,他不仅不劝阻,反而诚心诚意的鼓励女儿绝食殉夫,认为这是“青史留名的好事”.但王玉辉在做出这个决定时,人格是处于极度分裂的状态下,他一方面为良知所左右,结果女儿真的殉夫后,他的精神又落入了痛苦的深渊.使他在“烈女入祠”的当儿“转觉心伤”.严监生因为临终时仍在可惜灯盏中点着两茎灯草一直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而成为中国小说史上悭吝人物的典型太守王惠敲诈勒索,敛集财富,汤镇台则注重立德修身；周进的痛不欲生、范进的喜极而狂和马二先生的冬烘迂腐；牛浦郎的招摇撞骗不同于匡超人的虚骄做作；同是风流不羁的大家公子,杜少卿的豪放纯真,不谙世故有别于杜慎卿的“雅中有俗”的外延下的精明,同是兄弟,严贡生挖空心思谋夺哥哥家产,其他方面的品行也很恶劣,而余大先生余二先生则兄弟情谊敦厚,余二先生为哥哥消除了一桩官司,而余大选了徽州府学训导,也要弟弟随同上任.说：“我们老兄弟相聚得一日是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