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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11年度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研究”的成果,批准文号11JK0212。建国初期高校院系调整的评价与反思●郑璐摘要建国初期进行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旧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进行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在1950年全国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上,高教部提出院系调整的计划,遇到来自高校知名教授们的抵制。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院系调整的思想障碍被扫除。院系调整工作于1953年底基本完成,其结果总体上适应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但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总结其经验教训,今天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应冷静审视“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的各自特点,不能盲目推崇单一的教育模式。关键词新中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评价反思作者郑璐,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体育学院讲师(西安710068)建国初期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是改造旧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建立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措施。它的规划与实施,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结果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建国初期,高校人才培养的规模不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全国高等学校仅227所,大学教师近19500人。按照当时的高校人才培养规模,在“一五”计划期间只能向国家培养输送4万人,这距离各行业的整体需要(约30万人)以及工业行业的需要(约18万人)有很大的差距。因此,高等教育要完成“一五”期间的人才培养任务,就必须解决好经济建设的人才需求与自身培养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旧中国的大学,教育思想、学制、院系组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是仿照欧美大学设计,在大学中从事行政管理和教学的人员,也大都具有在欧美留学的经历,高校被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看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下”。消除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高校中的影响,引导高级知识分子们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成为建国初期高校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因。旧中国高校主要集中分布在经济基础好的沿海地区及主要大城市,在内地和偏远地区的高校较少,其数量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平衡。在院系、专业设置方面,较为偏重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而工程、师范、农医等自然科学学科的数量和质量差强人意。此外,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较为分散,没有集中优势。要消除这些弊端,必须对高等教育进行调整和改革。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根据当时国家经济建设即将展开,各行业急需人才的现状,结合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考虑,教育部提出对人才培养应“专、快、多”,即培养的人才技术专业、培养速度快、培养人数多,要求高校对人才的培养模式从“通才教育”转换为“专才教育”。这种转换高等教育模式的做法,具有明显的使大学专科化的倾向,遭到高教界多数高级知识分子们的反对。大多数教授认为,必须把大学与专科学校从任务上区分开。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全面理论基础的,能够推动学术和知识发展的具有创造性思维的“通才”。专科学校以培养“专才”为己任,541教育评论/2011年第6期是在必要的理论基础之上,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实用知识或技术的教育。把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从“通才教育”转换为“专才教育”,从长远看不利于国家科学的发展。这次会议没有就高等教育改革取得共识,院系调整计划的实行也就相应推后。教授们坚持“通才教育”的观点,使得执政党意识到要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必须首先从思想意识领域清除障碍。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在高等院校中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要求打击旧思想,划清敌我界限,确立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地位,要求对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欧美教育思想进行批判。这场以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们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在人人“洗澡”过关的情形下,高校中公开反对院系调整的声音归于沉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为院系调整工作的进行清除了思想障碍。1952年5月,教育部对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提出原则和具体计划,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院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①调整的原则是:高等学校的内容和形式按大学、专门学院与专科院校三类分别调整充实。整个调整工作从1951年底开始,一般高校的院系调整工作于1953年底基本结束,带有战略性转移的院系调整则在1957年底结束。高校院系调整的结果,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首先,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由“通才教育”转变为“专才教育”。按照减少综合大学,增加单科性专门学院,加快培养专业人才的思路,经过相应的院系调整,综合大学数量从1949年的49所下降为1953年的14所;单科性专门院校增加50余所;全国高校招生人数由1949年的3万余人增加至8万余人,其中工科学生招生人数达到3万余人。综合大学的减少和专门学院的增加,使高等教育模式发生根本的转变。其次,高校的办学主体从多渠道办学转变为以政府为主体的单一性办学。建国初期,除了国家办学的高校外,全国有私立高校65所,接受外国教会资助的高校24所,分别占高校总数的28.6%和10.5%。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作为私立高校投资方的私营企业等社会力量被削弱,逐渐难以维持对学校的投入,私立高校的生存成为了问题,将办学主体变更为国家成为多数私立高校的选择。同时,部分接受外国教会资助的高校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教会组织的控制,成为外国势力宣传西方文化和殖民思想的工具。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从而收回了新中国的教育主权,一批著名的教会学校也随之消失,高校的办学主体从多元转变为单一。再次,院系调整强化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旧中国高校在办学形式上采取自主分散的方式,各办学主体在教育思想、学制、院系组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是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利益来决定,无法达到整齐划一。通过院系调整,国家对教育领域内的资源进行统筹规划,以颁布国家法令的形式明确了教育部对高等院校实行统一领导,从而强化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进行的院系调整工作有其积极意义,应当给予肯定。院系调整工作解决了旧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些弊端,适应了国家经济建设对培养人才的需求。具体而言,就是有效地改善了旧中国高校集中在沿海地区和主要大城市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局面;通过院系调整,理工类院校在高校中所占的比例大幅提高,门类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初步形成。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具备了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有效地支持了此后开展的“一五”计划的实施。院系调整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通过对教育领域的人才、物力、财力等资源进行合理的统筹规划、合理配置,提高了高校的办学效益。在调整过程中,国家对高等师范院校采取独立设置专门院校的做法,为基础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通过院系调整得到了有力推动。在院系调整工作中妥善处理接收私立高校和教会学校,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通过院系调整,国家全部接收了所有私立高校和教会学校,新中国的教育主权得到维护。同时,也为清除思想意识领域中长期存在的殖民文化、亲美思想创造了条件,从而加快了知识分子摒弃资产阶级思想,接受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进程。对于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亦应有着清醒认识。在院系调整工作中,盲目仿效苏联模式,推崇“专才教育”,批判“通才教育”,使高等人才的培养走进“误区”。在“向苏联学习”的大环境下进行的院系调整工作,在高等教育模式上坚持将苏联的“专才教育”思想移植到我国的高校中,对当时高校中占主流的“通才教育”思想进行严厉的批判,没有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与苏联的差异。在具体做法上,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调整过程中教条主义倾向严重,使得多数高校经过调整呈现“千校一面”的状况,自身的办学特点荡然无存。在“专才教育”思想指导下,高校的专业设置片面追求过专过细,造成培养出的人才知识面过窄,难以641胜任综合性岗位的需求。院系调整严重削弱人文社会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受到影响,高校中的人文教育严重衰落。通过调整,多数高校实行文理分割,理工分家,综合型大学被拆分成若干个专门学院,以往在综合型大学中学科进行交叉、渗透的机会不复存在,这使得人才的全面培养受到限制。由于在指导思想上错误认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人文学科属于“资产阶级”,从而对它们予以完全否定,造成在调整过程中撤销了全国所有高校中的社会学系,取消了社会学课程;取消了大部分的法学系、政治学系,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哲学、管理、财经等专业。这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受到削弱,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步履艰难,无法跟上世界水平,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院系调整工作强化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领导,而高度统一的领导体制不利于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院系调整之后,全国高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被统一化,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教学内容进行授课,这有利于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但是,这些规定好的条条框框无疑束缚住了知识分子们的创造性思维,不利于学术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使得学术繁荣发展的局面难以再现。在这种状况下培养出的学生,其创造能力势必大打折扣。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当时的院系调整,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首先,应冷静审视“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的各自特点,改变两者非此即彼的对立观点,处理好它们的统一关系。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推崇“专才教育”模式,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但以此将旧中国高等教育中仿照欧美建立的“通才教育”模式全盘否定,则是不恰当的。两种教育模式间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对立关系,钱伟长教授在谈论两种模式的关系时说:“在高级学校里,应该从事全面的科学训练,应该以能掌握比较全面的科学理论,灵活地贯穿到各种技术上去为标准。在大学训练里,还有一定限度的‘专’,但是这种专门性不是技术性的狭隘的‘专’,而是在全面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专’。”②这实际上告诉我们,“专才教育”可以和“通才教育”有机结合,两者可以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关系,可以在高等教育中为培养人才而共存。其次,在借鉴他国成功经验时,应结合自身国情,切忌盲目照搬别国发展模式。建国初期,高校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借鉴苏联模式,有其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合理性。只是在调整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实际,盲目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并且出现了严重的形式化倾向。事实上,苏联的综合大学建立在其自身历史发展基础之上,是苏联教育、科学、文化的中心。虽然苏联的综合大学数量仅占其全国高校总数的8%,但国家为其提供了较为优越的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这些综合大学中具有的教授和博士数量占全国高校中教授和博士总数的20%。③我国的院系调整对综合大学进行了拆分,对旧中国高等教育已经积累的建设经验予以忽视,人为的切断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延续。其严重削弱人文学科的做法,对我国传统教育中所形成的人文精神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特点逐渐消失。照搬别国成功经验并不是解决我们自身问题的灵丹妙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之路。再次,在确立国家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的前提下,应该给予大学一定的自主办学权,保障知识分子们的学术自由,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使高校成为各种思想和观点交流碰撞的最佳场所,真正做到“兼收并蓄”,实现学术的繁荣发展。在倡导“以人为本”的今天,不应仅仅将高校看做是技术、技能的传播场所,而应将其定位于改善学生思维方式、培养德才兼备型人才的殿堂。在高校实现“以人为本”,就要尊重师生的自主发展,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只有这样,培养出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才有可能促进社会科学文化的整体进步。抚今追昔,在肯定院系调整工作历史意义的同时,必须对其存在的不足有清楚的认识。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应当注重遵循高等教育的普遍规律,在教育模式上将“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有机结合,注重对个人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精神的同步培养,使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更加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所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实现国家的文明、富强提供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注释:①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
本文标题:建国初期高校院系调整的评价与反思-郑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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