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建筑精神及其现代启示(DOC4)(1)

梁思成建筑精神及其现代启示从20世纪初，教育家蔡元培提倡近代建筑艺术使留学生陆续回国，到20世纪20年代末朱启钤创立“中国营造学社”，都影响并启迪着梁思成，为他投身中国建筑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本文围绕2006年纪念梁思成105周年诞辰及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6月10日）国内陆续开展的几项活动，研讨并思考建筑界该如何从梁思成精神中获得对现代建筑创作有益的启示。一、2006年，值得回味的三次建筑学术活动自2005年11月《建筑创作》杂志社中外建筑文化研究小组赴四川李庄考察，全力组织《图说李庄》一书的编撰出版，到2006年3月、4月先后与中国文物研究所共同策划开展的“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4月20日举行“梁思成诞辰105周年座谈会”等，均在国内建筑界内外引起反响，从一定层面上构成了中国建筑学研究与普及的思想“地图”。因为这些“寻根”的建筑之旅，留下最多的不仅是建筑文化的印迹，还包括对现代建筑设计创作观的启迪与思考。1．《图说李庄》一书讲述了什么“一首记载营造学社六载寒窗书写华夏建筑文化的宏伟诗篇，一幅描绘长江古镇千年荟萃中国学界精英的绵长画卷”是《图说李庄》一书封面上的导语。作为该书的策划与主编，要求我们力求该书要特别把握住以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所作的突出贡献。因为2006年是中国营造学社停止工作60周年，所以记载并传播李庄文化与李庄精神十分重要和迫切。从此种意义上讲，《图说李庄》是一本普及“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的建筑文化读物。2．“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寻到了什么“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留给后人的不该仅仅是记忆，更要唤起一种精神及联想：这里有对逐渐消失的人和事的追念，更有对中国传统建筑博大精深令人折服及感动之处的理解；这里有对传统建筑文化与工艺留存的迫切认知，也有令人扼腕痛心的现代“建设性破坏”的高速发展的商业之声；这里有无比丰富而细腻的传统建筑文化内涵及固有的东方文化意义及美学价值，但不少现实无情地回答我们的总还是一声高过一声的无奈叹息！恰恰正是这种现实影响力，要求我们该从现实与历史之间去总括“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的建筑精神。3．“纪念梁思成诞辰105周年座谈会”昭示了什么2006年4月20日正值梁思成先生105岁生日，来自建筑界、文博界专家们纪念这位世纪的建筑伟人。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的发言道出来会议的主旨：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纪念梁思成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我们究竟该怎样从对梁思成的记忆中、吸取到对今天有益的思想；我们究竟该怎样采取措施和行动才能不辜负先哲对我们的期望。为此，要从古建保护与文化遗产的现状及不足出发，提倡应该继承和发扬梁思成先生的建筑与文保精神，其核心就是要学习梁思成注重科学研究、对待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一丝不苟、学贯中西、具有远见卓识的精神。二、我们该如何认知并理解梁思成的建筑精神两院院士吴良镛指出，只有向学术巨人学习，才能迎接中国建筑科学艺术的伟大复兴。他认为，梁思成的一生有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的家学渊源以及坚实的国内外基础教育背景是分不开的，在学习他博大的胸怀及不倦的敬业精神时，很有必要从他身上发掘到更深层的蕴藏。那么我们该如何汲取一代宗师的精神力量呢？首先，要求我们从现实与历史之间去估价并总括梁思成给中国建筑界所留下的建筑思想。这里试从六个方面作出归纳：第一，要学习梁思成在国家危难情况下的勇于担当与默默坚守的精神。这里细分析至少包括如下含义：⑴中国建筑文化应该不应该面对伟大？⑵中国建筑文化可能不可能创造伟大？⑶如何去理解并把握伟大的中国建筑文化的标准和尺度？所有这些都需要去伪存真，正本清源。这种担当与坚守本质上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伟大传承，它是要有远见与胆识的。早在1955年，梁思成便陷入批判“复古主义”到上个世纪60年代“文革”暴风雨的一次又一次的洗礼中。然而，面对沉重的代价与压力，梁思成先生的学术执着及坚守精神仍令后辈折服。第二，要学习梁思成高尚的保护全人类文化遗产的国际主义精神。在抗战时期的李庄，梁思成最担忧的是战争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他曾应邀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编制中国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清地点，他同时建议美军在反攻日本时，要保护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一位中国学者成为保护日本侵略国传统建筑的恩人，这太不容易！因为就在抗战期间，林徽因的弟弟是在对日空战中牺牲的，梁思成在痛恨日本列强的同时，仍认为保护京都与奈良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这是梁思成先生崇高的国际主义建筑精神早在60年前绽放的光芒，所以日本人民称梁思成是保护日本文物建筑的恩师。第三，要学习梁思成“学贯中西”的建筑“国学”的大文化精神。回忆并学习传统是必须的，重在要视传统文化为魂，但也切不可总停留在继承文化遗产的层面，必须寻求在继承中如何发展如何创新。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先生就认为，参考“我们自己艺术藏库中的遗宝”并“加以聪明的应用”，即可创造出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所以，今日的“重走梁思成古建筑之路”呼唤中国建筑师瞩目并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目的在于不仅体会到建筑背后的文化性，更便于找寻到属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发展之径。第四，要学习梁思成主动开创中国建筑文化新局面的精神。在“国学”倍受关注的今天，我们尤其应树立起建筑上的“国学”榜样——梁思成先生的形象。因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起，他就将西方建筑科学方法引入中国建筑营造学社并做出了一系列的开创性的建筑成就。1953年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又提出了建筑的“可译性”与“翻译论”等观点，将中国建筑构图元素与西方文艺复兴时的建筑词汇作了对比性研究。第五，要学习梁思成关注社会发展的责任感意识与精神。“重走梁思成古建筑之路——四川行”让我们顿悟：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一个失去自己文化的民族，一个没有了自己民族特色的城市与建筑设计，是不会有美好的未来和竞争力的。建筑师不可作文化遗产的“破坏者”，而要利用自己的理解力及创作力做文化遗产的护花使者。如果说，文化品牌是最具生命力的企业资产，那么追求民族文化的企业成长将是对现代建筑文化的唤醒。因此，“重走梁思成古建筑之路——四川行”的完整意义恰恰体现在广泛的文化上，它是在新形势下对建筑文化的抢救、整理与发展；它是对建筑历史的高水准的语言与文化的记录及保护；它不仅是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法律认知，更是在全球文化大背景下文化与创意精致化的成功实践。所以，其意义不论对建筑界、还是文保界都十分重大和实在。第六，要学习梁思成治学严谨的科学研究的求实精神。在那样战火纷飞的年代，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在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先驱者的建筑学、文物保护工作者，尚且能开展那么多历史遗迹的调查、古代建筑的勘察测绘、文献资料的整理挖掘工作，留下这么多宝贵的遗产，这本身就表现出的是一种特殊的现时代难以想象的艰辛与科学研究的精神。第七，要学习梁思成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建筑创作理论的务实精神。早在45年前的1961年7期《建筑学报》上，梁思成发表“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理论文章，从现在的观点看，那是在非常时期的又一非凡的理论建树。由于文章对1959年上海建筑艺术座谈会上讨论过的建筑设计中的理论问题一一涉及，并从实际出发解读了“适用、经济、美观”的设计方针，所以今天读来仍感到很贴切。如其中对“传统与革新”的论述，很符合今日国家“文化遗产日”的基本思想。它对今天的启示在于，不仅要作历史与现代的建筑设计理念的对比，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国的建筑精神中寻求答案，反对简单的形式主义的“西洋化”或“中国化”。三、梁思成建筑精神留下的现代启示追寻往事并非仅仅为了怀旧，因为历史与记忆中给予现代诸多启迪与借鉴；追忆学术前辈更非为了留存经典，重在要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找寻到先哲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面对巨匠的建筑精神，未来我们还应再做什么呢？建议应具体采取如下行动：第一，“重走梁思成古建筑之路”作为国家“文化遗产日”的系列活动已得到了准确定位，并且“四川行”获得学术交流上的成功，所以建筑界与文保界的合作是可能的，是有文化认同的，是会不断产生出好成果的。因此宜在“四川行”后认真总结其成果，适时地再举行“山西行”、“陕西行”、“云南行”、“京津冀行”等，使建筑界及文保界的专家们能尽快且较为系统地沿梁思成当年走过做古建测绘之路全面考察一遍，从而完成新意义下的《梁思成古建之路考察报告》（××卷）系列。我以为该系列书籍将在新形势下成为国内建筑界及管理界有用的参考书目。第二，建筑测绘是建筑专业的一门必修的课程，它与摄影与素描不同。对于建筑遗产保护而言，不论是日常维修、损坏后的修复、乃至特殊情况下的易地重建都离不开一套完备的测绘图。但必须指出，如今还在教授建筑测绘的高校已不多了，学生们专门去做古建筑测绘实践的则更少，这是“国学”在建筑上的一个丧失。为此建议：全国各高校建筑院系要恢复古建筑测绘课程，《建筑创作》杂志社愿组织承办“全国建筑院校学生古建筑测绘大赛”，用最大的努力传承中国建筑“国学”的经典与精华。第三，要花大力气倡导并提升中国建筑文化的公众普及力度。建筑作为一种极重要的文化载体要想产生社会效应及影响力就要加大对宣传及传播的投入力度。为此建议：各类传媒要为建筑、尤其是中国建筑及其建筑师开辟栏目，不仅要讲述建筑与建筑师的故事，更要开辟欣赏点评栏目，帮助公众走上品读建筑、认知建筑之路，使中国尽快从文化层面上步入建筑文化大国，而非“工地”大国的境地。第四，建议筹备“中国建筑文化基金会”，以支持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挖掘及传播工作。“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前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已开始对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及梁、林故居的测绘与修复准备，但我以为这只是寻找梁思成建筑精神的一个方面，同时北京中山公园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的保护及宣传，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的博物馆，以及中国一大批老一辈建筑家的思想都有待于再研讨，这些基础工作都有待于一定基本数量的基金支持。就如同梁思成已成为中国20世纪的建筑巨匠一样，我们也要再推出对中国及世界有影响力的20世纪一批中国建筑学家及建筑师，而所有这些内容都必然以深厚的研究与充裕的基金作为保障，否则将难以在短期内将20世纪的中国建筑学人及其建筑思想尽可能完整地、全面地呈现给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