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性思想

第一章现代性问题概述现代性这一词汇起源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18、19世纪之间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的现代性是一个摆脱专制、迷信和愚昧的过程，与此同时也是一个追求自由、理性和科学的过程、是一个要求进步、追求乐观氛围的过程。但是，恰与我们看到的一样，现代性在宣扬理性的过程中，最终使理性演变为工具理性，使人的主体性丧失。这一时期的现代性使人们在追求自由、摆脱专制、迷信和愚昧的过程中，又创造了新的专制、愚昧和迷信。现代性的这种与本意的逆向发展，最终使人们逐渐意识到现代性的内部矛盾：现在与过去的矛盾；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矛盾；科学技术与现代经验的矛盾；现代西方与现代东方的矛盾，正因为这些矛盾的存在，使得现代性问题得以产生，最后导致现代性困境，引发现代性危机。第二章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产生及文本解读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对启蒙理性精神的继承，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超越。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欧洲各资产阶级国家发起的一种思想运动。启蒙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去除迷信和蒙昧。启蒙理性使当时的人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些面貌的改变将意味着西方社会和思想理论界的一个“不可逆转的片断”。[1]宣扬理性的启蒙学者认为理性是人天生的能力，理性是人摆脱束缚的唯一手段，所有事情只有经过理性的洗礼才具有合法性。理性其实是对主体意识的反思，是对人的价值和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关心。人作为主体，地位大幅上升，世界作为客体，作为被动者。启蒙思想提倡的理性精神是现代性思想的理论渊源，同样理性精神对马克思也有许多影响。马克思中学时认为，一旦人们选择了通过劳动为人类造福的工作，就会让人们感到愉快的、无限的、伟大的幸福，马克思提出有必要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2]马克思继承了理性精神，并没有止步于启蒙，深入到社会实践活动中。马克思对启蒙的批判由黑格尔开始。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产生有深刻影响。虽然黑格尔通过绝对理念将市民社会和国家、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本体论和认识论、逻辑和历史相统一，但是把现实事物说成抽象的概念，最后变为唯心主义。马克思通过黑格尔的方法论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是抽象范畴的产物。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理论上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观念的东西是现实事物的反映，完成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超越。2.1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产生莱茵是马克思的出生地，那里的启蒙氛围非常浓烈。马克思的父亲和岳父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产生有重要影响，他们深受启蒙精神的影响，为马克思的理论兴趣奠定了基础。启蒙精神对马克思整个思想过程都有影响，马克思关心人的命运，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关注，这些都受到启蒙运动宣扬的理性精神的作用。启蒙时期的理性精神触动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马克思早期认为历史观就是观念的历程，所有的行动都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对现实社会的残酷和丑陋的批判，触动了人们关于理性的认识。马克思不断对现实认识进行研究，对于现实的问题必须用现实的力量去解决，马克思继承启蒙精神，并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深入到社会实践活动当中。启蒙运动的精神，主要表现为批判和理性等，理性为人的行为和方向确立准则。18世纪充满了理性的氛围，对人类无止步的前进和对理性矢志不渝的坚信，是18世纪的整体特征。启蒙使主体和客体相分离，主体成为客体的主宰者。人的主体性地位确立于启蒙和文艺复兴以后，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建立了自己科学领域的历史，人们再次开始关注价值，最后使主体性地位又一次被重视。启蒙学者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理性的统一，历史社会的发展，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历史第一次被纳入到科学领域。历史的发展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最后创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继承并超越，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仍然是对启蒙精神的继承。代表人物有：谢林、费希特、黑格尔、康德等，他们研究历史和自然、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对辩证法的批判，对马克思的影响最大。费尔巴哈认为哲学是人的本质异化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很短暂。费尔巴哈承认人的现实存在，但却认为人的存在只是感性的存在。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在关于自然与政治的强调程度中是失衡的，没能解决人的生存问题，但马克思继承了他的唯物主义。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最为关键，马克思继承了他的辩证法思想。在启蒙理性的发展下，宗教力量被摧毁，而理性又无法代替宗教发挥社会的整合作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发展，使传统社会秩序崩溃，社会与国家、个人价值与社会同一性相分离。黑格尔发现这种分离危机，必须用绝对理念来统一这种分离，主张用绝对精神代替主体精神。恩格斯曾说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1]马克思认为辩证法既包含对事物的肯定理解又包含对其否定的理解，它是批判的，革命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为绝对精神论证，是唯心的。马克思否定绝对精神是世界的主体，人的存在是观念的存在，他立足于挣脱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框架，认为人和世界统一于实践，人是世界的主体。实践是辩证法的坚实基础，以人的实践活动改造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过程，就这样黑格尔将本体论与认识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马克思肯定了这一方面。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地租、资本等这些抽象范畴时，认为他们是具体的具体。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认为抽象的东西是对现实事物的反映。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继承，是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完成的。2.1.1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工具理性的张扬，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得以发展并且成绩显耀，从18世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后所带来的新时期，这一时代指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飞跃发展时期。在现代性理性原则的倡导下，旧的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逐渐被新的资产阶级所代替，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在统治领域崭露头角，占据了统治地位以后慢慢的确立了自己的制度。人们对自由、平等、民主等精神理性的认识日益被渗透于心中，对这些理性观念[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1.第二章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产生及文本解读10的欲望和追求，使人们开始获得自由、摆脱控制，人的主体性地位被凸显。跟随着时间的脚步，工具理性的演变埋没了启蒙理性的最初设想，工具理性的发展致使科技大范围的运用于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科技的进步在提高对自然的改造的同时也使生产力大幅度的提高。马克思曾说：所有牢固的、僵固的关联与他们相匹配的物质，全部被抽象的观念所掩盖，已经不存在新的关联，不存在稳固的物质，不存在永恒的东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成效是离不开现代性的作用的。在资本主义工业快速发展时期，理性原则在启蒙运动的倡导下，使人挣脱了神的控制和外在权威的奴役，人的主体性地位逐渐得以确立，人们对启蒙提倡的自由、解放、平等的理想充满了期待。人开始越来越眷顾自己，并想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控制外部世界，最后使主体性逐渐完善，主宰和控制世界的力量变为主体理性。人摆脱神和宗教的束缚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体现，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基础和价值根源在于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现代性为人类描绘了美好的社会前景，使社会高速进步，却也使人陷入新的奴役和压制当中。现代性提倡理性是分析、评论、衡量其他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要想人的理性精神的再次苏醒，必须挣脱外在力量的控制，赢取自由和解放。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表明，资产阶级运用理性使人获得自由与解放的方案是失败的，这样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案确实是无法实现的。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生产快速提高、工业大力发展，最后的结局却导致工人的状况更加窘迫，人的异化、经济危机、阶级对抗使社会动荡不安。工具理性的宣扬使技术进步、工业文明得以发展，人的异化体现在价值理性的失落，在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有矛盾的。现代性的价值理念是人所期许的，但是现代性本身内涵的矛盾论引发了各种困境，基于理性的产生和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任何制度，不论是社会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已经意识到现代技术早晚会给社会和人类带来现实危机和负面影响，马克思认为，在他们生活的年代，似乎每一个事物都内涵着与自己相对立的一面。就如我们见到的机器一样，机器确实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它减少了人们的劳动，使人们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了，但是最后呢，却引起了人劳动的异化，引发人的过度劳累和饥饿。本来是人们财富的源泉最后却变成了人们贫困的根源，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技术成为一种古怪的魔力导致人们生活贫困，技术的发展致使人们只追求财富而忽略了道德价值。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人逐渐成为自己和他人的奴隶。科学技术的显耀成绩只能在愚蠢无知中闪烁光芒，牺牲道德和价值理念来换取技术一时的发展。人类社会所有的发展和进步，结局基本上都是把物质力量转变为智慧的力量，但是人的生命却变得无知和愚笨。海德格尔肯定了马克思的这一发现，海德格尔认为，必须在最根本和最基础、重要的方面来揭发现代性困境的根源，以及人的生存空间的消失，人四处游荡的命运。在揭示人没处可去的宿命这一问题上，马克思要远远优于一切其他学者。马克思通过实践深刻的体会到，在经济利益、金钱、物质面前，理性是非常渺小和脆弱的，进而想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揭露启蒙时期的现代解放是不能使人获得真正自由、实现人的主体性诉求的，平等和自由都是观念上的、形式上的，它们只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已，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工人深受异化的危害，人们在启蒙理念中获得的解放其实是观念和口头上的解放，人仍然是奴隶的对象，只不过是从上帝那里转为资本这里而已，理性的开始导致非理性的结局，人们最后还是回归于一种新的原始状态。马克思察觉到现代性的“理性王国”的虚假，工人阶级的异化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不公平和非理性的现象，这些足够证明现代性的方案是绝对不能使人的主体性获得解放的。2.1.2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产生的理论背景首先，马克思继承了启蒙的理性精神。在西方历史上，将15世纪的文艺复兴定位成现代性的开端，在西方思想史上，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的开端。启蒙运动弘扬理性，使人摆脱束缚，使理性成为人的思想准则。恩格斯说：“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1]启蒙宣扬理性至高无上，是批判一切的根据，是人存在的根基，所以启蒙时代就是理性的时代。通过理性可以使人摆脱压制，实现人的真正解放。马克思曾追随持唯心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在阐述历史方面，不重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逐渐偏向于唯心主义价值观。只有马克思在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认为人在实践基础上才具有主体性。马克思肯定了启蒙思想将人从宗教解放出来，但也看到启蒙精神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通过实践观察到工人不堪的生活状态，揭示了启蒙理性的虚假。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生存的基础，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说：“不是人们的生活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他意识到国家和法的建立不是以理性为基础，国家只维护有产者的利益，对于贫苦人们只有剥削，理性在利益面前非常渺小。对理性的反思，致使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第二，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性。代表人物有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威廉·配第首次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土地和劳动是财富源泉缺一不可的关键要素。然而配第却混淆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价值、价格、使用价值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劳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能生产出价值的抽象劳动，另一种是内涵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人具备具体劳动的能力，抽象劳动不过是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产生的概念而已。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抽象劳动量决定的，揭示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斯密认为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