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取贷款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常见问题

作者：王勇、姚国梅（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载于《刑事司法指南》总第58期，骗取贷款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常见问题刑事立法是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犯罪行为并形成规范予以规制，而刑事司法的过程则是从现实发生的事实中提炼出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并与刑法各罪规范相互对照。我国刑法增设骗取贷款罪，其立法背景是实务中存在一些单位和个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贷款的现象，“但由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致使这类案件的处理陷入两难境地，要么无罪，要么重刑。有的案件虽然给金融机构带来了较大损失，由于不能定贷款诈骗罪，客观上造成了此类案件的高发趋势，也危害到金融安全”①。为解决司法实践中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取证困难，有效惩治金融领域的骗贷行为，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设了低度犯罪——骗取贷款罪，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该罪名在刑法修正案通过初期运用较少，司法实践中尚无大的争议问题出现。但在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起伏，部分经营不好的企业出现贷款逾期等情形，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推动司法机关适用该罪名打击“逃废债”。与此同时，全国公安机关也开展了经侦会战等大规模的打击经济犯罪行动，也导致了该罪名的立案数飙升。特别是今年以来，因为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改革，让原来实践中常见的“保底”犯罪——虚报注册资本罪、抽逃出资罪、虚假出资罪——名存实亡，很多司法机关发现企业普遍存在改变贷款用途的情况，用骗取贷款罪作为“保底”罪名的情况开始出现。大量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认识不统一甚至争议很大的问题。如贷款诈骗与骗取贷款罪之间是否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罪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骗取贷款罪认定中是否只要考量企业在贷款中有欺骗行为，而不考虑银行工作人员是否被骗？银行等金融机构产生重大损失，是认定银行工作人员违法发放贷款罪还是贷款人构成骗取贷款罪或者是想象竞合？贷款人提供了真实担保，贷款已经全部还清的情况下，仅因为贷款用途变化是否可以追究贷款人刑事责任？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没有损失的情况下，是否只要骗取贷款100万元以上就可以构成本罪？本文拟就实务中常见的争议问题进行探讨，以厘清骗取贷款罪构成要件内涵，为司法实务提供办案思路。一、区分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的关键，在于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根据刑法规定，骗取贷款罪是“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贷款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行为。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在客观行为上是极为相似的，都表现为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获取贷款，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实施的骗取贷款行为，应认定为贷款诈骗罪；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只能认定为骗取贷款罪。“正因为主观故意的恶性程度不同，刑法对骗取贷款罪和贷款诈骗罪及合同诈骗罪的入罪门槛和法定刑设置上也作了不同的规定。贷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只要实施欺骗手段、数额较大就构成犯罪，最高法定刑为无期徒刑，而骗取贷款罪必须要给银行或者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其他严重情节，最高法定刑为七年有期徒刑”②。（一）实务中对当事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审查判断学术界和司法界对于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目前实务适用难点主要是如何证明案件当事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具体行为来证明行为人主观目的在司法解释中有多处体现，如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③、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司法工作者既不能单凭口供主观归罪，也不能仅凭客观危害客观归罪，而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以案件的具体情况为基础，根据经验法则或逻辑法则进行证明，在判断过程中可参考如下因素：1．贷款去向。贷款去向是行为人主观目的的重要判断因素，对于骗取贷款后用于挥霍、赌博、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的，可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为贷款诈骗罪；对于骗取贷款后用于公司实际经营或者投资，仅因经营失败造成无法还贷的情况，不宜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骗取贷款罪论处。2．对造成贷款损失的态度。对贷款到期未归还的案件，如果行为人虽然没有归还能力，但积极筹集资金、努力归还贷款，则认定为骗取贷款罪的可能性大一些；如果行为人有归还能力但以转移资产、隐匿资产、销毁账册、携款潜逃等方式积极逃避归还，或者无归还能力并对贷款损失持放任不管、任由损失发生或者扩大等的消极态度，则认定为贷款诈骗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3．行为人骗取的贷款与其经营状况、能力是否成比例。即行为人是否具有偿债能力。如果行为人具有正常经营业务，有一定的发展前景和收益预期，经营状况与贷款数额成比例，行为人在骗取贷款时具有偿还能力，此时认定为骗取贷款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行为人没有正常经营业务：骗取贷款时公司已经资不抵债、难以运转，行为人骗取贷款的数额明显超出公司本身的经营状况、盈利预期，此时认定为贷款诈骗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二）骗取贷款行为过程中的犯意转化犯意转化是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针对同一犯罪对象，由一罪的犯罪故意转化为另一罪的犯罪故意。理论上有观点认为，犯意转化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是行为人以此犯意实施犯罪的预备行为，却以彼犯意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通常认为应以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但不排除也可以根据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原则认定犯罪；第二种是行为人在实行犯罪过程中犯意改变，导致此罪与彼罪的转化，这种犯意转化限于两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具有包容关系的情形，对此一般认为犯意升高者，从新意，犯意降低者，从旧意④。犯意转化不同于另起犯意，另起犯意是指前一犯罪已经既遂、未遂或者中止后，行为人另起犯意实施另一犯罪的行为。另起犯意实际上是两个犯罪、两个实行行为，故成立两个罪，一般要数罪并罚。而犯意转化本质上是一个实行行为，只能以一罪论处。在实施骗取贷款犯罪中，行为人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犯意可能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向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转化，或者由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向非法占有目的转化。对于行为人在预备行为不以非法占有目的实施骗取贷款罪的预备行为，却以非法占有目的实施骗取贷款罪实行行为的，一般以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认定，即认定为贷款诈骗罪，反之亦然。对于行为人在犯罪实行阶段的犯意转化的，一般从重认定，如不以非法占有目的骗取贷款，实行中产生非法占有目的的，可考虑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点对犯罪认定的影响，2005年《全国部分法院“经济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座谈会”综述》有相关论述，其明确“一般而言，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的目的多产生于被害人基于错误处分财产之前，但在有的情况下，行为人先占有了被害人的财物，然后使用欺骗方法，使其自愿放弃财物，从而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也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因此，对于合同诈骗罪而言，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既可以在签订、履行合同之前产生，也可以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对于金融诈骗罪，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同样可以在实际控制他人财物以后产生。”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按照刑法关于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上述文件精神，我们认为对于行为人起初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贷款，但后来产生非法占有贷款目的，并积极实施了使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债权永久灭失或无法实现的行为的，可以考虑认定为贷款诈骗罪。但是实务中应注意，当前我国的各类经营主体的经营规范性普遍不强，且市场经营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必须持审慎的态度。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的区分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再结合案件的客观事实综合予以判定。如对于行为人取得贷款后拒不履行还款义务，但具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有其他人为其提供了有效担保的，一般不宜认定为贷款诈骗罪。二、骗取贷款罪中“骗取行为”的具体分析“刑法的目的与任务是保护法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任何侵犯法益的行为都必须规定或者认定为犯罪”，要“采取谦抑的法益保护原则”⑤。贷款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自由协商达成的合意，是否需要将所有提供了部分虚假资料的违规贷款行为均纳入刑法领域予以规制，必须在刑法的语境下考量。立法角度上看，刑法设立骗取贷款罪，是为了保护银行贷款资金的安全，防范贷款风险，而不是要惩罚一切不合规范的贷款行为。这也为中国人民银行颁行的《贷款通则》第72条所佐证，该条界定了贷款中欺骗行为的民事违法性，指出“借款人向贷款人提供虚假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资料的，或者不如实向贷款人提供所有开户行、账号及存贷款余额等资料的，或者拒绝接受贷款人对其使用信贷资金情况和有关生产经营、财务活动监督的，由贷款人责令改正。情节特别严重或逾期不改正的，由贷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法律条文只有当他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之中才显出其真正的含义”⑥，骗取贷款罪“骗取行为”的理解，也需要结合刑法规定的诈骗类犯罪来解释。“骗取”与“诈骗”行为的客观特征相同，有着共同的逻辑结构，基于体系解释的原理，骗取贷款罪中“骗取”行为的认定需要和刑法中其他骗取型犯罪相一致。骗取型犯罪最为典型的即为诈骗罪，诈骗罪的基本构造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同理，骗取贷款罪也要求行为人的欺骗行为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陷入认识错误并发放贷款，从而使行为人获取贷款，并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一）行为人实施的欺骗行为必须足以使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陷入认识错误如果没有使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陷入认识错误，就谈不上基于错误认识做出了处分决定，也就不能成立欺骗。如销售商通过广告对自己所有商品进行一定程度的夸大宣传，不具有使他人处分财产的具体危险的行为，不是欺骗。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单位作为一个整体，其意思表达和行为都是通过单位内部人员来实现的。“欺骗行为作用于法人中的自然人，即作用于法人中具有处分财产权限或地位的自然人，才可能骗取法人财产”⑦，行为人骗取贷款过程中所实施的欺骗行为作用对象也应该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中具有处分贷款权限的自然人。当然，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具体经办人员也参与了共同骗取行为时，欺骗的对象则是下一环节或者最终环节的审批人员。但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所有自然人都没有被骗，因为没有被骗的对象，则不可能构成骗取贷款罪，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等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以其他犯罪论处。（二）银行等金融机构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物是区分骗取贷款罪与民事贷款欺诈的关键《贷款通则》规定了贷款中的欺诈行为应承担相应后果，但是如何区别贷款中的普通欺诈行为还是骗取贷款罪中的骗取行为，关键是看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是否基于该欺骗行为而发放贷款。易言之，如果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是因为贷款人提供的虚假材料而陷入错误认识，基于此发放贷款的，属于骗取贷款中被骗的行为。但是如果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不是因为贷款人提供的虚假材料而发放贷款的，该欺骗行为就没有达到让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上当受骗的程度，自然也就不属于骗取贷款罪中的骗取行为。根据金融机构是否因行为人欺骗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发放贷款，对以下几种情形应分别处理：1．如果借款人在申请贷款过程中提供虚假的材料或进行虚假陈述，但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并未受骗，没有因此陷入认识错误，而是为本单位利益，曾加自己业务量或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依然向借款人发放了贷款，则借款人的欺骗行为与取得贷款以及造成的贷款风险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