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争端中反思中日关系和中国外交形势政策论文

钓鱼岛争端中反思中日关系和中国外交内容摘要：钓鱼岛（日本称其为“尖阁列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在地质结构上是附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有史以来，钓鱼岛主权一直归中国所有。1972年美国将琉球主权移交日本时，一并将钓鱼岛列屿的行政管辖权也交给日本。日本右翼分子多次就钓鱼岛问题叫嚣，侵犯我国主权。自1970年代开始，华人组织的民间团体曾多次展开宣示主权的保钓运动。我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出发，在坚持我一贯立场的前提下，与日方达成了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但钓鱼岛问题不容乐观。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隐患。尽管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条约时，双方曾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1]，但日本毫无信义，在实际占领的前提下，加速了钓鱼岛的国土化进程。日本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活动，在岛上建立了若干设施，其中有２５平方米的房屋，供水用水槽，石碑标记等，还修了直升机机场。更有甚者，日本还对我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和科学考察船进行武力威胁和驱赶。之于长期以来持友好态度、对日本宽容大量的中国，日本的行为可以说是以怨报德。随着中国务实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成熟，中国的对日政策由偏重于柔转向柔中有刚。一些日本人感到不适应了，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僵硬化”。关键字：钓鱼岛关系国家日本外交战略问题经济一、从中日边境钓鱼岛争端问题中，看中国周安全形势存在威胁。我们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趋势不容乐观的：边界线较长，相邻国家最多。中国陆上有10余个邻国，海上与6个国家隔海相望，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周边国家人口众多，大国集中。我国及周边国家地区是世界上拥有上亿人口国家最集中的地区。在周边国家中，俄罗斯、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是世界或地区大国，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力量强大。周边国家发展差距大，民族、宗教矛盾交织，安全环境复杂。另外，我国与邻国地缘关系特殊，形成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大国关系。日本对我国安全的潜在和现实威胁。中国和日本的摩擦主要集中在：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和日本扩军问题。日本与我国战略礼仪日趋突出，将我国列为主要潜在对手。另外，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积极发展军事力量，企图迈向军事强国，对我国的潜在军事威胁逐步增加。中日最大利益争端无疑就是东海大陆架和钓鱼岛问题，还有东海石油问题。近年来，日本右翼分子态度嚣张，加强对中日有争议岛屿和海域的控制，无视我国主权。其次日本插手台湾事务也使得中日关系极不稳定。路漫漫其修远，我将上下而求索！在机遇与挑战同在的我国安全形势中，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对美的温和政策，我们所采取的全方位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是理性的外交政策。我们所采取的对日柔中有刚的外交方略，也是完全正确的。二、中日关系中钓鱼岛问题的处理与反思中国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一步自然就是要恢复在亚洲的主导大国的地位，然后才有可能恢复世界大国的地位。后一个目标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尝试过。中国向一些遥远的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试图发挥它的影响。但是，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原因在于毛泽东时代推行的是过于理想主义的外交，没有量力而行。邓小平时代推行的韬光养晦外交[2]，为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威望的不断增长，必然面临一些不可回避的挑战和阻碍。其一就是从日本发源的“中国威胁论”。即使中国不去招谁惹谁，中国的崛起也会使某些想永居霸主之位的国家寝食难安。对于这一点，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一些海疆问题的复杂，其关键就在于大国的操纵。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成了一厢情愿，反而助长了某些国家的嚣张气焰。“打狗看主人”，其实，有时候真正恼火的就是狗，必须先给狗两下子。狗很多时候只是气球，只是主子的牺牲品。大可不必把狗和主人看成铁板一块的。中日关系在经历了从1949到1972的二十多年的敌对之后[3]，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得到改善。因此，从一开始，中日关系的改善就不是完全自发和独立的，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试图借助日本来遏制苏联的扩张，注重的是政治，是所谓的“战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所谓战略平衡的需要不再存在，美国与中国的“友好的非盟国关系”的结束，可以料到的是中日关系必然遇到挫折。正如我们以前分析的，尽管当时中国维护了所谓“大局”，其实这种单方面搁置的容忍行为是危险的。日本极右势力的日益猖獗，不能不让中国感到主权在一天天面临威胁。中国的容忍是有限的。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恐怕迟早会爆发一场中日战争。中国态度日益走向温和而坚决，是对现实的中日关系的认识，是抛弃了单相思的务实外交。三、早期对日必须采取温和政策对于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无疑中国是采取一种忍让的态度的。对此，换一个角度来看，就要了解当时采取温和政策另一个原因：为了取得日本的经济援助。因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归根结底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4]。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呢？现在显然不存在所谓的战略需要，那么如果因为钓鱼岛问题闹翻，对中国的利与弊如何呢？许多学者忧心忡忡的指出，现在日本的军费开支为世界第二，军事装备的现代化程度远远超过中国[5]。一旦爆发冲突，中国不一定可以取胜。战略上轻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对于中国来说，必须做好心理上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并不是要寻求同日本的冲突，但在关系主权的问题上不能单方面让步。这还要求我们的外交能够把握好微妙的斗争艺术。外交战略上：采取坚定的外交政策和爆发冲突的极限中还有很大的余地。战术上：日本虽然国土面积少，但是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不容小嘘，二战就是明证，如果一味退让[6]，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反而有可能导致总体冲突；如果我们采取更为坚决的态度，宣示我们不可动摇的决心，同时保持相应的灵活性，做好分化击破的工作，可能更为有利。四、关于中国外交的一点思考我们总的推行的是温和的外交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当前的世界格局的要求。我们发展自身的国力永远是第一要务。综合国力的竞争是长期的，综合国力的增强是确保我们权利的根本。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对美的温和政策，我们所采取的全方位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是理性的外交政策。我们所采取的对日柔中有刚的外交方略，也是完全正确的。关键在于坚持这些国际战略的前提下，我们的外交中要多一些就事论事的策略。我们期待并努力寻求中日的长期友好合作，但是在具体的关系到中国长远利益的个案问题上，必须有坚决的维护自己主权与尊严的决心和行动。为什么菲律宾肆无忌惮的屡次侵犯我国的南海权益？为什么我们建设国防的努力动辄被冠以“中国威胁论”的帽子[7]，而别的国家扩军备战的努力却好象理所应当？中国是一个有地位、有力量的强国，她的决心和力量应该可以展现出来，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再进一步的进行思考，我们在边疆主权上采取更为坚决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对有关国家的外交战略就要发生重大变化。我们维持并发展和对方在经济、技术、文化上日益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发展政治上的合作与对话，这些都是可以同时坚持下去的。采取更为坚决的态度不是说马上就要断交、开战，那样的话显然是非常错误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采取不同领域、不同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如果别的国家因为自己的片面主张而要以终止经济、技术交流相威胁的话，那我们不必示弱于人。何况，中国手里还有很多的可以利用的进行反制的牌。使用武力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参考文献[1]张延廷：《钓鱼岛的主权争执》，《问题与研究》1995年7月。[2]王乃昂等：《略论中日钓鱼诸岛之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3]曹长盛：《日美安全合作关系的重大变化及其影响》，《国际政治研究》1998年第2期。[3]张隆义：《从安保观点看冷战后日本对中共的政策》，《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1期。[4]林琳：《从国际法论中国对钓鱼岛群岛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4期。[5]吴辉：《从国际法论中日钓鱼岛争端及其解决前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6]吕一燃：《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7]孙恪勤等主编：《遏制中国：神话与现实》，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