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上）来源:《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作者:段炼在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五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近20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内涵。【摘要】近20年来,在观念史、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新文化史以及报刊史等五个领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进展,也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一方面,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带来研究视野的转变,也赋予思想史多元的内容。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理念的引入,特别是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扩大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与边界,打通了思想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壁垒,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思想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层思考。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与学科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入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在深化原有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的同时,也在传承与创新中呈现出更为多姿多彩的样貌。思想史研究逐步探究思想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聚焦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历史图景。具体而言,在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五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近20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内涵,也拓展出诸多新议题与新理念,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关键词】中国思想史;现代性;观念史;社会转型;新文化史;报刊史【作者简介】段炼,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一、“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观念史对于近2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一个较为深刻且被学界广泛接受的观念转变,是“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日益开放以及与世界交流的不断深入,曾一度支配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的“从传统走向现代”一元化线性史观开始为研究者所反思并逐步得到修正。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思想观念多元化及其内在张力的分析,对于现代理念与传统价值之间复杂关联的深度阐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视野。大致来说,“多元现代性”理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逐步确立,包含学术界对于以下两个认识论意涵的接受。第一,过往研究者大多习惯于将近代中国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进程。实际上,近20年来的思想史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对于“现代性”的探寻与实践,不应等同于对历史上欧美国家“现代化”的简单模仿,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包含多重意义、有其自身种种面相的“复数”概念。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逐渐建立起“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并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②。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许纪霖、陈达凯组织国内部分人文社科学者撰写的《中国现代化史》一书,可以视为对这一观念演变的起点之一:“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为中国思想界反思启蒙,反思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提供了一个元理论层面的思考焦点。现代性的问题意识首先改变了将启蒙看做是一个光明的解放过程,同时也指出了启蒙的内在限制和压抑的性质。其次,不是将现代化看作是一元单线历史目的论的产物,而是将其置于多元的空间关系里面加以理解。这样的多元现代性为中国的现代性思想提供了另外一种想象的空间。”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关于“多元现代性”问题的理论阐释,参看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反思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萨赫森迈尔(DominicSachsenmaier)、理德尔(JensRiedel)、艾森斯塔德编著:《多元现代化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及台湾学术界对于“多元现代性”议题的理论内涵及其历史实践的思考,参见许纪霖主编:《现代性的多元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②张治江、安树彬:《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述评》,《理论导刊》2012年第11期。③许纪霖、陈达凯编:《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第二,“多元现代性”理念提示思想史研究者,回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尝试“从中国本身发现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议题源自美国学者柯文(PaulA.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①引发的反思。该书试图修正费正清对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冲击-回应”的解释模式。柯文提出,我们需要“超越传统与现代”,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外因)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而这一理念的提出,使得“传统”的知识体系(如“四书五经”)、价值观念(如“天下”观念)、信仰形态(如道教、佛教),在研究者重审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之时,其角色、定位与意义都发生了富有历史意味的转化。比如,郑大华就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嘉道年间而非鸦片战争。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这一时期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向现代转变,是由来自传统社会、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进的②。这足以解释,为何美国学者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虽然只是对于晚清小说的专业描述,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同样引发广泛深远的反响③。可以说,如何立足于“多元现代性”的理解,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出发,贯通而全面地观察近代中国思想的内外互动,成为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自觉追求。当思想回归多元现代性的历史,而非今人的“后见之明”,近代中国研究中一系列似有定论的观念,开始呈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面相。比如,关于“民族、国民与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的想象、体验与言说,是影响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进程的核心议题。许纪霖的《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沈松侨的《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罗志田的《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沙培德的《清末的国家观:君权、民权与正当性》、杨芳燕的《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等论文④,都谈到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转型时代政治与文化危机的产物。民族主义虽然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但它的形成仍然受到传统汉族的族群中心意识的影响。同时,它表现的形式可以是政治的激进主义,也可以是文化的保守主义。随着晚清以来进化论的广泛传播与西学新知的普及,科学“公理”开始形成对儒家“天理世界观”的强劲挑战。汪晖的《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王中江的《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高瑞泉的《进步与乐观主义》、姜义华的《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核心观念通检之一》、许纪霖的《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等论文⑤,展示了“进化”的观念以及“科学”的观念,是如何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得以传播与接纳,又是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宇宙观、价值观与历史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柯文(PaulA.Cohen)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②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9页。③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④许纪霖:《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12月;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71～314页;沙培德:《清末的国家观:君权、民权与正当性》,刘擎编:《权威的理由:中西政治思想与正当性观念》,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163页;杨芳燕:《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许纪霖主编:《启蒙的遗产与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317页。⑤汪晖:《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王中江:《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新哲学》2008年第4辑;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姜义华:《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核心观念通检之一》,《史林》2007年第1期;许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个人”与“自我”观念的兴起,是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群己”关系的一次重要变革。许纪霖的《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王汎森的《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周昌龙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诠释》等论文①,剖析了近代中国“个人”观念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从“群己关系”来看待“自我”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近代中国的个人又呈现出何种独特的样貌。“自由”与“民主”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也是引发近代中国数代知识分子聚讼纷纭的热点议题。章清的《“国家”与“个人”之间——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杨贞德的《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转折》、黄克武的《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童世骏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民主”观念——一个以李大钊为主要文本的讨论》等论文②,集中讨论在新旧转换的近代中国,作为现代观念的“自由”与“民主”,立足点是“国家”还是“个人”,实践方式是“调适”还是“转化”,不同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言说与实践。而这些言说与实践的选择,又给中国人追求自由与民主,带来极为复杂的后果。金观涛、刘青峰的《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王汎森的《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陈弱水的《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黄克武的《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等论文③,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崩解之时,借助对“民间社会”与“公共领域”等观念的思考与实践,尝试重建社会重心的思想努力。围绕意识形态与“革命”的观念,陈建华的《论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王远义的《宇宙革命论:试论章太炎、毛泽东、朱谦之和马克思四人的历史与政治思想》、刘季伦的《敢教日月换新天:儒教传统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以及《自由主义与中国共产革命——两种理念的比较》等论文④,阐述了在一个日趋激进的时代里,暴力革命不仅是知识分子心目中建构政治秩序的最终方式,也是重塑意识形态和心灵秩序的最终选项。简言之,正是基于对“多元现代性”理念的接纳、完善与扩充,近20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人们对于一系列观念史议题的认知。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许纪霖:《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春季号;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171～200页;周昌龙:《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②章清:《“国家”与“个人”之间——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史林》2007年第3期;杨贞德:《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