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政治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第1页(共7页)雅典民主政治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作者：张莉珍指导老师：朱希敏摘要：提起西方文化，我们便会想到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作为希腊文化主流的雅典文化在古典时代的世界史上，散发出夺目的光彩，其文化成就涉及到哲学、史学、艺术等等。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为其文化发展提供生长的土壤、宽松的政治环境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关键词:雅典；民主政治；文化繁荣自人类跨入文明的门槛后，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近代以来，“民主”“自由”一直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之奋斗的目标。人类天性爱好自由，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p13)一样，追求一种精神生活的自由、政治生活的民主也是人类本性使然。然而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总是与“自由”“民主”的生活失之交臂，人类爱好“自由”的天性常常淹没于专制政治对思想的禁锢、宗教的愚昧无知。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当“民主”“自由”倾向成为社会的主流时，作为人们精神生活体现的文化就会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人的内在的潜力就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此条件下勃发出的文化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从分析雅典民主政治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一、雅典的民主政治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经过梭伦和克里斯提尼改革，在雅典确立了统治地位。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伯里克利执政时期，民主政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2](p18)，民主政治的繁荣局面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随着城邦危机的加深才日渐衰落了。民主政治从确立、繁荣到衰落，在雅典的历史上存在了两个多世纪。在雅典民主政治经历的全过程中，这个制度在伯里克利时代最充分、最鲜明地显示了它的进步的特点。(一)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直接民主制第2页(共7页)直接民主制即公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雅典城邦建立了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等比较完整的民主管理机关，也制订了包括奇特的“贝壳放逐法”在内的比较健全的民主法制，这些民主的机关和民主的法制，保证了雅典公民“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政治生活。在这个制度下，公民就是城邦的主人，他们享有管理城邦事务的直接与平等的权利。亚里斯多德说：“人民的力量壮大，更多地把政府的一切掌握在自己手里。”[3](p103)可见，城邦公民作为最积极、最活跃的政治力量左右着国家的命运，这十分生动地体现了古希腊文δεΜοκpαΤια（民主）一词所含的“民众政权”的意义。(二)雅典民主制度是雅典多数人的主权的体现伯里克利斯曾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4](p26)体现雅典人这种公民主权观念的，便是民众大会权力至上的制度。雅典的民众大会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参加的大会。在这里，任何公民都可发言；一切法律在其颁布之前都要在这里讨论通过；所有重要的国家同官吏者；要在这里选举产生，一切关于战争与和平及其它重大国务都要在这里经过辩论、以多数人的意见作决定。通过这种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确实有许多机会去影响乃至决定政府的决策。而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吏，也能较好的体现和执行民意。（三）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同公民主权密切相联系事实上，这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大家认为平民政体具有两个特别的观念：其一为‘主权属于多数’，另一为‘个人自由’”。“平民主义者先假定了正义（公道）在于‘平等’，进而又认为平等就是至高无上的民意。”[4](p89)雅典人的自由平等观念可以溯源于氏族社会的传统，又被强化于雅典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特殊的生产方式。（四）雅典的官吏制度是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自由的要领之一（体现于政治生活）为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2](p134)国家的一切公共职务（除十将军之职外）向一切等级的公民开放，只有为保证任职者能正当、顺利地履行职责的一些极少的、必要的条件限制。如规定，陪审法庭中的陪审官必须是年满30岁以上的、不欠公共债务的公民。官吏的选举一般都以抽签的方式进行，所以普通公民担任公第3页(共7页)职的机会是相当多的。重要的官吏是以民众大会举手选举的方式进行，原则上，“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真正的才能。”[2](p158)（五）雅典国家有一整套官吏监督制度其监督制度保证公民对国家官吏实施有效监督。在雅典，所有的官吏在任职前要接受资格审查。一般实施这种审查的权力机关是陪审法庭。但对于将于次年任职的议事会成员、执政官等重要官吏，则首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其资格，而后再由陪审法庭审查，最后决定权在于陪审法庭。由于雅典的陪审法庭实际上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因而，雅典的司法执政官还负有对国家官吏的监督责任，他们可就国家官吏包括议事会的主席的违法行为向民众大会提出公诉。为防止国家官吏贪赃枉法、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雅典专门设有十个会计员，“所有卸任官吏都要核对帐目并对他们进行报告。”[2](p153)这些会计员将核查结果提交陪审法庭，一旦发现贪污、盗用公款等犯罪行为，陪审法庭将以罚金或其它刑罚来处罚犯罪的官吏。在所有的雅典国家机关中占比较特殊地位的十将军职务，尽管可连选连任，但也要在每年经受十次公民大会的信任投票。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吏，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为刑罚或罚金”。此外，前所提及的“贝壳放逐法”更是雅典人监督官吏的有效手段之一。二、雅典的民主政治促进文化的发展繁荣第一，民主政治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环境。民主政治使当时的雅典出现了一个比较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它尊重公民独立的人格，并保证和发展了公民的个性，这为从事精神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文化的发展有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文化要兴旺发达，就必须要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作的自由，就必须要有一个使人们能够充分发挥首创精神的环境。雅典民主政治时代，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代，这样一个环境在雅典出现了。“要自由，才能幸福。”[4]（p211）“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5](p124)伯里克利向公众演说的这些话，既反映了雅典人对自由的认识，又反映了雅典社会是比较自由的现实。在雅典，公民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人们可以对广泛的问题发第4页(共7页)表自己的见解，只要不触犯奴隶主国家的根本利益，就不会因为言论和行为的过错而获罪，修昔底德曾借可里昂之口说过这样的话：“当一个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时候，他不会因此而受到侮辱，更不应当因此受到处罚。”[6](p98)因此，生活在雅典的戏剧家们能够自由地进行创作，他们可以利用悲剧或戏剧的体裁，在自己的作品中歌颂他们想歌颂的，讽刺他们想讽刺的，抨击他们想抨击的；哲学家能够广泛地开展对自然和社会各种问题的研究、辩论、宣传各自的观点，坚持各自的主张，形成不同的派别，互相争鸣。在艺术和其他文化领域，人们的创造性劳动也获得了同样的自由，所以摩尔根说：“雅典人就是在民主政治下才取得了智力方面的伟大成功的。”[7](p109)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有理由认为雅典文化的繁荣就是雅典民主政治时代民主、自由的产物。第二，国家和社会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民主政治时代，文化事业在雅典能够受到国家和社会充分的重视，并且获得了繁荣所需要的物质上的保证。民主政治在雅典确立后，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更密切了，文化生活成了雅典政治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质。这一时期，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对公民而言，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而且是接受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而这些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的方式进行的。据统计，雅典在一年之中，有大约60个宗教节日。最大的当数雅典娜节和狄奥尼索斯节（酒神节）。雅典的这些以文化活动为内容的祭典和节日，既是雅典民众的大事，也是城邦的大事，因此雅典政府是十分重视的。组织和领导群众文化活动是城邦官员的重要职责，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记载作为城邦最高行政长官，就任之时，他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任命并接见悲剧、戏剧、和儿童合唱队队长，对于重要节日的活动，如狄奥尼索斯节的戏剧比赛，执政官还要亲自参加，与专门的节日监督官共同主持。伯里克利作为雅典的最高领导人，大力推崇和倡导文化事业，把雅典变成了“全希腊的学校”。雅典政府和整个社会都热忱地鼓励文化艺术的创造性劳动和自由竞争，例如对戏剧比赛中的优胜者，不但要给予他们在下次比赛中上演作优先权，而且还要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大理石上，晓示天下。雅典对于文化的重视还表现在城邦对发展文化事业的巨额投资上。在民主政治的极盛时期，雅典修建剧场、音乐厅、竞技场以及雕塑建筑等一大批规第5页(共7页)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其耗资之巨，加上用于文化活动的经费是非常浩大的。第三，民主政治时代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吸收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成果，丰富了雅典文化，同时也开阔了雅典人的事业，并为文化的繁荣广罗了各种人才。对外实行开放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7](p157)雅典和外界的交往是十分频繁的，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外界密切的交往，开拓了雅典人的胸襟，增长了雅典人的见识，使雅典人能从一个小城邦放眼于更广阔的天地，免于孤陋寡闻和狭隘自大，有利于对外界先进文化的吸收。埃及、巴比伦、波斯等都是发展较早的东方古国，在文化上独具特点，雅典通过与东方各国的往来，使古代东方文化有形无形地对希腊产生了影响。伯里克利在谈到雅典人的生活时曾说：“我们的城市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的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4](p139)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有物质的产品，而且也有精神的产品，包括来自希腊以外的音乐、诗歌，艺术和哲学等等。这些精神产品随着雅典的开放政策而源源进入雅典人的生活，在雅典这个自由之邦找到了宜于发展的肥沃土壤。东方文化被雅典吸收，无疑使希腊文化得到了丰富的营养。对外开放还表现在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之间保持着畅通的关系。雅典不光是以它的强大控制着它的盟邦，而且是以它的先进吸引着其他城邦，使之与雅典发生往来关系．开放的政策为外邦人进入雅典创造了机会，各种各样的外邦人来到雅典，不但有政治家、工商业者，而且有各地的文人。雅典成了全希腊文入学者的荟萃之所，“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各种文人学者会集雅典，为古希腊文化的繁荣广罗了人才。他们之中不少人在雅典发挥出了聪明才智，成了古希腊文化的代表人物。这些人以自己天才的创造，才把古希腊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顶峰，正是他们来到雅典施展出卓越的才华，才给雅典繁荣的文化增添了光彩。因此，倘若雅典没有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古希腊文化绝不会有今天这样辉煌。从以上三点不难看出，民主政治是希腊文化高度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从斯巴达的情况还可以做出这方面的证明，斯巴达与雅典同是奴隶第6页(共7页)制城邦，同处在一个时代，同处在希腊世界。两个城邦都军事力量都很强大，但斯巴达可不像雅典，它在文化上极度贫乏，除了军事实力，就无可夸耀了。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在于斯巴达推行的是贵族寡头政治，寡头政治在斯巴达施行了一系列阻碍文化发展的措施。他们只崇尚军事，鄙视文化，鄙视雅典的高度文明，甚至把雅典人的“多才多艺”视为“坏的品质”，相反把保守无知视为优点：“我们贤明，因为我们没有受太高的教育。”[8](p126)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其愚昧就可见一斑。民主政治体制对于古希腊文化的高度发展的重要性也就体现地更为明显了。前面所述雅典文化所处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文化事业与知识分子受到的重视和广泛的对外交往等等，都是雅典文化得以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条件，而这些条件，正是由雅典民主政治时代所提供的。历史事实证明，雅典民主政治的极盛时代一结束，雅典的文化就从繁荣的顶峰走向了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奴隶主贵族政治逐渐抬头，最后整个希腊走向了君主专制的道路，昔日雅典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环境不复存在了，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作的自由逐渐被专制主义所代替。政治上的变化带来了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