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与齐物

逍遥与齐物(2010-04-0423:50:44)转载标签：大二上学期课堂实验梳理稚嫩的足迹文化分类：雪山实验合道之游与离道之思逍遥、自然、忘我、真人，这些概念会让我们不自觉得想到庄子，想到他的鲲、鹏，他的蝴蝶，他的天籁。幼时学习母语，发现许多成语都源自《庄子》：鹏意图南、朝三暮四、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薪火相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望洋兴叹、贻笑大方、东施效颦、善始善终、相濡以沫、运斤成风、虚与委蛇……这些隐含着一个个故事的成语深化了汉语的意蕴，丰富了人们的观念。单独看，它们只是成语；放到庄子的原文中，就可体会出一种一贯的风格。由它们建构起的精神殿堂，飘荡着离道的思想之歌。“道可道，非常道。”庄子明白，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就应该保持沉默。知“道”的朋友之间，可以“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从“即墨之子”处闻“道”，已属下乘。能作“逍遥游”的人，必然与道冥合、得意而忘言；庄子留下的这些洋洋洒洒的美丽文字，已是“离道之思”、“姑妄之言”。若我们能在专注的阅读中把握他的思想，步入他所提示的玄妙境地，便可作“合道之游”，忘记他的言辞，隔着漫长的光阴与他“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了。（一）首先看“逍遥游”。通读之后会发现这样几个相对者：鲲、鹏与蜩、学鸠、斥鷃之间的“小大之辩”；冥灵、大椿、众人与朝菌、惠蛄、彭祖之间的“寿夭之辩”；帝王之名与帝王之业之间的“名实之辩”；“有待”与“无待”之辩；“有用”与“无用”之辩。“小大之辩”与“寿夭之辩”的存在是因物各有其“性”，此“性”是天然的、与生俱来的，是一物之所以为此物而非彼物的根由。因此斥鷃不必羡慕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众人也不必自比于彭祖的长寿。大地上的生命形式林林总总，物各有“自性”，只要一种生物、一个人能“自适”其性，就可以活得快意无怨悔。然而，“自适”并非“逍遥”。“逍遥游”是只有“真人”才能抵达的境界，庄子用了一连串的否定来让我们明白什么不是逍遥游。在普通人眼中，在世俗人心中，帝王之位无疑是最高的权位与殊荣，然而许由“薄帝王而不为”，向尧指出“名者，实之宾也”的道理。为“名”所困的人，不懂逍遥；而“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的人，在“真人”看来亦是“小知”之人，被束缚于舆论、伦理，亦不知逍遥；即使是“于世未数数然”的宋荣子，“御风而行”的列子，因“尤有所待”，皆不是逍遥游。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逍遥”？“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此即“顺万物之性”，“游变化之途”，“玄同彼我”而“逍遥”。我尤其注意这个“正”字，因为它在“齐物论”、“人间世”、“德充符”中也曾出现。《易经》中有“尽命之正道而处”，《论语》中有“政者，正也”之言。天地间、人世间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正”，与究竟有没有一个普遍、统一的标准是相关的。假如有，那么在所有的生物、所有的生活样式中就有了鲜明的对错、好坏之分。得其“正”者是对的、好的，堪为众生效法；不得其“正”者是错的、坏的，是众生应当排拒的。落实到人类社会，“政者，正也”，只有得其正的政权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它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方向；就个人而言，“正人”即是“得道”之人，在儒家即君子。孔子说过“就有道而正”，以有道之人的人格为标准来规范自己。而庄子对这个“正”是质疑的，至少他认为合于人伦道德的“正”仍然不彻底、有所漏，得此正者并非“正生”。“正生”是“逍遥”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正生之人必然是达于大道的，不会为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委屈天性，遮蔽本色。宁愿“曳尾于涂”，不做人间的战马；乐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在乎社会的恩宠与荣誉。同时能“御六气之辩”，在变动不居的万象间处于自在、灵动的状态。因无求于外，故“无待”；因懂得大化规律，故自得。游乎无穷，此乃“逍遥”。接下来，庄子写到了“藐姑射之山”上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显然，庄子认为这样的“神人”要比世人心目中的圣君更为高明，神人不肯“以物为事”，不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浑然与道为一，此即“逍遥”。随之引出“有用与无用之辩”。神人居住在“藐姑射之山”，远离人类社会，绝对孤独；神人不“以物为事”，不涉及人间事务，对于社会而言是“无用”的。但庄子懂得“所用之异”，看到了事物的无用之用。“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人如何能“无待”？很重要的一点是不怕自己的无用。但此“无用”不是指因对社会规约的无视而肆无忌惮、因不顾义务和责任而任意妄为，而是指率其天性的正生，在明达大道、消融了自我意志而自然呈现出的本真的生命状态。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因担心自己无用、被社会抛弃而自愿接受社会的规约，思想意识被社会涂上了色彩而不自觉，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把自己打造成“有用之材”，成为支撑整体的一部分。“正生”之人纯任生命内在的律动成长，看似“无为”，却包含了一切的可能性，超越人间的伦理、道德、善恶，寥廓而鸿蒙，全其生而不为物所害。“逍遥游”终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这玄妙的境地，正是“齐物”之眼开启之所。（二）“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齐物论”开篇即描画了一个居于“无何有之乡”的人的神态。在“他者”颜成子游眼里，子綦已“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而子綦自己点出“今者吾丧我”，并流露了在这种“吾丧我”的状态中历经的境界，含有真理性的“复观”。“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子綦开始讲述“地籁”与“人籁”，寓指不易传达的境界。此“风”犹如“道”，亦即“天地之正气”，万窍、比竹犹如众生之性。风鼓万窍，万窍各依其形状而作声，声态各异，岂因风不为一？道临人间，众生各随其性而占得几分正气，思想、意见不同，岂因道有变异？庄子借子綦之语，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齐”的世界。众物“不齐”，只因物各有“我”。“我”因有特定的形状、性情，为“私”所限，不得与“道”浑然为一。“我”的彰显意味着生命与道的分离，精神之灵明被“形气之私”奴役，是谓“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强行“我”之意志是对生命的戕害，非养生之方：“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人人奋其私志，行其私意，故人间有彼、我之别，言论、意见之异，是非、善恶之争。庄子看出这些不齐皆由人“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而致，要观物之“齐”，则“莫若以明”。如何能达到“以明”？首先要明是非、彼我的由来。彼我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性，每个人都同时是自己的“我”和他者的“彼”：“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自我”与“他者”相对而在。“照之于天”，则可“知己知彼”。渐次入理，解“道通为一”。“是”与“非”各有其内在的逻辑，意见的形成正是道的缺席，犹如盲人摸象各执一端。“其成也，毁也”：一“私”形成的那一刻起必遭众“私”的阻挠与刁难，众“私”不齐而“劳神明为一，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终归伤生而速朽。老子言“大道废，有仁义”，即指明刻意强调“仁、义”并立为价值标准，在树起它的同时也唤醒了它的反面，使接受不同价值的人成为敌对者。“道载万物，无形而有信，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最终，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渊虚淡漠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因冥合大道而全其生，因不持特殊价值、不成特定之器而“无用”。“若是而可谓成乎？虽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谓成乎，物与我无成也”。庄子置疑一切鼓励人自用的价值准则，认为那无非是蔽于大道、固执于“我见”的自以为是。故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接着，庄子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了这个怀疑者——自己。“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自己先前滔滔不绝地讲了那么多，难道是合于大道的吗？若不是合于大道的，那所说的“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岂不同样是自以为是的价值判断吗？这也无非是“我”的言论，它们有何真理性可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若“吾”已冥合大道而“丧我”，那何以会用分离者的语言称谓来标示自己的状态呢？既“吾”已意识到并称之为“一”，又怎样寻回那“无言”的幽眇瞬间呢？故“无适焉，因是矣”，“因循物性而已矣”，此即“物来则应，过去不留”，复归于自然而然的样子。庄子又说：“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他明白若想让言语真实、合宜，必须首先明确以语言表示和探寻“道”理当受到的局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他进一步阐释了自己何以对百家之辩论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因“众人辩之以相示”，“辩也者有不见也”。“相示”中含有炫耀、夸饰和权力欲的影子，“不见”表明认识程度不够深、境界不够高。故在庄子看来他们均不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其“安身立命”之说不足为虑，未得于“道”而自立即是“不正”。究竟何者为“正”，有没有一个普遍使用的标准，确是庄子始终关心的问题。《逍遥游》里的游于无穷的“无待”之人必得“乘天地之正”；“德充符”里借孔子之口说出“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在这里，他又发问民与麋鹿、人与鱼、鸟，孰知“正味”、“正色”，以及后文我与若辩论，既然辩论就说明观点不一，观点不一则不“相知”，那么“吾使谁正之”？若于众有形体、有血肉者中终究找不到一个“正”的标准来，则莫若“吾丧我”而合于“道”，消弭一切利欲，游离于伦常之外，成为所谓“参万岁而一成纯”的圣人。后世的道家对于当世政治多持“不合作”的态度，在这里便可找到其思想渊源。他们从骨子里不承认统治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因为真正的隐居的高人必懂得“合道之游”，明白一切言语和行为都有其“遮蔽”和局限，终归是远离大道与至高境界以遂私欲的。在道家的心目中，根本不需要“树立”一个统治者，一套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因为再完美的理想在运作的过程中都必将“失其正”。故言“无为则无不为”，“万物将自化”。“姑妄言之姑听之”，庄子告诉人们他这洋洋洒洒的逍遥游、齐物论都不过是梦中人的呓语。对于许多问题，他也不知；一些美妙的境界，他难以言传。在冥合大道的通明中他看到了万物之齐，他怀着一颗真正平等、善良、宽怀的心去聆听与鉴赏万物。在他眼里，在他心里，人不必自居“万物之灵”，人与物是平等的，除了包容、承载万物的“道”之外，他终归找不出一个“正”的标准。庄子有一颗灵动的赤子之心，他明白要亲身化成蝴蝶才能真正懂得蝴蝶。这最后的“物化”像是一个富有诗意和哲理的童话之梦，在最初“无染”的天真里融释了一切人生的迷境而归于“大化”的通明。（三）庄子的思想对后世人的人格理想与美学趣味影响深远。前面是对《庄子·内七篇》中最能反映其思想实质的“逍遥游”与“齐物论”的微解，下面是对庄子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两个理念的思考。一，“真人”。对“真人”的论述主要见于“大宗师”，如：“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倏然而往，倏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由此观之，真人是通达人生真谛的人，了生死，醒梦一如。“不以心捐道”，我的理解是没有私心自用，不对“道”妄自揣度、任运机心；“不以人助天”，庄子说过圣人“以身殉天”，不论“殉”还是“助”都是人主观意志上的努力，“不以人助天”是对这种状态的自然描述，而非“不要”、“不能”的命令。凡带有命令语气的指点都属“意志”的领域，庄子言“吾丧我”、游于“无何有之乡”，正是合于大道时自我意识与自我意志消融的“无知”却提示着“真知”的状态。后世文人士大夫有对清、真的追求，美学上有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标准，反映了对“真”与“自然”的标榜。二，“无情”。见“德充符”：“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因尊天道而注重生命自身的价值。既然只有“道”是正当的、可靠的，那么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