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感培育

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道德情感培育郑承军北京语言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5篇文章在谈论“以人为本”时，我们必须要清醒地坚持从社会现实出发，反对从抽象的“人”的概念出发研究人。作者：郑承军价值观构建向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历史的积淀和后天的培育。最近，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认知和传承与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关系再次成为学界和舆论的热点。习近平同志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石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刘云山同志也指出：“每个人心底蕴藏的善良道德意愿、道德情感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深厚的土壤。”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对于民众来说，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就是道德情感的培育。作为中国人，道德情感培育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从群众出来、到群众中去，要以人为本，加大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道德情感培育具有悠久的中国人文传统，从古至今，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道德情感培育既是教育的灵魂，也是灵魂的教育。中国文化历来强调集体、团队的社会本位，但并不能抹杀中国文化传统对人自身发展充满关注的成分。中国的人文传统和古希腊人文主义一样，是非常注重人的教化的。所谓教化“乃是一种极其深刻的精神转变”“意指某种更高级、更内在的东西”，这其实与当代的德育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如果说古代西方德育注重的是宗教性的出世教育，比如信仰上帝和神，从爱主你的神推演至爱人如己，那么中国古代传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非宗教性的入世教育。它肯定人在天地万物间的重要地位，主张以“人事为本，天道为末”，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人“最为天下贵”，强调人的自觉和人的道德觉悟。中国古代人文传统是以朴素的民本思想来表达以人为本的，或者说，民本思想是以人为本的雏形和萌芽。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民本思想传统，从《尚书》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到《管子》的“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从孔子的“仁者爱人”、“泛爱众”，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无不是对《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阐述和宣扬。以人为本的道德情感培育最初是以封建统治者为了教化百姓、统治天下而表现出来的朴素民本思想为开端的。早在周朝时期，周公在解释上天为什么要让周王代替殷王作天子时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唯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上天对下民没有亲疏之分，谁有德就辅助谁。民心也在不断地变动，谁给他们带来恩惠，他们就服从谁。不管统治者怎么做，只要他是为百姓做好事，天下就会太平；如果总是危害百姓，天下就会动乱）。正是出于对上天“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理解，周公制定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治国方针，周公认为：“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擅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之德就是像父母关爱子女那样关爱万物，万物之中人是最聪明的，人之中天子又是最聪明的，所以天子也要有天那样的道德）。为什么要“敬天保民”呢？因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是同情百姓的，百姓有什么要求，天一定会满足他们），也就是说，周王已经开始意识到“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这也从历史经验上说明商纣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暴虐子民，而周文王之所以取而代之，是因为他开始建立一套具有人文精神的宗教伦理体系和治国原则。当然，古代德育和统治阶级治国还是有区别的，但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上探究，也可以一斑窥全豹。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这一思想的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管仲在《管子》中说：“夫霸王之所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也是以人民为根本的；这个本理顺了国家才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管仲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提出了人的重要价值和地位作用。在此以后，道德情感培育以人为本的思想蕴涵或散见于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中。国学大师张岱年牵头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便将以人为本与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并列为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四大要点。要想了解古代的德育以人为本，就必须了解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和精神。在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中，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基本上以儒家、道家和佛教三大家的人文思想为主。换句话说，在中国古代，儒、释、道的思想占据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虽然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连远在西洋的加拿大汉学家JanWalls（王健）都认为：“如果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先了解儒道佛‘三教’的主张，如能了解‘三教’不同的观点与共同的重点，就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精髓”儒释道三者在历史上的关系众说纷纭，但从人文传统上区分，有学者认为儒家的思想是道德人文主义、道家的思想是自然人文主义，佛教的思想是借佛喻今的人文主义。JanWalls还以拟人的方式表达了“三教”的人文本色，他说：“儒家思想取法于父亲，培养‘严父’的思维方式与交流方式，多坚持仁、义、礼、智、信；道家思想取法于大自然，培养‘童心’，批评社会生活中各种‘不自然’的现象，主张‘无为而为’的伦理指南；佛家思想取法于母亲，培养‘慈母’的思维方式与交流方式，主要的关心对象与行为目标是减少痛苦——众生的痛苦包括人家的和自己的”。孔子从思考人的道德存在为出发点，以“仁爱”和“贵和持中”的中庸思想为体系，强调“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的道德情感培育。他“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是谓知矣”，关注的重点不是宗教而是生动实在的人，他把现实的人事、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以人为中心，强调人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要去求助于鬼神等超自然的神。《论语》中有“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样的句子。孔子用独特的语言方式表述了自己十分重视人的地位、强调人的价值。孔子的道德情感培育强调“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仁”就是真诚地爱别人，真诚得甚至要“刚毅木讷”，“巧言令色，鲜矣仁”，为仁之方就是要“忠恕之道”，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外出就是如同去见尊贵的客人那样，使民众每天如同参加重大祭祀那样，时时刻刻怀着至诚恭敬之心。不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一定不要强加与于人。这就是“忠恕之道”的原则）。孔子还认为不能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广博普遍地接济民众，广授好处给百姓）作为仁的唯一条件和内容，因为这不是人人能够做得到的。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生存，也要帮助别人生存；自己要发展，也要帮助别人发展）。克己复礼就是要克制自己的私欲，克服不好的习惯，遵循社会规范，遵守礼制，把自己的行为约束在礼的范围之内，让自己的言行举止合于礼。尽管这些内容有封建的糟粕，但对于当代人的待人接物仍有一定的借鉴和扬弃的价值。孟子以“仁政”和“仁心”发展了孔子的“仁者爱人”，更加丰富了“以人为本”的道德情感培育。他的政治主张是保民而王、与民同乐、民贵君轻、天与民归。最难能可贵的是孟子能够跳出封建统治者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政权提出“亲民”“重民”“爱民”“恤民”思想的局限，而是在当时君王执政的条件下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干旱水溢，则变置社稷”（诸侯危害到了社稷，就撤换诸侯；祭祀用的牲畜是肥壮的，谷物是清洁的，又是按时祭祀的，然而还是干旱水涝，那就改立社稷之神），言外之意，如果君王危害了百姓，也应该撤换君王。孟子强调君权神授，但还是要得到百姓的认可，君王与百姓要相互理解、相互关心、相互同情，上下同心同德，才能固国安邦。荀子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以“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形象比喻，荀子也说要“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还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说明君对民的依存关系。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坚持“人为神本、民为国本”，强调“侯王处下”为普通民众服务。道家把虚静无为之说运用于为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提出执政清净无为，与民无扰的政治主张。老子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诠释了百姓与圣人、贱与贵、下与高的本末关系。道家还提倡自然之道，认为以人为本并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要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庄子•大宗师》：“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也。”《汉书•汤玉孙传》曰：“真者，自然之道也。”道家一贯主张崇尚自然，返朴归真，倡导学习纯洁真朴的自然之道。但是这种自然主义并不是与人文主义相对立，而是以“返朴归真”的精神追求，在物化时代唤起人们以出世心态做人世之事业，找回本态自我，把淡泊宁静、诚实质朴、超然物外作为道德追求，从实质上看还是一种人文主义。佛教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宗教，按理说，宗教是以神为本的，应该与以人为本是相对立的。但中国佛教与其他宗教相比，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承认人自身的伟大，从人本身去寻求真知。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才使佛教几千来生生不息，被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庶人所接受。因为在隋唐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不久，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佛教已成功地改造了自己，“从注重僧尼个人修行解脱的印度佛教蜕变为积极服务人间的中国佛教。”近代中国佛教领袖、“人生佛教”的倡导者太虚大师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佛经中也常说到“人身难得”、“诸佛世尊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把对佛的崇拜与关注现实和人生的发展相结合，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因其历史的局限性，还不是科学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道德情感培育，古代的民本思想不过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和江山对民众实行的说教、灌输，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布下的一道麻醉剂和迷魂汤，在今天的道德情感培育中，我们应该批判地吸收这些传统和源泉，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封建的毒素”，他还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我们的以人为本的道德情感培育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以人为本并不是脱离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空谈“人”，而是要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讲“以人为本”。应该讲，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观既来源于抽象人本主义、超现实人道主义和封建社会民本主义，但又完全有别于他们。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一直在探索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他从研究人性和异化出发，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最终发现了人的本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也是社会和历史的存在物，而且正是后者规定着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真正的社会联系”任何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考察人性必须联系具体历史条件和经济关系。在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尽管马克思的表达方式还遗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是他已经天才地开始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人的本质和异化问题了，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他说：“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异化的深刻涵义是劳动的异化，是人的实践本质的沦丧，共产主义只有在消除劳动异化和经济异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的本性向人自身的回归。在成熟期的《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的本质和剩余价值的秘密，得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看成是人类最终的归结点，他们在其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贯穿在社会形态发展中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离开一定的生产方式、社会条件，抽象地谈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切实际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在谈论“以人为本”时，我们必须要清醒地坚持从社会现实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