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513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与5·13讲话吴伟2015年第3期炎黄春秋杂志1987年5月13日，赵紫阳代表中央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讲话，史称5·13讲话。笔者作为讲话起草过程的参与者之一，有责任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历史。邓小平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支持赵紫阳为反自由化画框框1986年年底，正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向深入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设计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风云骤起，一场学潮引发了党内的巨大震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辞职。霎时间，反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国。如此下去，10个月后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将会成为一个反自由化的大会，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可能出现严重倒退甚至夭折，这是党内外一切拥护改革的人们所不愿看到的。邓小平从来都主张要有两手，两手都要硬。这里，蕴含着邓小平的两条政治底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强调党的领导，他绝不容许在他手中葬送共产党的政权；坚持改革开放，他需要靠改革开放来挽救党，挽救这个政权。这两条底线，都是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即巩固中共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每当他感到改革开放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就会出来大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遇到障碍时，他就要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80年代曾经发生过的清除精神污染、围绕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决议发生的争论是如此，这次反自由化也是如此。胡耀邦被迫辞职后，邓小平提名赵紫阳代理中央总书记。从1987年年初赵紫阳就非常忧心反自由化冲击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冲击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冲击经济运行，冲击教育、科技、文化、农村等各个领域。他知道，仅凭他个人的力量，无力扭转大局。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利用各种机会，给反自由化运动降温。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05页）在1987年1月15日到19日举行的全国省长会议上，赵紫阳提出了四个不变：全面改革的方针不变；对外开放的方针不变；现行的城乡经济政策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及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方针不变。赵强调，对自由化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但必须十分注意政策。不得层层点名，不得层层抓代理人。仅限于思想政治战线，对经济理论不要批，农村也不搞反自由化。1月28日是农历除夕。这天上午，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他在讲话中除了谈经济工作以外，主要谈了反自由化的政策问题，一是绝不重复过去左的错误；二是要尽量缩小反自由化的范围，严格限于党内，不涉及党外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严格限于思想政治领域，不涉及经济和改革，不涉及农村，不涉及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技巧，不涉及生活方式；在思想理论战线，点名批评的就那么几个人，不能随便点名，点名要经中央批准。同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当天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7年4号文件），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做出了政策上的规定，强调：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和社会上存在的其它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邓小平和赵紫阳在中共十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次日，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坚持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他再次强调，反自由化不搞政治运动，严格限于中国共产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进行。农村不搞。在企业和机关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质上也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城乡内外各项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也不变，不仅不变，而且要努力做得更好。2月6日，邓小平找中央五人小组（胡耀邦辞职后成立的代行中央常委职权的临时机构）赵紫阳、万里、杨尚昆、薄一波、胡启立谈话，充分肯定了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说这个讲话讲得很好，你们要支持紫阳的工作；你们这个小组要工作到十三大；当前的改革开放，不是搞急了，而是搞稳了。邓在这时支持赵紫阳，说明他认为给反自由化画个框框是必要的，他也不希望他所提倡、支持的改革开放被反自由化一风吹掉。赵紫阳得到邓小平的支持，靠的是什么？只能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据笔者查到的资料，赵紫阳是在1987年1月15日的全国省长会议上，第一次谈到了两个基本点的说法。他说：三中全会的基本点有两个，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改革、开放、搞活。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四项原则必须坚持，但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不会，也不能影响改革、开放、搞活，不能影响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在此后的1月30日春节团拜会上，赵紫阳再次阐述了这个观点。此后不久，在同年4月中央政改办的一次会议上，时为中央改办研究人员的陈小鲁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有一条基本路线。鲍彤接受了这个意见，对两个基本点的说法进行了完善，加上了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表述，成为对三中全会路线的完整概括。这种口语化的表述，邓小平看了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围绕反自由化进行的博弈赵紫阳在此前的六七年里，一直是做总理，主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对于政治、理论方面的事情，大都不是很感兴趣。在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方面的争论中，他处在比较超脱一些的地位。但是当他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他和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的正面冲突就难以避免，很快他们就成了左派势力的主要对手。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根本没有把中央4号文件放在眼里。对于邓小平要支持赵紫阳工作的话，他们也置若罔闻，对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和中央4号文件公开表示了不满，他说，这些讲话都是折衷调和的东西，按照这样搞下去，反自由化斗争又会中途夭折。在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的纵容和组织下，中宣部组织了一大批人撰写文章，发表讲话，开讨论会，办培训班，力图突破赵紫阳画定的框框，把反自由化扩展到各个领域。1987年年初，就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政改办）办公地点的楼下——中办厂桥招待所的二层（政改办驻三层），进驻了一个新成立的写作班子，据说是中宣部组织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央写作组。这些人进驻以后，和政改办的人在同一个食堂吃饭，但从不同桌；上下楼也经常相遇，但却从没有交流。写作班子收集他们认为犯有自由化错误的人的文章、讲话，摘录所谓错误观点，整理编印成册。印成的材料发给有关单位的写作班子，按摘录的材料写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赵在书记处会上让他们停止这种做法。（同上，第215页）4月6日到12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评》三家报刊在河北涿州开了一个组稿会。实际上，这个会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有来自全国宣传、理论、文化等方面的理论工作者120多人，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组稿的范围。会上确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理论界对这个会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100多个人，并且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赵紫阳得知涿州会议的情况以后，担心会超出4号文件的范围，派人调阅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10年12月修订版，第303页。赵调阅后由谁处理、如何处理，笔者没有查到资料。但据了解，有几个大批判组确实成立了，但未及运作，赵紫阳的5·13讲话就发表了，大批判便无疾而终）当听到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在当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部长座谈会上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第一次拨乱反正，是指70年代末期以否定文革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赵紫阳十分气愤，严厉地批评了王忍之，说：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赵还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10年12月修订版，第303页；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08～209页）主管意识形态的几位领导人认为，反自由化之所以搞不下去，就因为老有人在那里划界限。在3月13日中宣部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部长座谈会结束时，当赵紫阳说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开始扭转时，邓力群突然插话表示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说自由化的受到了批判，干自由化的没有问题。赵紫阳朝邓力群转过脸去，微笑着反问道：老邓，你的意思是不是认为现在搞的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搞资本主义？在经济改革中搞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邓小平支持的，如果他把这些说成是自由化，等于是反到了邓小平头上。邓力群因此无言以对。（同上，第五部分，第二十四节）邓小平同意重新发表8·18讲话，认为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做好舆论准备对当时国内反自由化运动愈演愈烈，且有扩大化的趋势，赵紫阳和中央政改办研究人员们的心情十分焦虑。4月25日晚上，中央政改办对当时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的形势进行了一次内部讨论。在这次会上，许多人发言，认为情况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应该进行必要的调整。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尽快扭转，不但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不下去，而且即将出台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很可能夭折。特别是5个月后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很可能开成反自由化的大会，改革开放将难以为继。会上，大家纷纷列举了反自由化以来出现的奇谈怪论，比如，这次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拨乱反正'；提两个基本点不准确，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二者不能并列；经济上的自由化是政治自由化的基础，不反经济自由化，政治上的自由化也反不了；中央规定不批经济上的自由化，不等于经济领域没有自由化；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不然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实行厂长负责制是不要党的领导，是自由化的具体表现，等等。这些言论都直接背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有些话甚至直接批到了邓小平头上。不仅如此，甚至连为文革翻案的主张都出来了，什么自由化就在党内，说明有走资派，毛主席的话没有错等。说这些话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党的中高级宣传理论干部。听到这些明显背离三中全会路线，背离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主张和言论，特别是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人也加入其中，大家都感到形势严峻。当晚，鲍彤根据这次会议情况起草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主要是：有人似乎把四项原则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反自由化的态势对当前改革有影响，对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不利。建议抓一抓改革的舆论，在宣传上，改革与反自由化并重是必要的。同时，建议在7月1日重新发表小平同志1980年的8·18讲话，这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有了邓小平的这篇文章，就什么话都不用说了，我们就是落实邓小平思想。而且，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话，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是经过中央认可的，同意的。4月27日晚，这个报告送到了赵紫阳手中。赵紫阳和邓小平在“5·13讲话”稿上的批示28日上午，赵紫阳来到邓小平家。关于这次会见，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我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我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他要我好好准备，最近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赵紫阳还建议，7月1日重新发表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8·18讲话）。（同上，第217页）赵在汇报中还谈到了政改办报告中所反映的那些情况，这让邓很吃惊。邓小平说，赞成两个基本点的说法。去年的事情（指胡耀邦辞职）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暂时收一下是必要的，但改革要坚持，要加快。邓还交代说，十三大报告的稿子很重要，有个东西就先拿来，我们也出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