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

论如何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摘要：农民工占据我国劳动人民的一大部分，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大，都增大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政府和农民工都感受到这是巨大的负担，因此如何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降低成本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推进城镇化主要任务中，第一就是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同时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关于农民工的具体数量规模,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并没有权威发布的准确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1年,中国人户分离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2.3亿人;而从国家计生委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可知,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约2.11亿人;再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年度外出农民工14533万人,由此可以得出,2011年,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大约为15841万人,可见农民工群体构成了流动人口的主力,占2/3强,农民工群体更是占到了当年全国13.47亿人口总数的11.8%。2011年以常住人口统计的中国城市化率为51.3%,若在城市常住人口中除去农民工,以户籍统计,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不到40%,中国城市化水平“缩水”很多。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2012年、2013年城镇人口的增长率分别为3.03%、2.98%、2.93%，城镇化增长率在逐年下降，究其原因为以下几点：①农民工工资收入较低和城市物价居高不下，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生活。②农民工们举家进城的门槛是那样的高，住房、教育、医疗是一个个拦路虎，一般的农民工家庭难以跨越。③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相对较低，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④情感和精神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成为其融入城市的心理障碍。总的来说即农民工认为在转化为市民的过程中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超出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报告称，“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在打工地定居并最终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转变为当地市民，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城市化不是简单地让农民迁移到城市,而是让迁移到城市的农民落地生根,享受到基本的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进而过渡到市民的生活方式,融入当地社会。要让农民工逐步淡化与农村的联系,就要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步伐。“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是指实现农民工在城镇定居所需要的各项经济投入，也即要让农民工享有与本地市民相同的各项权利和公共服务所需的公共投入”。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是需政府埋单的支出，而不是农民工在城市里的日常生活消费。那么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有多高？2005年，中国科学院估计每进入城市一个人，需“公共支付成本”约为1.5万元。2006年，建设部调研组称，每新增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增加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小城市为2万元，中等城市为3万元，大城市为6万元，特大城市为10万元(不含运行和管理成本)。2009年东部沿海地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10万元与9万元，内陆地区的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6万元与5万元。2010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认为中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万元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报告指出，推动城镇化，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为8万元。这个数字是如何推算而来的呢？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我们测算时主要包括六项成本：1、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成本。2、医疗保障成本。3、养老保险成本。4、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5、社会管理费用。6、保障性住房支出。其他还有一些公共服务的内容，但这六个方面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为8万元，我国农民工总量2亿6894万人，故农民工市民化总成本为21亿5152万。如何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支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需要一次性投入，而是伴随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短期来看，义务教育和保障性住房是主要支出，远期来看，养老保险补贴是主要支出。其中义务教育和保障性住房的支出占总成本的1/3左右，养老保险补贴约占总成本的40%-50%，但养老保险补贴受养老金支出政策的影响很大。调查显示，在“您准备在这座城市继续住多长时间”一题中，61.95%的农民工选择“能待多久就待多久”，31.09%的农民工选择“如果可能就在这儿安家住下去”，还有6.96%的农民工选择“住上几年”。农民工愿意定居城镇的原因有哪些？调查发现，排第一位的是“城市就业机会多，收入有保障”，占55.70%，排第二的原因是“子女能进城上学”，第三是“能学技术长见识，有发展前途”，第四是“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城市看病方便”排第五。不愿意定居城镇的原因里，排第一位的是“买不起房”，占65.29%，第二位原因为“城市生活成本太高”，第三、四位原因分别是“能与家人在一起，孝敬父母”和“农村有地有房子”。约有13.71%的农民工选择“我们根本不属于这里，迟早要回去”。调查同时显示，“没有住房”是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最大困难。一半多的农民工认为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最大困难是“没有住房”，占55.12%。根据调查，59.93%的农民工愿意在城镇买房，改善生活和子女上学是农民工愿意在城镇买房的两大原因。40.07%的人不愿意在城镇买房，主要原因是房价太高，占到73.45%。26.29%是因为“工作不稳定、没必要买房”，10.66%是因为“城市污染严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重要的一条就是让他们的家庭成员能够和他们一起进入城市。假定农民农业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农民进城务工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为其提供必要的子女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务,将降低其城市化的转换成本,促进其城市化的进程。1.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增加关乎民生的重要公共品的提供,降低转换成本。(1)根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调查统计,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一学年学杂费平均支出2450元,占农民工家庭收入的19.78%,教育支出已成为农民工家庭支出的重要部分。因此,促进教育公平,尽快实行城乡一体的免费义务教育,建设既针对进城农民工,又对城市较贫困家庭开放的一定质量标准的免费开放的公共义务教育,成为促进农民工城市化所必须。从2008年起,国家决定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这对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减轻农民负担来讲,是大有裨益的。但是,跟在父母身边,户口不在城市而在城市上学的农民工子女却要交纳很大数额的借读费、补习费,将不利于农民工携子女进城定居。(2)《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3/4的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租房居住,房租平均每月387元,超过流动人口家庭总支出的1/5。41.5%的流动人口租房者认为,目前的住房支出已经达到或超过自己能承受的最高房租。因此,要逐渐探索建设针对农民工的城市安居工程和廉租住房,使大部分农民工能够支付得起、住得下。所谓安居方能乐业,有恒产者有恒心,定居于城市的农民工也不会再钟摆式地迁移。(3)建立门槛低、覆盖率高、针对农民工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减少城乡在这些方面的差别。由企业、个人和政府共同出资,总结各地的既有经验,抓紧制定全国统一的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外来从业人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方案。(4)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改善劳动力的技能和就业能力。丰富和低成本的农民工作为一个生产要素,为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赢得了比较优势。但大量使用廉价的相对低技能劳动力为基础的相对优势只是暂时的,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中国将受到来自印度、越南、孟加拉等年轻国家的恶劣竞争。因此,重视利用现代技术、开发人力资源并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以提升价值链,是保持竞争力的必然战略。相反,若试图通过限制工资来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利用以此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的国家,可能最终会陷入一种低生产率、低培训和缺乏技能岗位的恶性循环,并无力在技能密集型产品市场上进行有效竞争。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工作,可以增加农民进城务工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由于农民工有很强的流动性,不能在工作所在地稳定存在,制约了企业进行职工培训的动力。因而,政府要在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应将人力资本的良好素质及其组织方式创新。作为生产率增长和竞争优势的源泉,可以借鉴韩国和新加坡的做法,利用对企业征收培训税的办法来资助政府主办的职业培训学校和计划。2.改进城市化模式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一段时间,国内从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考虑,客观形成了大城市优先发展的模式,但这种模式所带来的高价的住房和生活成本将对较低工资水平的农民工形成限制,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化。发展县域经济,充分发挥县城和建制镇在城市化和城乡二元结构平滑过渡中的作用,利用其土地成本低(降低转换成本中的CUH项)的优势,加大对县城和建制镇的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农民就地转移。要排除小城镇占用耕地、使耕地减少的顾虑,做好规划工作,引导乡镇企业进入园区,同时做好农村宅基地的清理和复垦工作。从日韩的经验来看,在城市化进程中,耕地面积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只要采取恰当的措施,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不减少甚至增加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关键是减少进城农民在农村的非农业土地占用。3.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逐渐形成了依赖投资和外资外贸的格局。一方面,投资的资金成本过低,存在着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投资过度,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连年走低;另一方面,引进外资、促进外贸的优惠政策的实行,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连年攀升,使中国经济表现出外向型国家的脆弱性,经济发展很容易因外部条件变化受到冲击。在投资与外贸的挤出作用下,国内消费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持续下降,消费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47%,下降到了近年的约30%。在所有大国经济体中,这一比例是最低的,与美国高达70%的比例相比,更是相差甚远。当前,中国经济受到了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困扰,经济增长面临一些困难,外部需求下降、出口减少、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因此,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使国内消费成长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务之急。而农民工进城变市民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伴随着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转变的过程,农民工将由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向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转变,这将增加对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以及纺织等产品的需求,而这又是中国的优势产业,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升级,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4.市民化成本要由个人、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也就是说个人，比如说在他各种社会保险上，要交足个人的部分。企业来讲，同样要在员工社会保险配套资金上交足它应付的部分，在员工职业技能培训上面，也要交足它的部分。现在农民工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的比例，基本上都在30%以下，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企业和个人都没有交足他们应该交的部分。没有交足的原因相当复杂，我们在这里不分析。政府同样要负担它在公共服务里应有的支出，这里就涉及到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划分。首先，改革要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上面各自应负的责任是什么。第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公共服务的支出。第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农民工市民化和公共转移支付相挂钩的机制，这样使得财力不足的地区同样能够均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大力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城镇化建设，比如说现在在基础设施方面，在相当多领域已经放开了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社会服务方面，也正在逐步放开民间资本进入这个领域。总之，要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都能够共同承担城镇化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