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翻译成稿_赵星亮_原文标题Financialresourceavailability

原文标题：Financialresourceavailabilityand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expendituresinasub-saharaneconomy:Theinstitutionaldifferencehypothesis原文网址：原文作者：ScottD.Julian1,*andJosephC.Ofori-dankwa2发表期刊：StrategicManagementJournal期次：Volume34,Issue11,pages1314–1330,时间：November2013撒哈拉沙漠以南经济体的金融资源可用性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支出：制度差异假说发达国家的研究已经表明：在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和CSR之间成正相关的关系。然而，我们所说的制度差异假说出自于制度文化，这个假说的观点表明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差异会导致不同的CSR影响。我们从闲置资源理论的视角来整合制度差异假说的逻辑性，加纳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的一个新型经济体，对于加纳这个国家的公司来说，我们认为，在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和CSR支出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我们通过分析加纳投资促进中心以前的数据发现，销售利润率、股本回报率、净利润率一直都与较低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相联系。我们认为我们的发现对今后的研究和企业管理有重要的意义。2013年JohnWiley&Sonss,Ltd版权所有。引言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什么可以称得上社会责任感兴趣，在欧洲和北美的制度稳定和资源丰富的背景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主要就是探索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和CSR活动支出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通过闲置资源理论来解释这种关系，当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增加时，公司增加了自主活动的参与，例如CSR活动。按照这一思路，从一个荟萃分析中，研究者不但总结出了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和CSR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普遍积极”的，而且通过一个涉及28个国家的样例证实了这种关系。在制度受到约束的环境中，尽管有些地方呼吁学术界多关注下CSR，例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在这些地区环境下，关于这种关系的研究很不多见。由于CSR活动很可能会根据制度背景环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那么这种疏漏是很显著的，因此当下的关注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是有很大挖掘价值的。这样的遗漏也意味着关于金融资源可用性和CSR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普遍性假设的成立，可能为时过早。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探究在加纳地区的金融资源可用性和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为了进行这个探究，我们考虑到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运用制度理论来研究新兴经济体，突显出其潜在的CSR的影响。回顾这些研究，我们发现了围绕我们所称谓的“制度差异假说”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是一致的。该IDH强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跨境体制差异，这些制度差异很可能会影响CSR的性质、生成和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发达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之间的体制差别可能会导致不同的金融资源可用性和CSR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在新兴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存在着非常严格的资本可用性限制，IDH逻辑表明，在这样的环境中，加纳地区的公司很可能会要求高溢价的资本保留，也可能不会充分认识到CSR支出所带来的潜在战略利益的积累增加，并且，对于CSR来说，加纳公司没有面临来自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其中前者更侧重于在加强市场改革和缺乏社会足够的执法机制的过程中，发展经济和创造就业机会，后者才刚刚开始制定有效的宣传策略。最后，考虑到相对较高水平的贿赂和腐败现象，具有更多金融资源的成功企业可以很容易地逃避遵守规定。总而言之，虽然在金融机构发达的发达国家所做的研究表明，企业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和CSR支出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但IDH逻辑表明了一个负相关关系。我们使用加纳投资促进中心（GIPC）的数据，在加纳经营的非洲企业身上来验证我们的假设。在某些重要方面，加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因此关注加纳这个地区是比较适当的。我们用销售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公司利润衡量了公司金融资源的可用性水平，并采用CSR除以公司员工、CSR除以公司股权、和CSR支出的自然对数衡量了公司CSR支出水平。我们的主要结果和敏感性测试显示在金融资源可用性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支出之间存在始终如一的负相关关系，这从而也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假设。这项研究对文献做出了如下的贡献。首先，我们用实证分析来支撑我们的概念研究，在发达国家和加纳当下的研究背景之间，给定不同的体制环境，理论性的IDH研究表明会有不同的CSR反应。具体来说，其中有待加强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比较薄弱，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将不会有其惯常的积极的作用，但可能甚至是相反的。其次，我们的研究特别考虑到了“非洲正在成为新的亚洲”，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企业活动和CSR的研究。因此，在不良的环境体制下，有我们这样一些学者对此仍感兴趣，进行了关于突出的CSR发现研究，并开始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体制环境下，建立一个有关CSR的性质和影响并基于理论性的理解体系。理论广泛的理论观点已经被用来解决CSR问题，如机构、利益相关者、管理者、资源型、松弛资源和制度等等，一些人认为CSR作为代理成本，企业盈利的分摊使应合法拥有者的所得减少，这是企业误导管理者首选的社会原因。利益相关者理论除了关于公司解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外，还强调公司解决其他选区需求的重要性，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代理理论势均力敌，把管理者当作有责任心的监管者，去追求社会效益，而不是诡计多端的经营者最大化自己的结果。CSR资源型的观点都强调稀有的、独特的资产和能使企业有更多有效的CSR参与的能力。另外，闲置资源理论强调资源是如何使CSR活动有能力进行的。关于CSR最近的观点强调，在企业嵌入的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在不同的环境下，它们是如何影响CSR活动的参数。在这些不同的理论观点中，对CSR的研究分为两大学术观点：一类是研究CSR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另一类是强调CSR的来路。前者（这一直是CSR研究的主要焦点）提出了公司是否可以“为善者诸事顺”问题，并一直被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使公司成为CSR的“商业案例”，而后者却很少被研究，重点是查明导致企业做善事的因素。在很多的研究方向中，我们把研究定位于CSR的来路。CSR支出的来路：闲置资源理论闲置资源理论是CSR前期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并把注意力转向到金融资源可用性对CSR支出的影响，闲置资源理论对CSR支出的重要性已随后被其他的研究人员所证实和确认，最近研究人员仍然调查其提出的关系，并采用理论的逻辑方法来分析。当金融资源很丰富时(如利润很高)，企业更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CSR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并且他们追求更大的社会参与。因此，从最初CSR的低基线，当金融资源的可用性是微薄的，企业参与社会的能力和倾向随着金融资源可用性的上升而上升。制度差异假说CSR的先前研究主要是基于发达经济体的背景下，因此闲置资源理论默认了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体制这个假设条件。因此，CSR先前的研究的结果并没有受到重大制度差异的“压力测试”，越过隐式边界条件。然而，有权证的理论认为这样的条件是很重要的。回顾CSR的文献综述，标志着一个新兴的假定成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差异的假设，这种IDH研究使用制度理论作为其主要的理论透镜，并构建完善的新兴经济体研究方向，认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制度差异对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使用IDH的研究表明，公司的观点、战略决策和SDR可能会根据经济和制度发展的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考虑到CSR文化主体间性的性质和场合的适用性，有学者认为，CSR不同方面的相对优先级因跨机构边界条件而变化。然而，先前的CSR研究很少发生在新兴经济体中，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区，需要更多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然而，根据IDH，鉴于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巨大的不同体制背景，研究人员在把曾被应用于发达经济体的现存的研究方法理论应用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时，应谨慎操作。不像这些发达国家，很多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国家具有强有力的市场改革、体制资源相对缺乏和金融资本稀缺的特点。当不适当地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源于相对发达国家和富裕环境的理论就会冒概念设定错误的风险。为反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我们在加纳这个国家来考察CSR的来路，这是代表该地区企业的独特制度条件的国家。假说我们以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体制条件，都有可能影响到企业绩效与CSR之间关系的方向，这些体制条件与西方的那些不同。我们确定了几个这些体制差异和假定，与现存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在加纳的公司经营的越好，他们的CSR参与的越少。第一，不像发达经济体优厚的体制条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企业在获得投资资金和必要的营运资金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股票市场规模小，成交量小，并为前景不好的企业注资。相比之下,银行业就相当发达，然而，银行需要借款人大量的抵押品，收取高额利息，而且为了把违约风险降到最低，只发放短期借款。并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商业环境历来不守欢迎，那儿政局更替动荡，商品价格不稳定，机构和基础设施不健全。这样的经历孕育了金融生存、保守的财务管理和明智积累资本（如果不是彻底囤积）的商业文化。因此，面对这样的商业环境，公司保守和规避风险，内部产生的资金是公开的，对外界的影响和责任也是明确的，如利润，是非常可取的，并很可能会非常谨慎节俭的使用。相对来说，更高的利润可能会精打细算，在这些并不认为是关键的领域，企业也不会有太大的支出压力。第二，在非洲的背景下，企业伴随着资本稀缺，企业并不把CSR看成其更大企业目标的一个整体部分，这与那些证据所表明的一样，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对CSR和其为公司带来潜在利益的认识和赏识程度较低。加纳公司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把CSR视为边际战略价值，其他人指出，非洲的管理者通常对CSR基本没有兴趣。事实上，希尔森在加纳矿业对CSR所做检验总结出“提醒人们，矿业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严格来说，在非洲国家从事经营就是为了商业目的。”与这些观点一致，公司缺乏实质性的CSR活动，盈利的南非公司让政府授权企业社会投资计划，要求公司提供其一小部分利润给CSR，并报告他们公司的企业社会投资支出。因此，在薄弱的金融机构环境中，公司很难获得资金，他们认为CSR支出减少了他们的利润，并且不能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正因为有这种观念，非洲的企业不愿意去做CSR支出。第三，在西非，尤其在加纳，公司没有来自政府的压力让他们去做CSR。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政府面临着受限的经济环境，他们主要专注于有关支持市场改革的问题，如商业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针对慢性的经济失败，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进行了货币基金组织赞助的结构调整计划，这个计划引起了强大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变化。促进市场改革，解决严峻的扶贫问题，需要通过经济的发展、市场活动和公司的商业成就这些途径，而不是通过政府对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加纳政府设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到2020年，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到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强调在人文进步、经济增长和城乡发展这些领域的目标。沿着这个目标，政府机构越来越多地被授权去奖励那些在财务上取得成功的公司。例如，加纳投资促进中心每年会提供令人垂涎的国家级奖金，基于一些诸如利润、销售增长等指标，奖给不同行业表现优秀的公司，来表明他们是成功的市场模范者，以供其他公司效仿。为反映出这些优先事项，GIPC最初选定最出色的企业基于其规模大小(1996-1999)，从2001年起，开始强调利润。他们仅在2005年收集了CSR的数据，但在随后几年就停止了。为应对政府对CSR不温不火的兴趣，并让政府更加强调经济的发展，Atuguba和Dowuona-Hammond告诫GIPC，确定加入加纳俱乐部100的标准，必须包括明确的、详细的有关CSR的部分。第四，在大多数的西非国家，综合全面的CSR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