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语堂和赛珍珠决裂的原因--从中美友谊观的差异角度分析

1[作者简介]吴小英（1979~），女，湖南省衡阳市人，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文化。论林语堂与赛珍珠决裂的原因----从中美友谊观的差异角度分析吴小英(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漳州363000)摘要林语堂和赛珍珠，同为中西文化结合的产儿，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而他们自身的友谊却因文化沟通不畅走向分裂。中美友谊观的差异是导致曾经携手合作、私交甚笃的他们最后走向决裂的根本原因。中美文化中友谊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朋友”的理解、对待朋友的方式、对于朋友的期望回报值不同等方面。关键词：林语堂；赛珍珠；中美友谊观；差异引言两座连接东西方的宏伟桥梁—林语堂和赛珍珠，虽然国籍不同、性别不同，却相知相惜、结交并维持20年的深情厚谊。他们相互赏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对方的进步、共同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被传为文坛佳话。但他们却同途殊归、友谊未能善始善终，让人扼腕叹息。关于林语堂和赛珍珠由合而分的关系，传记作者和研究者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原因分析主要有两个主要方面的意见：一是“赛珍珠传记”的作者们①认为林语堂和赛珍珠最后决裂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后期政治倾向和思想立场不同，林语堂与蒋介石过从甚密，而赛珍珠同情支持中共；另一方面，“林语堂传记”的作者们②认为主要是因为“金钱”和版权，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破产向赛珍珠借钱遭拒，然后他发现自己是赛珍珠夫妇的摇钱树，版税上一直遭到蒙蔽和克扣，于是他决定跟赛珍珠夫妇清算版税、索要版权，导致他们最终分道扬镳。也有些人指出政治分歧为内因、版税版权争执为导火索。总之，这两方面的原因分析收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肯定和赞同。但笔者认为对伟大的致力于文化交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政见不同或因借钱遭拒等琐事就恩断义绝，这样的分析未免缺乏说服力，过于简单而不能不让人有些疑惑。因此，我们必须回到问题的本质，回到林语堂和赛珍珠的朋友关系来分析，然后我们才能发现他们友谊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身上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友谊观的不同，具体说来，跟他们对“朋友”的定义、对“朋友”的期望值和对“朋友”的责任与义务等理解不同密不可分。一、林语堂和赛珍珠由合而分的关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林语堂和赛珍珠身上有很多的相同点：他们的父母都是长老会基督教徒，都接受了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双重教育，都能熟练地使用中英文写作，都信奉文化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理念，都崇尚中国传统文化，都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这种共通性让他们从陌生到结识，再到共同携手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亲密的朋友。20世纪20年代开始，林语堂为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写文章，这些英文小评论引起了当时蜚声世界文坛的赛珍珠的特别关注，赛珍珠在《亚洲》杂志对此有过介绍：“我在中国南京时经常阅读《中国评论周报》，尤其是‘小评论’专栏的文章吸引了我的视线...我开始注意到‘林语堂’这个名字的。我经常向别人打听：‘林语堂’是什么人？’后来，林语堂创办的《论语》等刊物，成为上海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幽默小品在文坛影响也很大。”[1]6071933年，赛珍珠与林语堂取得了联系，相谈甚欢，发现他们有相通的文化观，对中西文化融合的体认一致，主张中西融合，于是他们一拍即合，赛珍珠跟林语堂说“我想让你写这样一本书，用英文想西方人介绍中国古老的文化。你只要用心撰写，至于书稿由我负责在美国出版。”[2]75林语堂成为赛珍珠策划选题的特约撰稿人。赛珍珠在序言中称《吾国吾民》是“历来有关中国的著作中最忠实、最巨丽、最完备、最重要底成绩”[3]，如此高的评价并不完全是出于商业推销的目的，而是来自赛珍珠心底的感受，她在阅读完《吾国吾民》的手稿后就情不自禁地赞叹“伟大著作”。由此可见，林语堂所写的正是赛珍珠所希望的，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是英雄所见略同，是有很强烈的共鸣的。他们的友谊与合作持续了近20年—从《吾国吾民》直到1953年《朱门》出版之后。期间，林语堂用英文创作或编译了近30部著作，其中大部分或有影响力的代表作都是由赛珍珠夫妇的JohnDay公司出版：《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印度和中国的智慧》、《枕戈待旦》、《苏东坡传》、《美国的智慧》、《寡妇，妾与歌妓》、《重编中国传奇小说》、《朱门》。赛珍珠不但亲自写序，还利用自己主管的《亚洲》杂志为林语堂的书籍和《天下月刊》刊物广为宣传，林语堂也在《亚洲》杂志上撰文为赛珍珠的《大地》写影评，称之为“深刻地反映了真实的中国和人类的本性”[4]314。根据赛珍珠的养女珍妮丝和林语堂的女儿回忆，林语堂一家和赛珍珠一家平常也交情颇深，林语堂一家人刚到美国时就住在赛珍珠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庄里，后来两家还经常一起聚餐、两家的孩子也常在一起耍闹。林语堂从小就为机器着迷，曾在孩提时就琢磨改良吸水管，酷好数学和几何，曾说:“至今我仍然相信，我将来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于机械的发明一面。”[5]192林语堂从30年代开始就一直梦想发明中文打字机，1946年，他决定要实现这一梦想，发明中文打字机开销巨大，使他经济上陷入困境，林语堂不得己向经济宽裕的赛珍珠求救，遭到她的断然拒绝，林语堂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由此他们的友谊开始破裂。1953年，林语堂在出版长篇小说《朱门》时发现，当时美国的出版公司一般只抽作者百分之十的版税，而赛珍珠夫妇的出版公司抽走他百分之五十，原本属于作者林语堂所有的版权也被剥夺。随后林语堂觉得自己遭到背叛、义愤填膺，开始与赛珍珠夫妇清算版税、索要版权，毫无商量的余地，他们的关系也随之破裂。对此，林语堂在其“八十自叙”的“论美国”这一章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我发明中文打字机，用了我十万多美金，我穷到分文不名。我必须要借钱度日，那时我看见了人情的改变，世态的炎凉。人对我不那么殷勤有礼了。在那种情形下，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后来，我倒南洋大学去做校长，给赛珍珠的丈夫打了一个电报，告诉他我将离美去就新职。他连麻烦一下回个电报也不肯。我二人的交情可以说情断义尽了。我决定就此绝交……我断了二十年的交情……在外国我出书，JohnDay出版公司一般都是保持百分之五十，但经朋友HankHolzer夫妇帮助，我把一切权利都收了回来。有一次赛珍珠去看我，其实主要是看我何一度日，我们的友情没再恢复。”[5]270林语堂的自述大致透露了两人分裂的过程与原因。二、中美友谊观的差异首先，中美文化对“朋友”的定义是不同的。对中国人来说“朋友”意味着深厚的感情，在中国古代，贝壳作为货币用于交换的商品，“两贝”为“朋”，“朋”是一种古老的货币单位，《诗经》中就有“既见君子，赐我百朋”的说法，“百朋”就是一“百朋”钱的意思。两个贝壳紧紧地串在一起，意味着朋友之间并列、紧密发的关系。朋友，作为儒家思想的五伦之一,“朋友”是与“兄弟”密切相关的，提倡把朋友当兄弟、亲人看，友谊是兄弟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兄弟即为朋友之意，着重于朋友之间深深的爱。相比之下,“朋友”在英语中的更广泛，包括家人、亲人。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卷八有长段论情谊，这里说的情谊指的是亲情，不是‘友’情。在美国，他们可以叫偶然相识的人为朋友，把朋友和熟人混在一起，朋友之间可以有很深的感情、也可以没有感情，交朋友也不是那么严肃的事，认识几天的人或商务伙伴都可以称作朋友。朋友这个词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分量远远重于其在美国人心中的分量，中国人对交朋友很慎重严肃，而美国人则比较随意。中美文化中，交友的目的也不同。在中国，交朋友本身就是目的，一开始就以获得利益为目标与他人建立友谊对中国人来说不能算友谊，一般来说,归属感和相互依赖的情感被认为是中国友谊的基础。而且，利益被视为阻扰真正友谊产生的不利因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唯道义之交可以终身”、“君子交友不言利”，这种义利观的表述都强调友谊不能以利益为基础。而在美国，得到好处是交朋友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从中获利是交朋友的一个重要目的。其次，中美文化在如何对待朋友、如何维持友谊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美国人倾向于与他们的朋友保持距离,这是美国友谊的一个主要特征。无论多么亲密的两个人都不能询问、干涉对彼此的私事。知道别人的秘密,不是成为好朋友的先决条件，而是朋友之间的禁忌,这是中国人很难理解的。如果美国人的友谊叫一杯水,中国友谊应该被认为是一碗浓汤。在中国,两个朋友了解对方的一切,比如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爱好、甚至是私事，中国人关心朋友的生活,尤其是工资、婚姻、家庭、爱情。对于中国人,朋友知道彼此的个人事务,他们就会变得越近，共享秘密是公认的一种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有效方式,这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交朋友，中国人倾向于认为美国人对朋友不够热心,而美国人可能认为中国人不尊重朋友的秘密和个人生活。最后，朋友之间的责任和义务不同。在中国，对朋友忠实和给予物质上的慷慨帮助是两个不可或缺的道德要求。平常中国人常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为朋友赴汤蹈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都要求朋友要有为对方着想、给对方帮助、甚至要能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且这种帮助更趋向给予具体的物质支援。中国人愿意放弃自己的计划,以满足他们的朋友的需求。当面对金钱危机,中国人倾向于寻求朋友的帮助。对比中国,美国人喜欢独立,而不是依赖朋友，所以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一般不会向朋友求助。此外,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人也没有要求或期望朋友一定得资助的道德观念，拒绝朋友的求助也不会给友谊带来很大的影响，尽管是好朋友，金钱支持是非常罕见的。在困难时期,中国和美国朋友给彼此情感支持的方式也不同。美国人帮助朋友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给予情感的支持，而中国的朋友更有可能给一个朋友具体建议。总之,中国人当朋友陷入困境时经常提供物质帮助和提供具体的建议。相反,美国人很少在财务上帮助他们的朋友。三、林语堂和赛珍珠决裂的原因分析如果说他们成为亲密朋友具有必然性，那他们关系的分裂也决不是偶然的，“朋友”在林语堂心目中远远比其在赛珍珠心目中的分量重得多，作为美国人的赛珍珠缺乏友谊这个概念，讲的是利益，她不可能满足作为中国人的林语堂对“朋友”的期望值回报。林语堂自己说“我的头脑是，‘西方式’式的，但我的心是中国的。”心是中国的意味着他在感情上倾向中国，在现实生活的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是偏向中国文化的。不管外人说赛珍珠是发现林语堂的伯乐还是引路的恩人，出于他们的共通性和长期合作交往，林语堂把赛珍珠看作是深交的朋友，而中国人认定对方是朋友比伯乐或恩人更为难得，因为朋友是能够相互交流、相互依赖的。“千金易得，好友难求”、“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朋友作为儒家五伦之一实质比其他关系更为重要。不管林语堂对之前的版税是不是满意或默认，在借钱之前，他们是朋友，在中国文化中朋友就一切都好商量，互相之间谁获利或谁吃亏都可以不十分计较或计算清楚，同时朋友有难能帮却不帮、有钱却不借违反了中国人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是对朋友不仁不义之举，这样破坏了友谊，因此经历借钱之事后，在林语堂心里他们已经从朋友变为合作伙伴。中国人通常在需要朋友帮忙的时候判断其是否为“真朋友”，“患难见真情”，他借钱的要求合情合理，提前提取他的版税，赛珍珠也有能力帮他，但她很“不够朋友”。因此，林语堂向赛珍珠借钱遭拒，他勃然气愤，在他看来，自己处于贫困中，赛珍珠不施以援手就是不顾朋友之义，既然不是朋友，就意味着他们之间商业合作关系多于朋友关系，那就应该按商业规则清算清楚。赛珍珠1892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不到1岁就来到中国，整个青少年时代都在中国度过，她15岁时就读于美国人办的教会寄宿学校，随后退学接受了4年的西方高等教育，学成后又回到中国一直担任英文教师。1935年，赛珍珠回到美国定居，直到1973年生命结束。赛珍珠虽然有近40年的中国生活经历，但她在中国人眼里始终是一个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的异乡人。她的根在美国，父母都是美国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家里父母一直保持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不受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她在自传里说道：“我的出生地以及源远流长的血统，都使我成为一个美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