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的《边城》

论沈从文的《边城》沈从文先生说：“文学方面我没有资格”，这话对我尤其合适。但既然被沈从文先生带进了《边城》，便一同陷入湘西的风土人情之中，更陪同祖父一同叹息，陪同两位弟兄（大老与二老）一同流浪出走，陪同翠翠一同哀哭，一同守候——事实上所陪伴的是沈从文先生自己，更是我们每一个生在这世界、等候着什么并注定要死去的人。汪曾祺在《读边城》一文中说：“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汪曾祺说：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汪曾祺先生的评论很有代表性，另外一种代表性的评论则强调：《边城》展示了苗族文化面对两大强势文化（汉文化与西方文化代表的“现代性”）之间的冲突，沈从文在那个故事里进行了充满感情的文化自卫。我想这些评论虽有启发却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们看到，沈从文先生从城市这边或现代性这边，走向边城或本土那边，却没有发现真正的乐土或安放灵魂的地方。他是在寻找家乡，但家乡已经不在了，祖父死了，大老死了，二老出走，翠翠无望地等候着未知的将来。这些悲剧只在很小的意义上可以归因于文化之间的张力，更多的原因则是“未知”的。这些未知因素表面上是宿命论的甚至是神秘主义的；然而，当沈从文把这种悲剧意识对象化的同时，也开始寻找答案——翠翠要等这个答案，她在母亲命运的河边，苦苦地等候着。这样一来，边城也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一个文化概念，而成为一个人性概念，一个宗教概念。沈从文以下两处文字可作为理解《边城》的参考：1、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2、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彻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的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沈从文写给夫人张兆和的信）。显然，边城是沈从文起初所建造的“人性的小庙”，然而在最后，这“人性的小庙”并没有建立起来。事实上在老船夫死去，白塔倒掉之前，人性的失败一直是边城的主要线索。这种失败不是善恶之间的冲突，而是几个“义人”之间的互相弃绝。其中除了“中寨人”似乎是属鬼魔的，其他几位主人公都是“正面人物”。然而，我们在那些细小和猛烈的冲突中却发现一个一个极其孤独的灵魂，这种孤独来自人的精神局限性，并把人一个一个逼向死亡。沈从文从这死亡和隔离的悲剧中看不到凶手，也看不到阳光——他为此哀哭。是的，沈从文爱这些人物，“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可是他却发现，这可爱的世界，这被爱的人类，在边城里却得不到爱，死亡和孤独成为边城真正的王。我相信，沈从文在边城，在这远方，没有找到精神家园，因为他发现，远方除了遥远之外一无所有（海子诗句）。他将翠翠安置在自己流泪的地方，试图用她的等候，“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沈从文把人生悲剧的“无知之因”，确实展示得极为充分。这一点他超越了鲁迅在《阿Q正传》里所达到的高度——鲁迅在痛恨阿Q的同时把自己视为答案，而沈从文因为没有找到答案而热泪长流。把边城局限于反抗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寓意符号，可能辜负了沈从文借着祖父所累计的恐惧，借着两位弟兄所阐释的流亡，借着翠翠所寄托的眼泪与盼望。沈从文的盼望是安静的，甚至是绝望的等候，但翠翠并没有走母亲的路，尽管她从未逃离母亲命运的阴影中。这是关于宿命的宿命，它的答案只能是眼泪。《边城》是对人生及其悲剧背后那种神秘力量的寻找和追问。这种终极意识在汉语文学中确实罕见。因此很多评论家不能理解高行建获奖，如他们不能正确评价沈从文一样。事实上高行建的作品被世界认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触及了这类终极问题。请原谅，我也愿意认为，沈从文先生自己也缺乏这种自我阐释的能力——他给妻子的信谈得不仅是孤独和感动，更展示出一种无力澄清内在焦虑的绝望。他意识到爱是一种超验的感情，人生悲剧有人所不能认识的根源和释放的可能性，但他不知道那种力量的名字，那种可能性究竟是什么。不过作为出色的作家，沈从文把这种困惑象一个商品模型一样展现在人们面前，把读者带进了这种莫名的哀伤中。我想大多的读者读过边城都会陷入一种苍凉的情境中，却无法将这种感受形象化——沈从文带领我们走进“未知之神”。使徒保罗在雅典传道的时候，向希腊人“介绍”了这位未识之神：这位神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是天地的主，人是被他造的，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要叫他们寻求神。这神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人既然是被造的，人就不是神，人的普遍局限性来源于这一位格。问题不仅如此，人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人随后背叛了神，这一背叛的代价就是劳苦和死亡。读者可以从边城回到伊甸园，这样就可以看见“未识之神”的真正作为，和我们自身的悲剧性命运是如何诞生的。亚当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从此飘零在地上，与神隔绝，终身劳苦，归于尘土。从此人类本没有任何指望，成为树上下来的猴子，彼此相恨，孤独至死。但神并未按人的背叛“公正”地毁灭众人，反而派祂的独生子为这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律法，释放了那些属祂的子民。在伊甸园到十字架这条路上，神仍将回忆伊甸园寻天国的意志象种子一样种在所有人的心里，十字架上的呼招本是将先前神所种下的种子催发出来。这颗种子自然也在沈从文的里面。那就是寻找超越性的平安与最后的归属，寻找人生悲剧的根源并寻找最后的自由。翠翠正是人心灵中寻找和等待神的种子。翠翠的寻找是从“普遍启示”开始的。翠翠从小就陷入死亡和孤独的恐惧中：“爷爷死了呢？”小说不断突出这一主题：翠翠俨然极认真的想了一下，就说：“爷爷，我一定不走。可是，你会不会走？你会不会被一个人抓到别处去？”祖父不作声了，他想到被死亡抓走那一类事情。翠翠另外一种寻找是对宇宙与生命的好奇心：“翠翠，你真在想什么？”同是自己也在心里答着：“我想的很远，很多。可是我不知想些什么。”这种纯真美好的追问最后被这世界彻底粉碎。爷爷死了，这是“必然的”，这是真的。世界仍然在，月亮照常升起，但这世界最爱她的人永远离开了，被“抓走”了，没有任何办法阻挡。她所爱的人也未必有希望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是最后的寻找，与其说是一种希望，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在爷爷活着的时候，爷爷会说：“翠翠，不要怕！”翠翠说：“我不怕！”说了还想说：“爷爷你在这里我不怕！”现在，谁来安慰翠翠呢？她在“悬崖”边上颤栗不已，在“母亲河”上打发一个又一个重蹈覆辙的诱惑……翠翠是沈从文，是我们自己，我们总有一天被抛在这世界上，失去亲人和朋友，失去祖国和家乡，失去各种虚幻的感情和概念，我们孤零零地把赶出伊甸园，虽然对远方有某种寄托，但我们更清楚的是，那里唯一的等候我们的就是死亡。事实上，一个敏感的真正的无神论者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自杀，因为活着是毫无意义的。活着唯一的意义是盼望。但如果你不清楚这种盼望，陪伴你的就只有沈从文的眼泪，而没有司提反的喜乐和荣耀。边城区别于北京的地方在于，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祖父也在寻找。“他为翠翠担心。他有时便躺到门外岩石上，对着星子想他的心事。他以为死是应当快到了的，正因为翠翠人已长大了，证明自己也真正老了。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翠翠既是她那可怜母亲交把他的，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祖父的悲剧在于，在这世界，在边城，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可以将翠翠托付的人。事实上，这一绝望是人性的，是普遍的。这是每一位父母的共同心事，我们在这世界上找不到“父亲”。了解圣经的人知道，全部圣经最中间的一节经文说：“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诗118：8）。祖父在人间为孙女找不到任何依靠，他死于这种绝望。“每一只船总要有个码头，每一只雀儿得有个巢。”他同时想起那个可怜的母亲过去的事情，心中有了一点隐痛，却勉强笑着。真理是，你们在这世界上本是客居的；但我们在这天上有一位父亲，祂永不弃我们如孤儿。二老也在寻找，他一直在“碾坊”和“渡船”之间，哥哥和翠翠之间寻找出路。他找不到，他离家出走，离开边城，他的命运也是注定的，他在这世界上找不到答案。他不是客死他乡，就是返回故里，“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但这故里，如沈从文之返回边城，没有答案，只有等候。二老的遭遇使人想起浪子回家的故事，但边城已已，他找不到家乡，他即使在家乡也是孤独一人。边城的结局是悲剧性的，更是无可奈何的。那个溪水依然，青山苍翠、充满诗意的神话终于还是破灭了。这是沈从文“人性的小庙”的终结。——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柴刀同他们拼命”。然而，杨马兵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人性陷入了“无物之阵”。关于《边城》，沈从文曾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沈从文所谓“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绝不能简单遗情为汉语文化或西方文化，他是仰望上面，在一种宿命的力量面前“无可奈何”。但是，“不凑巧”并不是答案，它是沈从文勉为其难的自我解脱，是一个“受压抑的梦”之后又一个“受压抑的梦”。事实上，人类在“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面前，本来就是无可奈何的。这正是边城的深刻和诚实之处。然而，人的尽头正是神的起头，这一真理应该在所有的翠翠的等候中显明出来。人是“寻找的X”，但人注定什么也找不到。这一悲剧不仅根植于人的堕落，也根植于人的被造。真理，或者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有限的人不可能找到无限的神；尽管由于被造象神，人有寻找神的意志和愿望。整个人类的文化史，就是人寻找神而寻找不到的历史。在这种绝境中，神来找我们了！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是一个寻找人的上帝，有限的人找不到无限的神，但无限的神在找有限的人。于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寻找我们这些失丧的人，并把我们每一个仰望十字架的人，迁到祂爱子的国度了。翠翠等候了数千年，但约但河上空的声音打碎了这千年寂寞——人类的救主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