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虽然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但它使传统历史学中单靠文字叙史的历史得以改变，传统的治史观念受到严重的冲击，考古学以其独特的叙史语言体系和方法在史学研究中担当着“重建史前史”和“证经补史”的重任，极大地开拓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展。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因资料的可靠性与特殊性，其史料价值与传世文物相比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与仅以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相比较，它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使人耳目一新，为历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更为清楚地显现出来。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自然科技发展，大量的科学技术手段被应用于考古学科，高科技含量的新兴分支学科蓬勃发展，考古遗存中越来越多的关于人类行为和文化变迁的信息正逐步地被认识，考古学正以它独特的学科特性逐步地向人们提供了包括政治、经济、贸易、交通、商业、宗教等物质和精神范畴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新时期历史研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考古学的定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其概念本身的内涵是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而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夏鼐先生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而在今天西方考古学界却普遍认为，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是要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间接方法去发现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西方考古学界理论权威炊格尔指出，无论是考古记录还是物质遗存，如果不与人类行为相联系就根本无法了解它们。这也是考古学唯一可以与其他学科相沟通的方面。实际上，中西方在考古学概念上的分歧是与考古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密切相关的，但无论如何，有着史学倾向和人类学理解下的考古学概念最终可以统一于“人类行为”或“社会过程”，因此考古学研究要做到“以物透人”。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领域。夏鼐曾指出，考古学“所要恢复的古代人类历史是要包括各个方面，不限于物质文化。考古学可以通过物质遗存的研究以了解古代社会的结构和演化，即所谓‘社会考古学’，和美术观念和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历史”。俞伟超也指出，考古学研究中应当注意精神领域的问题。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但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还存在着理解上的片面甚至是认识上的偏见。有人认为考古学是为历史研究提供实物资料的，好像考古学只是发现实物资料的一个手段，掩盖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对于二者的关系，夏鼐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指出。他认为，虽然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在这里，夏鼐先生明确了历史科学的概念，也进一步强调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二、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轫于20世纪初兴起的“古史辨运动”。为寻找与传统史学论战的证据，疑古派将目光转向考古学，“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缺乏”。他们当时“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们甚至认为，“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虽然当时它只为“证经补史”，只是服务于文献史学的一门工具，但毕竟是文献史学的研究危机诱发了它的产生和发展，从此中国考古学逐渐地走向成熟，与文献史学同为历史研究的左右翼。由于特殊的学术背景和大量历史记录的存在，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编史的倾向。尽管有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出尖锐的批评，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复原和重建中国古史。“从傅斯年揭举古史重建，李济以考古学来实践，历经夏鼐、苏秉琦前后70年，中国考古皆以重建历史为基调”。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可资利用的资料，包括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等，还有各种大量考古实物，它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正是考古学一下子把历史研究延长到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只有当历史的框架建设起来之后，考古学才有了对如何重建中国历史的问题进行整体思考的基础”。通过考古学家们对实物资料的解释，全国各地基本上建立起较为概略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古史结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时空框架。历史时期因为有大量文献为佐证，似乎考古学的作用显得不重要，其实不然。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最早的发掘，出土甲骨文印证了文献所载商史是信史。考古学者也依据考古资料进行了文化分期和年代学研究，确立了殷墟文化的时空框架。所以，安阳的发现，一方面把地上和地下的材料联系起来，一方面把历史和史前史联系了起来。殷墟以前的夏文化、早商文化，文献虽有所涉及，但并不能确认其为信史，考古学界对此多有努力。1959年，徐旭生依文献发现二里头遗址，此后学者对“二里头文化”进行了分期与编年研究，并将“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联系起来；20世纪50年代，邹衡以郑州出土的考古资料为基础，系统研究了早商文化的分期。它们与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构成青铜时代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就是刚刚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研究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能否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的的基础。三、考古学的新发展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随着自然科技的新发展，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日益成熟，考古学学科特性日益明显，其自身“纯洁性”日益丧失，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研究对象也逐渐细致化，考古学逐渐从以年代学为主要目的的编史体系中摆脱出来，大量吸收相关学科如自然科技、人类学、民族学等理论与方法，实现了多学科的交叉。考古学“是一个典型的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相关的交叉学科”，这样的定位有利于从考古遗存中采集到更多的社会历史信息。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如居址形式、生存系统、人口与资源控制、社会组织结构等新课题。可以说，“现有的考古新资料也可以超越传统文献的线索或近代流行的概念，启示我们新的历史问题；学者如果摒弃成见的干扰，当有可能创造古史研究的新境界。”考古学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技术手段、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各学科要坚持本学科特性，同时学科自身应以正确积极的姿态，正视“隔阂”问题，从学科自身出发，如学科语言体系应当尽量通俗化，以便让更多的其他学科认可，从而实现本身价值。考古学与历史学都有各自独立的学科特性，要实现二者的整合研究，必须解决他们各自的学科语言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有对话整合的可能。可喜的是，现在这种局面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第五、无论考古学还是文献史学，都应当充分关注国内外新的理论与方法，及时补充新鲜血液，转换思维，用发展的眼光和思维来吸收对方的营养，在不断发展中实现二者的整合和互相促进。引发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变革，扩大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传统史学研究都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传入后，新史学工作者都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图从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在近代学术史上，几乎每一次新发现都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如20世纪初发现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等，都开拓了学术新领域。从此，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多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对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