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女性文学的多元形态阎纯德

试论中国女性文学的多元形态阎纯德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从不自觉到自觉，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跋涉。从陈衡哲、冰心、庐隐、丁玲，到萧红、张爱玲、梅娘，再到张洁、张抗抗、铁凝以及陈染、林白，等等，其间有数以百计的女作家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她们的创作始终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上呈现着多元的形态，使中国女性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表现出完整的学术姿态。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多元形态，是人类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所凝聚的文学规律，具有一种包容精神。“女性文主义”不能涵盖、也不能代表中国女性文学的主体精神，它只是女性文学的一翼。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从不自觉到自觉，这个过程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跋涉。中国女性文学的自觉，标志着它的成长逐渐走上成熟。中国女性文学肇始于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其得到繁荣和发展，并奠定其基础。这个世纪的30年代之后，意识形态的分野与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文学自然地形成为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三种类型。中国女性文学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没有摆脱时代的无情安排。1949年前后，由于大陆政权的更迭，留在大陆的国统区的女性作家，如罗洪和赵清阁等人以及游走于国统区与解放区之间的白薇，都在新时代里变得相对沉寂或无所作为；而沦陷区文学的代表作家如张爱玲和梅娘以及苏青等人，前者在1952年“出走”，后者在留下来的岁月里，基本再没有什么创作。就中国女性文学而言，中国大陆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成绩不大，有影响和有成就的作家，寥若晨星。而在台湾，由于从大陆飘到那里的一批女作家的心情耕耘，却又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奇迹。到了80年代，女性文学随着大陆政治的变化骤然而起，数以百计的女作家如过江之鲫涌入文坛，真正成了中国文学的半边天。但是，不管在哪一个历史时期，女作家的创作总是千差万别的，其主题内容和艺术风格也总是丰富多彩的。从“五四”新文学的发轫时期起，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一开始就显示了多元的创作形态。这种迥异的多元创作形态，不仅体现在思想主题方面，更体现在艺术风格方面；这种多元形态，不仅因人而异，即使同一个作家的不同创作时期，甚至是同一时期，创作文本也呈现出多元性。这些，可以说明关于“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中国有没有“女性文学”，何时才有女性文学。一种思想意识和一种创作风格的产生，可以诞生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和时代，也可以在没有任何接触、彼此不受任何影响的情况下，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产生大致相似、相仿或相同的思想和艺术。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存在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它们有许多相似或相同的地方。其实，文学也是一样，在世界文学史里，这种情况并不少，例如有的中国神话与外国神话，就如出一辙。作家的创作路数或风格，抑或说是创作形态的变迁，与作家本身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受社会、思想影响和对于外界文学或文化的接受大有关系。自20世纪初叶以降，在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大部分女作家在不同时期，其创作实践都有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对于思想主题和创作风格的不同追求。庐隐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她的小说虽有浪漫的因素，但其创作路数相对比较平直。所谓平直就是基本没有很大变化，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变化。从《海滨故人》到《火焰》，她的小说从抒情而伤感的情调，到悲愤高昂的精神，就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既是社会变化所使然，也是作家思想变化的自然呈现。再如丁玲，她最初的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一九三零年春上海》等表现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的苦闷、彷徨与对光明的求索，虽然前后有差异，但是总体风格相近，都是多些“浪漫”，少了些“现实”，其笔法呈现出典型的女性主义色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较早凸现女性意识的小说文本；而到了《韦护》和《水》，再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贴近中国现实和命运的作品，她作品里那种强烈的女性意识骤然变成了社群对于社会的抗争，这个跳跃式的不同的创作实践，一方面深受当时读者的称赞，但至今也不断遭遇后人的批评。当然，她的变化是她的思想变化的结果，这是作家的自由，因为作家总是要以自己的作品来表达对社会和民生的关怀并抒发自己的爱憎的。对于丁玲的“变化”，可以说是作家不同时期的心灵的不同的“思想表情”，也是作家不同时期自在写作的境界。这个结果有的说好，有的说坏，我认为好与坏不能只是一些评论家说了算，最后的发言权还得交给历史。这个历史，正向前延伸和发展，我们健在的人可能看不到，历史的大河会一遍遍地淘洗这些文化遗产，并使之成为金子。作家创作形态的变化不是个别的，这是一种普遍而自然的文学现象，几乎所有的作家在其创作生涯中其创作面貌（思想主题和艺术形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以一贯之的几乎没有。凌叔华这位温文尔雅的女作家，从最初的《花之寺》，到《小孩》等，她的小说从朦胧到彰显，朦胧的女性意识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些微变化的。富于反抗精神的白薇，她的从头到尾述说男女至爱之情的诗剧《琳丽》、《打出幽灵塔》到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和剧本《北宁路某站》、《敌同志》和长篇自传《悲剧生涯》，她从表现女性意识强烈的作品，到更具强烈现实感的创作，这种创作思想主题与艺术风格的差异，其实都源于对于社会的深度认识所致的结果。当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创作形态的多元形态不只是表现在上述几位作家的创作里，其他重要作家冯沅君、石评梅、苏雪林、陈学昭等人的创作也都有这种多元形态的存在。稍候，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茉莉香片》，草明的《原动力》和《火车头》，白朗的《幸福的明天》等人的作品，虽然它们各有特色，但都在更多的层面上再现她们创作上宏大的社会主题思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大陆女性文学相对处于低潮的时期，以两位颇具代表性的女作家茹志鹃和刘真而言，她们那些现实主义而有充满激情的小说创作，到了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便有了一个新的面貌。茹志鹃早期的小说代表作是《百合花》，而到了“思想解放”之后，当西方的文艺思潮涌入我们家园之后，她便创作出《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的小路》等相对新潮的作品，创作风格也从“微笑”走向“沉思”；刘真也一样，她从早年的《长长的流水》、《春大姐》到《英雄的乐章》，再到20世纪80年代所创作的反思文学佳作《黑旗》，虽然艺术上都是现实主义，但我们发现刘真无论是思想或是艺术都有了不少变化。宗璞一生写的都是燕园里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和命运，这是她一贯的主题追求。上个世纪中期，她创作了《红豆》，但在国家迎来又一个春天之后，她创作了充满了现代气息的《弦上的梦》、《我是谁》、《三生石》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艺术上，她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的某些艺术手法，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和超现代主义，不断以各种艺术手段，锻造其作品的佳境。我们可以顺手随便指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那些红遍中国文学版图的女作家的创作形态来分析她们的变化，以此来说明作家创作形态的多元性的普遍性。我们不仅可以她们创作的思想主题大致归为若干类型，还可就艺术形式也分为若干类型。事实上这种划分就其科学性而言也只能是相对的，因为作家的创作常常就像夏天的云彩，不同的风向、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情下其创作往往呈现不同的色彩，因此这种划分只能是相对的或暂时的，而非恒定永久的。先说思想主题。思想是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透过作品所呈现的一种观念、感情或情绪，或者说是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并非就是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当然，作家自觉地表现一种政治态度，也很正常。我们不是强调政治，而是强调思想，强调意识、感情或情绪，因为作家的作品最终要表现的是思想、观念、意识和情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包括20世纪的新时期文学和21世纪初的文学），至今已经走过将三十年的路程，对中国文学来说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纪元”，是一个里程碑。这一阶段文学历史内容十分丰厚而广阔，艺术上异彩纷呈变幻多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灿烂的一幕。这其间，可以说女性文学就像中国女作家本身那样绚丽妩媚。说它绚丽妩媚，不仅是因为女性作家灿若群星，更是因为她们创作上璀璨斑斓，表现出色。她们不让须眉地参与了一个国家的伟大历史文化的进程，并以自己的豪情与多彩之笔为文学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尽管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个属于她们的文学瞬间不算太长，但是她们尽到了真诚，付出了汗水。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核心思想和写作趋势，总体而言，显示了多元状态。自上个世纪新文学开篇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女作家的创作的重要主题形态，不外乎社会的，母爱的，爱情的，成长的，性爱的，死亡的以及宗教的等等；艺术上也是千人千面，形态各异。而关于社会和爱情这两大永恒的主题，则覆盖着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版图的各个角落。关注我们社会生活中难以言说的痛楚，书写男女形态万千的爱情，是绝大多数女作家最得心应手和最钟情的创作重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终要的女作家张洁、谌容、张抗抗、戴厚英、霍达、柳溪、柯岩、叶文玲、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范小青、王小鹰、竹林、迟子建、毕淑敏、张辛欣、陈染、林白、残雪、徐小斌、海男、蒋子丹、徐坤、张欣和舒婷、伊蕾、翟永明等人的创作，她们作品里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各有不同，艺术手法也是各不相同。张洁除了她的成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有社会性极强的《沉重的翅膀》和充满激烈女性意识的《方舟》、《红蘑菇》和《无字》等，主题思想不同，艺术追求也不相同。且不说张抗抗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分界线》及早期的代表作《爱的权利》和《夏》，她的创作也是在探索中不断有其变化；她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和《情爱画廊》是她的创作在艺术上更臻成熟的标志。王安忆披着清新文雅而纯净的“沙沙沙”的“雨”踏上文坛，到描摹历史与文化反思的《小鲍庄》，再到对人性和“性”进行深层反思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以及追忆“父系神话”和“母系神话”的《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和展示历史变迁的《长恨歌》，再到对于“都市小说”的创造，王安忆以不同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技巧，多元地展现自己“心灵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丰富性。还有铁凝，她从早期关注农村生存状态的《灶火》和《哦，香雪》，到描写农村妇女深重苦难命运的《麦秸垛》、《棉花多》、《青草朵》，再到撕开人性丑陋的长篇小说《玫瑰门》和《大浴女》，她对女性的同情与暴露，都是入木三分的。陈染和林白也并非一成不变，她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加深，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也有变化；比如陈染，她写作是“为了寻求精神和情感的出路”。她说：“回忆起青春期时候的状态，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觉得太跟自己过不去了，拿许多人生的重大哲学压榨自己——我是谁？我在哪儿？别人是谁？别人又在哪儿？干吗要和别人一样？别人和我有何关系？我干吗要寻找这种关系？这世界到底是个什么？男人和女人？生还是死？多少岁自杀？用什么方式了结？——太多太多沉重的问题我硬是让20岁的敏感多思的神经全部担起，而且一分钟也不放过，这似乎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乐趣。我的青春期就是这样一路跌跌撞撞、歪歪斜斜、半疯半傻、濒临崩溃地走了过来……偏执的东西太多了。”①她说她走了许多“弯路”，但她感谢那些弯路。这就是陈染，那时她接连创作了《无处告别》、《嘴唇里的阳光》、《与往事干杯》、《在禁中守望》和著名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成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最早的所谓以“身体写作”的代表作家。但是，她的心理状态和她的小说前后也不尽相同，先前的写作是为了能够活下去，而后来则视写作为一种乐趣。她的创作所以引起国内外读者与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就在于她那些趋于隐蔽，趋于心理、哲学与思想，大胆探索现代人的孤独、性爱和生命的充满了男女性意识的诡秘怪诞的想象和独特叙述方式、独立于当今文坛之外的作品。再如林白，这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作品最具有女性文学特质的女作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她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玫瑰过道》和著名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到《玻璃虫》，这位将小说视为“炼丹炉”的林白，能使“假的变成真的，把真的变成假的；真假共生，真与假互为拯救”，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以新写实小说驰名文坛的方方和池莉，无论是她们早期的小说《行云流水》、《一唱三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