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论简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论简介2008-04-2421:26:38|分类：经济阅读196评论0字号：大中小订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论简介（一）阿马蒂亚·森1998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将授予现任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森的研究领域和兴趣十分宽泛,但他主要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发展路径和消除饥馑、贫困和不平等、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增进和会选择等问题的研究。他曾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专门研究过印度、孟加拉、埃塞俄比亚和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他曾经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将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当地实践之中,并且试图影响当地政府的决策。森在衡量贫困程度方面把收入分配与健康状况等因素结合起来,他的研究特点是把哲学思辨及其观点融入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在发展中国家案例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规范经济学的分析,因此他被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形象地比喻为。我们经济学界的良心。。传统经济学在研究社会福利时,通常只注重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森认为这种研究视野过于狭窄。他改进了社会选择理论,把经济社会的个人,尤其是贫困人口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探讨社会福利如何受到政府或团体决策的影响。他利用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其它指数,着重分析造成贫困的原因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瑞典科学院高度赞扬他。将经济学与哲学手段融为一体,从道德的角度和范畴探讨极其重要的经济学与社会问题。。一、森在社会选择、福利分配与贫困问题研究方面的贡献阿马蒂亚·森在福利经济学基本问题研究方面作出了几项关键性的贡献,他的贡献跨越了从社会选择的公理性理论(AxiomaticTheory)和福利指数与贫困指数的定义,到有关饥馑的经济性研究的广泛领域。这些专题是以对于分配问题的总体兴趣和对社会中最为贫困的群体所具有的独特兴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森教授辨明了允许个人价值与集体决策相聚合的条件,以及允许集体作出与个人权利范围相一致之决策的条件。通过分析在作出集体决策时可以获得的有关不同个人之福利的信息,森改善了比较社会福利不同的分配的理论基础,并且给出了新的、更加令人满意的贫困指数之定义。在经验研究中,森对自己方法的运用提高了我们对于饥馑背后经济机制的了解程度。社会中的个人在不同选择行为上所附属的价值是否能够以一种既公平、又在理论上无懈可击的方式聚合到社会整体的价值之中?多数原则是否一个可行的解决规则?收入不平等应当如何加以衡量?我们何时以及怎样能够比较不同社会的福利分配?我们应当如何最好地判别贫困是否在下降?引发饥馑的因素有哪些?通过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阿马蒂亚·森已经取得了大量值得注意的针对经济科学中心领域的贡献,并且为后继几代研究者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通过将来自经济学与哲学的工具合并起来使用的方式,他重建了用于讨论重大经济问题的伦理学尺度。二、关于个人价值与集体决策当意见达成一致时,社会所作出的选择是不引起争论的;但当意见有分歧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寻找把人人关心的决策中存在的不同意见集中起来的办法。社会选择理论正好被个人价值与集体选择之间的联系所抢先占据。根本问题是,社会偏好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能够…并且如果能够的话,是以何种方式连续不断地从社会成员的偏好中派生出来?这些答案对于排序的可行性或者评估不同的社会状态,并且由此构建对于社会福利具有意义的衡量标准是至关重要的。三、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获得大多数投票也许是进行集体决策的最为常见的规则。很久以前,这一规则就被发现是具有严重缺陷的,并且它是以多数来压制少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获得战略性投票的利益(即采取对所偏好的可选择方案不予投票的方式),或者操纵对不同选择方案进行投票的顺序。在相对应的选择方案之间的投票,有时不能在某一群体中产生清楚的结果。因此数量最多者可能对方案a的偏好甚于方案b;而数量其次者则对方案b的偏好甚于方案c;同时数量居第三位者对方案c的偏好甚于方案a。作为此类。非传递性。的后果,决策规则不可能选择出一个对这数量不同的三者来说都是一致性最优的方案。阿马蒂亚·森在与普拉桑塔·帕塔那伊科合作的基础上,阐述了消除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一般条件。50年代初,此类与集体选择则相联系的问题激励了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1972年获奖)去考察把个人的偏好(价值、票数)聚合的各种可能规则,而少数服从多数仅仅是许多可选择方案中的一种。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基本结果是:不存在满足五个条件(公理)聚合(决策)的规则,虽然每一公理自身似乎是非常合理的。这一所谓的不可能定理很长一段时期在规范经济学的进步中似乎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个人偏好如何能够被集合?不同的社会状态如何能够以理论上令人满意的方式进行评价?森教授从六十年代中期至今的贡献在缓解这一悲观主义方面是具有工具性意义的。他的工作不仅丰富了社会选择理论的原理,而且还开辟了新的重要研究领域。森的专论《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197。)影响甚大,并且激发许多研究者恢复了对基本福利问题的兴趣。该书的风格是形式上的散布与点缀,但其要点却泰然自若地集中,为规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尺度。在此书以及其它分散的文章中,森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个人权利以及有关福利及信息的可获得性。四、个人权利的辨析集体决策规则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先决条件是,它应当是。非独裁式的。；也就是说,它不应当反映任何单独个人的价值观。保护个人权利的最低要求是,至少在某种尺度上,规则应当尊重至少某些个人的个人偏好,比如与他们个人范围相关的方面。森指出:这是一个两难选择,任何集体决策规则都不能满足这样一个最低要求和阿罗不可能定理中的其它公理。这一发现引起了有关集体决策规则与个人权利范围达到一致之程度的广泛科学讨论。五、有关个人福利的信息传统的社会选择理论仅仅推测每一个人可以将不同的可选择方案进行排序,而没有对个人之间的可比较性进行任何推论。这一推论当然避免了附属在不同选择方案上的效用是否真的能够被加以比较的难题。不幸的是,它也排除了有关不平等的任何有价值的言论。森开辟了社会选择理论的一个全新领域,他展示了有关个人之间可比较性的不同假设如何影响找到一个用于社会决策的一致性的、非独裁的规则的可能性。他还展示了在运用道德哲学所提出的原则来评价社会的不同选择方案所作出的隐含假设。比如,效用主义原则在评价特定社会状态时提请人们注意所有个人效用之和;这就假定可选择社会状态的不同点是可以通过个人来进行比较的。由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明确表述的原则,即社会状态只有参照最差个人状况才能进行评价,这就假定每一个人的效用水平与另一个人的效用水平可以进行比较。此后社会选择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森有关个人效用的人际可比较性的信息。六、福利指数与贫困指数为了在不同国家比较福利分配,或者研究某一给定国家中的收入分配,就需要某种衡量福利或收入差别的指数。从不平等指数与体现社会价值的社会福利函数紧密相联的意义上说,对此类指数的构建是社会选择理论的一种重要应用。赛尔杰·科尔姆、安东尼·阿特金森以及稍后一点的阿马蒂亚·森是在此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的首批学者。在197。年左右,他们说明了所谓洛伦兹曲线(描述收入分配)、所谓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和不同收入分配之社会顺序之间的关系。此后,森对贫困指数和其它福利指标进行了定义描述,由此作出了富有价值的理论贡献。七、贫困指数对某一社会中贫困的常见衡量是收入在某一特定的、预先决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份额H。但是这种衡量的理论基础却是不甚清楚的,它还忽视了穷人之间的贫困程度;甚至社会中最贫困群体之收入的突然大幅增长并不影响H,只要他们的收入不超过贫困线。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森假定出五个自圆其说的公理,并且从中得出一个贫困指数:P=H*[I+(1-I)*G],此处的G是基尼系数,I是对收入分配的一种衡量(在。到1之间),两种计算都仅用于贫困线以下的个人。依靠他早期有关单独个人福利之信息的分析,森说明了何时可以和应当运用该指数。例如当数据出现问题时(在这那些对贫困指数具有最为本质性运用贫穷国家是经常出现的),就可以进行比较。森的贫困指数已经被人们广泛地应用,他所假定的公理中有三个已经被那些曾经提出可选择指数的研究者们所使用。八、福利指标在对不同社会之福利进行比较时的一个难题是,许多共同使用的指标,比如说人均收入,仅仅考虑了平均条件。森发展了也包含收入分配在内的可选择方案,某一特定的选择,比如说贫困指数,则是森从许多公理中得出的。公式Y*(1-G)中的Y是人均收入,G是基尼系数。森强调创造福利的不是诸如此类的商品,而是需要商品的活动。根据这一观点,收入之所以有意义是因它所创造的机会。但是实际机会,或者森所说的能力,也取决于许多其它因素,比如健康状况。在衡量福利时,这些因素也应当加以考虑。可选择的福利指标,比如说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此精神感召下也得到精确的构建。阿马蒂亚·森指出所有具有良好基础的伦理原则都在某些方面预示了个人之间的不平等。但是鉴于个人之间利用平等机会的能力不同,分配问题并不能完全得到解决;某些尺度的平等必定隐含着其它方面的不平等。我们提倡平等的尺度与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不平等的尺度显然取决于我们如何评价福利的不同尺度。九、最贫困的福利在森的早期文章中,他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生产技术方法的选择。的确,几乎森的所有文章都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息息相关的,因这些文章通常是致力于增进社会中最贫困者之福利的。他还对实际发生的饥馑进行了研究,并且是以与他有关福利衡量的理论方法相一致的方式来进行研究的。十、对饥馑与不平等的分析森在这一领域最为著名的著作是《贫困与饥馑：应有权利与剥夺述评》(1981),在此书中他对食品短缺是饥馑最重要(有时是唯一的)的原因之常见观点予以挑战。在认真研究了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国家和撒哈拉以南国家的许多灾荒的基础上,从四十年代开始,他发现了其它具有说服力的因素。他指出,有若干个观察到的现象事实上不能以食品短缺的单一原因予以解释,比如说当食品供给并未比上年或前些年有明显减少或者饥馑发生地区仍有食品输出时,饥馑也出现了。森认为对于饥馑的深刻了解要求我们对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并且如何决定他们的实际机会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例如他对1974年孟加拉饥馑的部分解释是,当年洪水灾害遍布全国,食品价格由此大幅度上升,而农业工人的工作机会因一种庄徜没有收成而大幅度地减少。由于这些因素,农业工人的真实收入下降得如此剧烈,以至于这一群体不成比例地遭受了饥馑的折磨。在森以后的著作中(如1989年出版的与让·德莱泽合作的一本书),他以相似的精神讨论了如何避免饥馑以及如何在饥馑出现时把饥馑的影响限制在最低程度。虽然有几位批评者对《贫困与饥馑》一书中某些经验性结果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该书仍然无可置疑地是对发展经济学所作出的一项关键性贡献。该书的基调是强调分配问题和解脱贫困,这是与阿马蒂亚·森研究的共同主题所一脉相承的。森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对于不平等的再考察》(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展示了他在这一领域中的长期探索,在此书中,社会安排中的平等权利构成了这一具有开创性和深刻意义之专论的主题。森首先辨明了几乎所有通向社会安排之途径的伦理学方法,它们都要求围绕特定理论的某一方面的平等权利,比如自由论者的平等权利的要求并不比收入平等主义所要求的收入平等更为强烈。划分不同方法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是否平等?。,而是。什么方面的平等?。。。什方面的平等?。的实际重要性激发了人类普遍深入的多样性,它使得某一领域的平等处于与另一领域平等的相互冲突之中。森广泛探讨了回答这一问题的某一特定方方式,他尤其注重个人获得有价值功能的能力,并且更为一般的是,人类在追求诸如阶级、性别、团体或团体相关的平等和相互分离目标的自由度等方面的能力。他展示了这些概念性差异的深远意义以及所提出方法的力量所在。刘易斯一、刘易斯的生平1915年1月23日,威廉·阿瑟·刘易斯出生在原英属西印度群岛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