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大众对清朝闭关锁国的误读

谈大众对清朝闭关锁国的误读记得很久以前，记得看过这么一篇微博“假如潘金莲不开窗户，不会遇西门庆；不遇西门不会出轨；不出轨，武松不会逼上梁山；武松不上梁山，方腊不会被擒，可取得大宋江山；不会有靖康耻、金兵入关，不会有大清朝；不会闭关锁国，不会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中国将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个略带戏谑的小文章当然没什么考据的必要，联系到近年来网络史学界涌现进越来越多层次不平的人，让我看到了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是极为肤浅的，在他们的理解中，闭关锁国一词，仿佛是根植于清一朝的原罪，俨然成了这个朝代特有的附属品。那么如果我告诉你，清朝于之中国历朝，反而是整个中国相对开放的一个时期呢？1清代较之前代文化交流诚然，清政府实行过一段时期的“海禁”政策，这段时期最早是从顺治十二年的无许片帆入海这条政令开始，由此，开启了31年的海禁之旅。但就控制百姓活动而言，无论是西周时期的”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还是唐开国就立定的“禁约百姓不许出蕃”，宋时期断断续续的“禁海贾”明朝时期的“片甲不得下海”，其实纵观全史，我们不难发现，在王朝国家，官方对于百姓的出行一向有严格的控制。限制贸易，自然有他的独到之处，官方能够独揽商业利润，对敌国经济制裁等，预防侵略者，抵制涌入敌国奸细，相比之下，平民利益受损和文化闭塞对统治者来讲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的负面影响，在统治者眼里，平民老老实实种地是最好的，正如孟子所鼓吹的：乐岁保终身，凶年免死亡，这才是历代帝王所希望看到的。当时的清朝刚刚入主中原，为了打击外敌，确实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民间商业活动的行为，这三十一年放在历朝来看，也并未有什么特殊。把中国的落后归罪于三十一年的禁海，是十分不客观的。有点历史知识的读者可能会有异议了，我们不是有张骞，玄奘，鉴真，郑和等一大批著名的人物传播文化，怎么能说是文化闭塞呢？其实对于文化传播，中国其实一直是内敛的，张骞出使西域，是为了联合大月抵御匈奴，本质是守土，郑和下西洋，也有出于用官方的勘合贸易抵制民间贸易的初衷。至于鉴真玄奘这类的偷渡客，更是历史尘埃中的幸存者偏差而已。中西方文化，长期不过是靠靠西方传教士播散福音的同时沾上一些光。这不仅有技术上的差别，更是这个大帝国统治者观念上的区别。万历年间，俄国传教士曾来华，万历皇帝对俄国使臣信件这么写道;...俾得往来便利。尔可将俄国宝物携来此，朕亦将我国丝绸蹭给尔等，使汝等月回也。下次米时，可偕尔国王之使人同来。尔若有国书，朕亦给尔国书也。尔有书来，朕甚欢迎。贵国与中国相去万里，言语不便，故故朕不能遣使往尔国，朕今给尔此书，使尔晓谕朕意，我国皇帝不离本国，亦不许其臣民商人等，远离本国尔。这份书信，很好的表达了中原皇帝对外来蛮夷的态度，有财宝进贡可以笑纳，有传教士来访能够听之任之。至于对外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关心的重点。中西方文化交流，在很长一段时期就长期处于这么一种任传教士来去被动接受的尴尬境地。清是中国文明大规模传播的开拓者，有清一朝，不仅厚待外来传教士，还真正实现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在欧洲大陆诞生了如沈福宗，林利官等中国人的传说。下面就盘点几位在欧洲大陆留下历史痕迹的人物。沈福宗，南京人，康熙十九年由澳门搭船前往欧洲，康熙二十一年到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那里进入天主教的初学院就读，康熙二十三年出访法国巴黎，与柏应理一同在凡尔赛宫觐见法王路易十四，当时的法国杂志《豪迈报》对此的报道：他带来的中国青年，拉丁文说得相当好，名曰MIKELHXIN。本月十五日他们二人到凡尔赛宫，获蒙皇帝召见，在河上游玩，次日又蒙赐宴...皇帝在听完他用中文所念祷告文后，并嘱他在餐桌上表演用一尺长的象牙筷子的姿势，他用右手，夹在两指中间。沈福宗在凡尔赛宫向路易十四展示孔子的画像，介绍中国文字与书法，并且提到一些社会现象与习俗。康熙二十六年，沈福宗来到英国，造访牛津大学图书馆，东方学家海德，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成为了第一个有记录游历英国的中国人。沈福宗于康熙三十一年自欧洲返回中国。图1：沈福宗马国贤与他的弟子：于1724年在那不勒斯创立了中国学院，收录中国及其东南亚学生接受教育，此后，该学院收录了上百名来自中国的传教士。不仅是民间对于欧洲有了开拓性的进步，官方也开始试图了解整个世界格局。如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命樊守义出使罗马教廷，雍正七年，雍正帝命托时前访俄国，乾隆也曾组织使团前访法国，虽然因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了了之，但无论成败与否，这每一例，在中国外交史上一次都是崭新的一篇。图2：樊守义2清代较之前代贸易额数宋代向来以商业繁华而为世人所乐道，但宋代海外贸易商品总值碍于其数据散佚，并未有权威统计，按宋高宗赵构所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又按《朱会要辑稿》的标准，“凡番货之来，十税其一”，南宋的海外贸易商品总值最高也不超过500万两。这一数据不足雍正七年粤海关贸易值的一半，不足道光七年粤海关贸易值的1/10。明代自隆庆年间以后，开放通商口岸，万历二十二年达到全国海外贸易税额收入最高的年份，为29000余两，按当时的税率为1两征税2分推算，万历二十二年的海外贸易商品总值约为1000000两。而乾隆十年四港贸易总值达到36571777两，是明代贸易总值最高年份增加35.5倍。就以粤海关一处的贸易值而言，雍正七年贸易值为11105800两，比明代贸易值最高的年份也增长10.1倍。可见，清代的对外贸易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恐怖的增长，按粤海图志的记述，历年来夷船少则十几，多则数十，日本甚至颁布贞享令限制来华唐船以抵御中国的资本入侵。中国在清朝时期，已经通过贸易逐渐形成了一方霸主的地位3清代较之前代贸易政策秦铸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明律规定民间禁私有马甲、傍牌、火筒、火炮、旗纛、号带之类，历代对于民间武器的管制，向来非常严格，即使是民间出海，也有一系列规定：如《续编资治通鉴》刑部言：商贾许由海道往外蕃兴贩，并具入船物货名数、所诣去处，申所在州，仍召本土有物力户三人委保不夹带兵器，若违禁以堪充造军器物。宋朝百姓出海，是禁止夹带武器的，而在清朝的船员，船员出海不但可以持枪，而且还可以持炮，委实大大提高了船民们保护自身的能力。出贩东洋、南洋之大船准带军器，每船炮不得过二位、鸟枪不得过八杆、腰刀不得过十把、弓箭不得过十副、火药不得过三十觔。造时呈明地方官给与照票，赴官局制造；完日錾凿姓名于照内，填明轻重数目，以备海关汛员盘验。回棹日，逐一查点，将炮贮官库；俟开船之日，再行给还。《厦门志·卷五》这在防民甚于防川的王朝国家实属不易，清朝作为一个异族王朝，有此等胸襟，难能可贵。针对乾隆朝一口通商的政令，也是大众误读之一，实际上，乾隆朝虽然命令禁止洋船不得赴粤海关外的省份，但却从未禁止其他三海关，其仍旧对东、南亚一带国家开放。至于清国百姓，出海更是未有禁止。乾隆颁布上谕后的两年后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位叫洪任辉的的外国商人，因为觉得粤海关税太繁重，所以私自跑到浙海关贸易，可见其三关在乾隆发布上谕两年后仍旧开放着。事实上，历年海关税收的统计也能证明，其余三关未有中断过。而对欧洲的商业交流，也不仅仅局限于粤海关一处，澳门，张家口等一代，成为了新的对欧贸易的新平台。总的来说，清朝相较之历朝，其政策并没有表现出相对更保守的态势，把闭关锁国这个罪名扣在清朝头上，是非常不公正的，清朝比之历代无论是文化交流还是商业贸易，都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如果这仍被定义为闭关锁国，那么历朝历代，恐怕都免不了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