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教训

千年的钟声指导人类走入了新的纪元，回首那连历史都难以载荷的20世纪，我们感慨万千。这一百年注定了将要成为人类历史的转折点。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20世纪下半段，以一个局外人的严峻而又客观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一场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的“革命”：苏东聚变。80年代，东欧国家除了阿尔巴尼亚外，都进行着新一轮的改革。推动改革的因素很多，重要的有这样两点：一是东欧国家国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下降，1966-1970年7.4%，1971-19756.4%，1976-1980为41%，1981-1985年下降到了34%。国民收入的下降反映了生产的衰竭，说明粗放型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东欧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二是世界能源危机对东欧经济的沉重打击，使东欧国家外债迅速上升。80年代初罗马尼亚外债达140亿美圆，1981年南斯拉夫外债达201亿美圆，1986年，波兰欠西方的外债达382亿美圆，人均1000美圆，1988年匈牙利的外债高达180亿美圆，人均1800美圆。80年代的东欧改革，是此前进行的各个阶段改革的继续和发展，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各国在新一轮的改革过程中，不断摸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打破了苏联模式对东鸥的一统天下，东欧出现了经济体制多样化的趋势。苏联的改革是由赫鲁晓夫发起的，因此赫鲁晓夫可以称的上是苏联的第一代改革家。但是，正是由于其改革属于第一次，所以赫鲁晓夫的改革缺乏论证而显粗糙，其政策也带有冲击性。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了克服赫鲁晓夫的缺点，不再那么鲁莽了，这影响了勃列日涅夫后来在苏联进行的改革。1965年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但没过几年，苏联在扼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的同时，其自身的改革也来了个急刹车，新经济体制和“布拉格之春”同归于尽。勃列日涅夫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大搞个人迷信，以他为核心的政治局老化，80年代初的改革没有起到搞活经济的作用。加上苏联与美国的挣霸斗争如火如荼，苏联的经济越来越军事化。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在其上台执时苏联已经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国内，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陷入停顿状态，社会的各种矛盾日趋严重。在外部，70年代苏联所奉行的全球进攻战涅开始遭到西方集团的全面反击，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是苏联面临着新的一轮军备竞赛中被拖垮的危险，阿富汗战争饿长期化也使苏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认为，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之时，苏联原有的外交政策已难以为续。为了配合国内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实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大声及呼”：“形势要求改革。”而“加速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关键；苏联社会的崭新状况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达到。他还说到“完善社会阶级关系饿民族主义”“扩大公开性”等问题，不时地引来雷鸣般的掌声。”然而，戈尔巴乔夫不分阶级的“民主化”。没有限度的“公开性”和“抽象的”的“人道主义”。在国内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舆论，并逐渐把改革引向误区，对苏联社会造成了较大的思想混乱。社会主义国家饿改革首先是从东欧开始的，东欧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都套用了苏联模式，从而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苏联模式本来是一种在非常状态下实行的特殊模式，但苏联领导人战后不家思索地“输入”到东欧，其弊端日益显露，因而也就陆续出现了改革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改革现象，因此，包括苏联在内的苏东地区先后不同程度地卷入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之中，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态势。然而，苏联东欧的的改革并没有达到完善社会主义的目的，相反，改革走进了死胡同，各种矛盾的激化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使社会主义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共产党政权丧失。1988年夏，苏联的改革面临复杂形势。一方面经济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左翼激进有了较快发展。到了1990召开的苏共28次代表大会后，苏联的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进行组合，基本形成了以叶利钦等为首的“激进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派“和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的三种势力。再此背景下，爆发了8，19事件，因当说，亚纳耶夫等发动的819事件诣在阻止苏联的演变。但是，819事件的迅速失败，却加速了苏联演变的步伐。具有93年党史，执政74年的苏共顷刻土崩瓦解，曾在苏联各地飘扬的苏共党旗降落了，苏共的瓦解是苏联演变的“里程碑”。没有苏共苏联的苏联，必将走上解体之路。东欧聚变首先从波兰开始，其次是匈牙利，民主德国……虽然各国演变的过程基本一致，但东欧国家政权转移方式却大不相同，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执政的共产党最高层内部发生了裂痕，自己搞垮了自己，最终丧失了国家政权，比如匈牙利。二是执政的共产党在国内外的综合作用冲击下曾试图加以抵抗甚至回击，但在“团结，和睦，合作，共事”的口号下一步步地妥协退让，从而被逼交出政权下台，如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三是通过袜子冲突的斗争形式实现政权的更替和突变，这是东欧聚变中最为激烈和尖锐的一种，如罗马利亚。综上所诉不难看出，苏联东欧放下红旗，重新选择社会制度，并不是一开始的革命不应该爆发，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内外因素合力所至。同样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从另一方面证明：革命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以史为鉴，可知兴谴，虽然我们伟大的国家在那场浩劫中“辛免于难”，但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但实践证明，我们的领导人是高瞻远瞩的。虽然那代价过于沉重。可是我们要知道在那样一个年代，已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社会主义主国更重要的了。苏东聚变还映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发生重大事件或国家遇到巨大挫折的时候。采取了“联邦”或“邦联”制的国家，很可能分崩离析。况且，这两种制度本身就是不安定的应素，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谁会和我们患难与共呢？而现在台湾岛内大炒特炒的“联邦”制我们不可放松警惕。我们还要明白：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放在第一位，不搞对抗，不搞军备竞赛，不拉帮结派，时刻严防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还有，由于我国是民主集中制的国家，万一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型的领导人，后果不堪设想。在20世纪70-80年代间苏联就曾为领导人的年龄和健康问题大伤脑筋，而我国领导人的年龄问题也不容小觑。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有效的监督体制和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