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解说词)

1六集解说词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序言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已过去20多年，但克里姆林宫上空红色的带有镰刀锤子图案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的那令人叹息的一幕，却仿佛永远定格在眼帘。2010年4月，苏联亡党亡国20周年的前夕，我们摄制组踏上俄罗斯土地，倾听并记录了20年前那场剧变的亲历者、当事人和普通民众对那场剧变及其后果的诉说，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时期6年多的“改革”所做出的反思。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改革”，在俄文中的原意是“改造”、“重建”等，但为与中文现行的译文相衔接，本片仍延用“改革”这一译法。这里特提请观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改革”，与邓小平开创的我国新时期的改革有着方向和性质上的根本不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关注着苏共的蜕化变质和可能出现的恶果。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高度重视对苏联亡党亡国原因与教训的研究，并都已作出十分明确、科2学而又深刻的结论。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这是前车之鉴啊！”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确认识和科学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对于搞好这一活动，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莫斯科，红场。这里，曾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象征，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面鲜红的旗帜，曾是一个伟大国家和伟大人民的骄傲。红墙和广场，像位历史老人，见证了列宁和斯大林等苏联共产党人亲手缔造的红色政权，和艰辛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壮大，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辉煌和那个辉煌的时代。然而，它也见证了苏共和苏联一步步走向衰败，见证了飘扬在克林姆林宫上空70多年的红色旗帜在亿万人民的叹息声中悄然降落。如今，克里姆林宫的围墙依然泛着红色，列宁墓依然庄严肃穆，无名烈士墓依然圣火长明，但物是人非，留给人们3的是无尽的感慨与深深的思索。第一集政治“改革”与多党制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苏共新一届最高领导人。他一上台即宣称要实行“加速”战略。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方向和有力的举措，不到两年，苏联经济便陷于困境，人民生活开始恶化。1988年6月，苏共中央决定“根本‘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重心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1994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重要助手亚·尼·雅科夫列夫在回忆录中说：早在1985年12月，我就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明确提出“民主化”就是要通过“公开性”等手段，结束苏共的“一党专制”，在苏联实现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我“所讲的很多东西逐渐被采纳”。1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在1988年就能明显地看出，在苏共中央内部，有很大一部分中央委员是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戈尔巴乔夫以年龄过高为借口，开列了150人的所谓反对派名单，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把他们清除了出去。在上任半年多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迅速把亲西方的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人拉进苏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对1［俄罗斯］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182页、第183页。4各级干部包括军队领导人进行了大幅撤换或调整。到1986年2月，15个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更换了19人2，40％以上的中央委员是新人3。到1988年初，几乎所有部长、中央机关的部门领导、各委员会负责人均遭替换、开除或数次调换岗位。4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党的队伍很快分成了两派。对戈尔巴乔夫有看法、持批判态度的，报刊等媒体就把他们打到保守派当中；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做法，马上就被封为‘民主改革派’。”1986年底，被流放到高尔基城六年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回到了莫斯科。现场记录：记者：“是谁给你打的电话，是不是戈尔巴乔夫？”萨哈罗夫：“是，他突然打来电话，说作了一个决议，您可以回到莫斯科。萨哈罗夫：“我希望我会全部获得人身自由，我以后尽我的力量来做这些事，这是我的使命。重返政治舞台的萨哈罗夫积极从事反共反苏的种种活动，并迅速成为所谓“民主派”的领头羊。在“民主化”、“公开性”浪潮中，1986年苏联开始出现各2参见王正泉、姚谓玉等编：《苏联演变纪事（1985.3～1991.1）》，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第12页。3参见［美国］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4参见［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5种“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以各种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小组和青年小组等面目出现。1987年蔓延到全苏很多大中城市，当年底就发展到3万余个，1989年增至9万多个。这些“非正式组织”中有的打着维护所谓本民族利益旗号谋求脱离苏联，有的崇拜西方民主主张全盘西化，有的甚至还要求复辟沙皇专制统治等等。而打着资产阶级“民主”和“人道主义”旗号的组织尤为活跃。在一些“非正式组织”的操纵下，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以至民族冲突此起彼伏，连绵不绝。面对严重威胁党和社会主义政权以及社会稳定的“非正式组织”及其活动，戈尔巴乔夫听之任之，甚至还大加赞赏。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大幕，并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立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和理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攻击社会主义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和对极少数敌人的专政是“不人道”、“不民主”，从而把对极少数人的无产阶级专政偷换演变为对绝大多数人的资产阶级专政。1989年春，全苏人民代表选举开始。这是戈尔巴乔夫效仿资本主义议会制，在苏联举行的第一次全民选举。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召开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外地，选举中共产党在都失败了。在后6来参加选举包括选举取胜的那些人，都是放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人。”选举过程一片混乱。许多不称职的人，甚至连杀人坐牢的恶性罪犯也出现在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中。而那些反苏反共的蛊惑人心者，更是数不胜数。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纷纷组织起来，频频发表竞选演说，组织各种群众集会，声援自己的候选人。而戈尔巴乔夫却要求苏共与选举保持距离，命令党组织不得干预候选人的活动，从而完全放弃了苏共对选举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领导，把干预候选人的权力交给了国内外资本。波罗的海三国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和积极分子纷纷当选。苏共内部著名的反对派叶利钦也在莫斯科高票当选。萨哈罗夫在苏联科学院落选，戈尔巴乔夫特地增加一个名额，使其得以当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60名党委第一书记中有32名落选。在列宁格勒，市、州两级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以及州党委委员没有一名当选。全苏16个军区有14个军区司令员铩羽而归。甚至连戈尔巴乔夫都不得不承认：“很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这次选举中都落选了，一共有30多人。在我周围工作的都是党内的重要干部，他们都感到震惊，我都无法召开政治局会议了。”5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当时党的领导人没有及时利用良好的机5见俄罗斯国家电视台2011年摄制并播放的八集专题纪录片《苏联解体》第五集。7会，让赞成共产主义理想并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当选。普通的党员无可奈何，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人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电视和广播现场直播，辩论的场面一浪高过一浪。大会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苏维埃成员等。有近15%的“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进入最高苏维埃。叶利钦侥幸靠递补当选。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会上，萨哈罗夫率先提议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该条文明确规定“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叶利钦当即附议赞成，但因大多数代表坚决反对而作罢。1989年7月，全苏第一次跨地区议员团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的电影之家召开，与会者包括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共和国代表在内的240多名“民主派”人民代表。叶利钦、波波夫、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等一些所谓“民主派”的头面人物当选轮值主席。在苏联最高权力机构第一次出现了正式的反对派组织。他们首要推动的仍是取消宪法第六条。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是让国家的局势变坏，给中央政权脸上抹黑，以此来证明，他们代表的才是新的、进步的思想。”“跨地区议员团”还接过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一切权力归8苏维埃”的口号，要求苏共交权。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我记得很清楚，有萨哈罗夫的一些照片。如果有必要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些照片。他脖子上戴着一个硬纸板，上面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1917年9～10月间，布尔什维克党恢复“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是因为在全国各地夺取和建立属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国家政权的条件业已成熟。70多年后戈尔巴乔夫等人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口号，是要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引入其多党制，从根本上取消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面对“民主派”掀起的修宪狂潮，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审时度势，决定迎合。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撰文赞赏西方议会民主，宣扬效仿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文章还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6这是苏联领导人向社会乃至世界释放苏联准备搞西方民主制度的明确信号。1989年12月12日，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萨哈罗夫代表跨地区议员团再次提议取消宪法第六条。萨哈罗夫发言同期声：“根据权力分立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应作出以下决议：一、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二、改变苏联法律制度。苏联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国境内产生6米·谢·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新华社《参考资料》1989年12月14日，第65页。9法律效力，就必须经加盟共和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才能生效。”戈尔巴乔夫：“我提议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进行表决，请各位代表进行表决。是赞成，是反对，是弃权。投票的结果是这项提议仍没有被列入大会议程，但却得到超过1/3的支持票。两天后，萨哈罗夫突发心脏病去世。所谓“民主派”知识分子借机将葬礼演变成一场政治示威。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我认为实行多党制不会是悲剧”，“我们不应该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1990年2月4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一天，“民主派”在莫斯科动员了20万人集会游行，喊出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反动口号。2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对上述猖獗行为不仅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反而说：苏共的领导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强行合法化”。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修改宪法第六条等建议。三天后，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修改宪法的法律。将其中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7，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7辛华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页。10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8。法律同时还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组织政党。早在1936年，斯大林领导修订的苏联宪法首次明文规定，党是“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