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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终极对决——中美货币金融博弈的深层意义紫扬剑2016年1月24日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大国关系,无论如何定义这种关系,中美两国存在全方位竞争都是不争的事实。其中,两国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博弈,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战略竞争。人民币入篮——谁感受到了威胁?美东时间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完成了五年一度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审议,批准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IMF还将篮子货币的权重调整为:美元占41.73%,欧元占30.93%,人民币占10.92%,日元占8.33%,英镑占8.09%。新的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IMF总裁拉加德当天在执董会结束后说,人民币“入篮”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IMF对中国过去几年改革货币和金融体系取得进展的认可。持续和深化这些努力将带来更加强劲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反过来也会支持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增长与稳定。中国官方对此表示欢迎。12月2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认可,这有利于助推人民币逐步国际化进程,促进我国在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现合作共赢。2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妥善化解风险,完善配套制度,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然而,美国政府的态度却耐人寻味。本来,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一票否决权,没有美国的同意,人民币就入不了SDR货币篮子,因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发布简短声明称,美国支持IMF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但美国财长雅各布·卢随后又表示,美国要确保美元维持全球领先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有决心让经济继续强劲和安全,确保美元未来的地位。他还说,“我们跟中国就其汇率方面的做法进行了长期持续的沟通,他们向我们承诺,不会以不公平的方式干预。这是重要承诺,他们明白我们会让他们遵守承诺。”美国的态度说明了什么?说明美国已经深切的感受到,美国经济、美元霸权正在受到来自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挑战!在全球化条件下,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经济规模前两位的经济大国,“在促进强劲和开放的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方面拥有共同利益。”(《习近平主席访美中方成果清单公布》新华社华盛顿9月25日电。)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显示,两国贸易2015年已达5584亿美元;据美国商务部数据,美国2015年1-9月份对华贸易额达到4416亿美元,同比上升3.7%,美国彭博社称,这是有纪录(1985)以来中国首次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3易伙伴;美国也成为中国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深度交融。“中美融合不仅对中美两国的繁荣十分重要,对整个世界的繁荣也非常重要。”“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美两国已经成为一个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的超级经济体——‘中美国’。”(扎卡里▪卡拉贝尔:《中美国》,中信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1、3页。)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共同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不但对中美两国有利,对全世界的繁荣发展也有利。然而,中美两国既存在意识形态对立、地缘政治对抗,两国经济更存在深刻的结构性冲突。这种冲突,并不是一般的贸易摩擦和市场竞争,而是中美两国的战略性竞争。客观地说,中美两国的经济竞争,已经从实体经济、国际贸易,上升到货币金融领域,尽管和平竞争并非零和博弈,但从日本、欧盟以及东南亚、俄罗斯曾经的遭遇看,中美两国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博弈,关乎中国崛起的未来命运,是真正意义上的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终极对决。繁荣的终结——美国经济走向衰落。以2008年的次贷危机为标志,美国经济走下神坛,至今尚未完全走出低迷。在此之前,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美国必然走向衰落。首先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强大的工业曾经是美国繁荣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最高接近40%,2012年下滑至17.4%;美国制造业占其GDP的比重也从20世纪50年代的30%降至目前的12%左右。而中国已于2010年起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2013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达到20.8%,4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已有220余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在工业领域的绝对优势已不复存在。其次是金融化催生经济泡沫。美国金融资本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均具有主导地位,华盛顿财团是美国选举政治的幕后金主,1999年11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金融业的严格分业管制,金融自由化发展和监管缺失,导致社会信用急剧膨胀,房地产等经济泡沫迅速吹大,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通过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全球推行、维护美元霸权,外溢危机后果,实行金融殖民。第三是债务悬崖已无退路。至2014年11月末,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18万亿美元,达到18.005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17.4万亿美元,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再次超过GDP。与此同时,美国外贸和财政长期保持双赤字,2014年,美国贸易赤字高达5050.47亿美元,同比增长6%;2014财政年度,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为4830亿美元,2015财年赤字为4390亿美元,虽然已经逐步下降,但仍维持较高水平。几十年来,美国就是依靠格林斯潘定义的这种“债务经济模式”维系着经济繁荣。格林斯潘曾经指出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实质:“美国增加债务能力是全球化的一种职能,因为负债能力的显著提高与成本的降低以及国际金融载体范围的扩大休戚相关。”对美国而言,发钞购买外国商品,再通过发债(国债或企业债券)把流出的货币收回来变成政府或公司的债务收入;对贸易顺差国而言,输出资源、商品、劳务赚回的美元又借给美国,除了一点点利息收入以外,别无它用。这样的5债务经济模式当然对美国有着巨大的好处:不用从事生产又可以获得远高于他国的经济效率。在经济全球化、大宗商品价格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情况下,其他国家都需要付出资源和劳动去赚取美元,美国只需要印制美元就可以购买世界所有的产品和服务。这种不劳而获的经济方式具有天然的、内在的寄生性和掠夺性,当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发生重大变化,多极化格局逐步形成时,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将难以为继,一方面,一旦重大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必然造成美国筹资困难和成本上升,引发债务危机。另一方面,不断上升的巨额债务,也将长期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制约福利开支和国防开支,降低美国国内治理和对外战略的效能。规则的重构——国际经济秩序面临变革。美国维持其超强经济实力的重要条件,是一整套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确保了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与财富的循环。其中最关键的是保持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即美元霸权。美国通过美元霸权,获取的国际铸币税、国际通货膨胀税和外汇风险规避成本节约等利益,每年高达数千亿美元;通过货币贬值、操控汇率,稀释自身债务,打压别国经济;通过自己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强化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推行不公正的国际贸易。但是,随着新兴国家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家的觉醒,依靠金融殖民造就的美国繁荣越来越难以维持,美国次贷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意味着华盛顿共识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穷途末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不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迫切愿望,而且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发展的内在需求。其主要标志,一是G20代替G7成为国际治理的重6要机制。广泛的共识是,七国集团在治理结构、议题设置和民主性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必须进行改革。二十国集团由于中国等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中发挥了更大作用,甚至主导了国际治理的发展方向。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刚刚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2015报告》显示,2015年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度和贡献度最高的前五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在这份榜单上名列第4位,较2014年报告中的排名上升1位。排名前五的国家意味着它们在全球治理的不同领域中正扮演着领导性的角色。”(年终特稿:《地球村里中国红》,2015年12月29日,央视网。)二是中国要素成为国际经济组织改革的重要力量。2015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最终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份额将从3.8%提高至6%,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而美国的投票权份额将从16.7%微幅降至16.5%,仍然保留其否决权,欧洲一些国家的份额则相对降低。2010年改革方案生效后,基金组织份额将增加一倍,从2385亿特别提款权(SDR)增至4770亿(SDR)。与人民币入篮一样,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的提高,有利于维护基金组织的信誉、合法性和有效性,有利于推动基金组织的改革。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的改革方案,美国为什么五年后才不得不批准?那是因为中国已经开始主导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了。7三是亚投行标志着新经济秩序的创生。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12月,经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协定》宣告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亚投行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创建的国际金融机构,本身就是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大变革;美国、日本缺位,但美国的主要盟友(日本除外)不顾其阻挠,争先恐后,全部加入,意味着美国独霸国际金融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并没有刻意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然而,全球性的变革还是悄然发生了。“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亚投行的成立和未来的成功,结束了发达国家长期来利用金融杠杆‘支配’、‘奴役’和‘殖民’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开创了平等、公平和尊重的合作与稳定的新历史。”(刘志勤:《亚投行终结:发达国家金融奴役发展中国家的历史》,2015年12月27日,环球网。)四是石油美元受到强劲挑战。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石油美元是美元霸权的重要形态。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一直采取零利率与量宽政策,高度“金融化”的美国经济,损害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动摇了石油美元体系,石油欧元、石油人民币等其他石油货币的份额不断增加。由于全球石油供求关系和地缘政治因素,导致近年来石油价格连续下滑,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2014年下跌48%的基础上,2015年全年下跌35%。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在2014年下跌46%的基础上,2015年全年下跌30%。石油价格均在每桶37.30美元下方(2015年12月31日,布伦特原油期货报每桶37.28美元,美国原油期货报每桶837.04美元)。美国高盛甚至预测,由于供给过剩,2016年全球油价将跌至每桶20美元。失控的石油价格导致石油美元大幅缩减,长期形成的石油美元回流美国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循环出现逆转。2014年,石油输出国从美国金融体系抽取了76亿美元,而在2012年输入2480亿美元,2013年输入600亿美元。历史地看,这是石油输出国第一次从美国金融体系抽取资金。由于国际油价连续下跌至近世余年来的最低,2015年沙特阿拉伯财政赤字高达980亿美元,为应对财政赤字,2015年沙特政府从外汇储备中支取了880亿美元,使其外汇储备降至6400亿美元。无独有偶,截止2015年12月,中国全年外汇储备已下降5127亿美元,外储降至33304亿美元。然而,中国2015年的外贸顺差为5945亿美元。由此可见,石油国家、主要新兴国家主权财富的流向已发生重大转向,不再是单纯流向美国。这就是美联储在美国经济并未完全复苏的情况下决定加息的重要原因——美国需要强势美元吸引国际资本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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