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操与汉末士人的关系(定稿)

目录1绪论....................................................................................12曹操与汉末士人的关系...........................................................72.1曹操与士人关系平议.....................................................72.2孔融——对桀骜不驯的名士予以打击和镇压.....................82.3崔琰——合作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112.4荀彧——所谋不同始合终离.........................................15结语.....................................................................................18参考文献...............................................................................19论曹操与汉末士人的关系摘要：士人团体在中国社会影响力巨大，曹操为了巩固政权努力拉拢士人1团体。士人因为各自的政治利益而对曹操的态度各不相同：坚决拥汉的士人在发现了曹操篡汉的野心后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处处与其作对；一些士人对曹操抱有幻想，希望通过辅佐曹操来匡复汉室；曹操政权内部的士人为各自的利益而斗争。因此曹操采取拉拢、利用、联合、打击等多种方针，充分利用士人为其政权服务。本文以孔融、崔琰、荀彧为例，对曹操与士人的关系进行分类研究和典型个案研究。关键词：魏晋曹操士人Abstract:SincecoterieofscholarswasofgreatinfluenceinChinesesociety(atthattime),Cao-Cao,toconsolidatedhispoliticalpower,triedhardtowinoverthesepeople.Duetodifferentpoliticalinterests,thescholarskeptdifferentattitudestowardsCao-Cao.ThescholarswhosupportHanregimefirmlydidn’tcooperatewithCao-Caoanylongerandopposedhimineveryaspectafterdiscoveringhisambitionofusurpation.AndsomescholarsheldillusionstowardsCao-CaoandhopedtorecoverHanregimebyassistinghim.Atthesametime,thescholarsinthechargeofCao’sgovernmentscrambledfortheirowninterests.Thus,Cao-Caotriedtomakemostofthesepeopletoserveforhisgovernmentbymeansofwinning-over,utilizing,affiliatingandbrowbeating,etc.ThispapermakesKongRong,CuiYanandXunYuasexamplestostudyonclassificationandtypicalcaseoftherelationshipbetweenCao-Caoandthescholars.KeyWords:WeiandJindynastiesCao-Caoscholar1绪论士人团体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知识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士人变成举国上下共同敬仰的精英人物，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是大多数人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他们的一举一动，对社会舆论和风尚的影响是巨2大的。尤其是到东汉以后，儒家的知识分子几乎是官员的唯一来源，士人们拥有的权力日益扩大。由于他们垄断了知识和行政技术，许多士人累世为官，在这基础上又逐渐形成大地主与大知识分子身份的重叠，“每个大族常建立有庞大的经济后盾，通常都以大地主的身份出现，这是支持其门望的物质基础”。[1]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积累中，士人群体拥有了一种稳定而强大的传统权力。士人除了垄断行政技术和拥有庞大的家族经济外，他们往往标榜流品、自高声望，渐渐地形成对舆论的控制甚至操纵了社会价值观的制定，他们的政治权力配合舆论优势，显得无比的强大。加上士人内部往往在重大问题上相互声援，在人口中占据少数的士人，却是中国社会中最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任何统治者只有重视并利用士人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巨大影响力，获取他们对政权的支持，同时借重他们丰富的行政经验和技术，才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东汉末年争夺统治权的军阀中，有不少本身就是士人，比如出生“四世三公”家族的袁绍。袁绍“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权倾天下”[2]。袁绍出身高级士人，家族名望甚高，自己又是典型的名士，善于待人，天下士人大多愿意投奔袁绍。但袁绍前不能消灭董卓，后不能战胜曹操，主要是因为袁绍本人和他代表的士人集团不擅长于军事的缘故。在东汉末年的混战中最终鼎足而立的三大军阀——曹操、孙权、刘备，都有效地得到了豪强地主和武人的支持，也依靠他们获取军事斗争的胜利。据统计，在东汉末年混战的军阀集团中，《后汉书》立传的有九3大军阀：董卓、刘虞、公孙瓒、陶谦、袁绍、刘表、刘焉、袁术、吕布，这九大军阀按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倾向划分：士族地主集团有五：袁绍、袁术、刘表、刘焉、刘虞；寒族地主集团有四：董卓、公孙瓒、吕布、陶谦。《三国志》立传的军阀较多，除上述九人外增加了十二个军阀人物，立专传的有九人：臧洪、张杨、公孙度、张燕、张绣、张鲁、刘繇；立附传的有五人：李傕、郭汜（附董卓传上），袁谭、袁尚（附袁绍传），张邈（附吕布传上）。此外，未立传的军阀代表人物有韩遂、马腾、张超等，裴松之注作了补充。《三国志》及裴注所增加的十五个军阀人物，除刘繇为士族，张燕、张鲁为农民首领外，其余十二人全属寒族地主集团。[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士族地主中拥有大批有政治才华和参谋经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在东汉末年的混战中，真正由士族地主领导的军阀集团并不多，相比大量的寒族、农民和边将出身的军阀集团首领，士族地主在这一期的政治舞台上十分失势，因为他们对于军事斗争缺乏勇气和经验。就当时情况来看，武将多出身寒族、平民和中下层知识分子，谋士和行政官吏主要是出于士人，政权的行政和治理，需要士人中的行政专才。士人作为地方上影响力巨大的社会领袖，更是统治者必须要努力争取的合作对象。要保证政权内部的稳定和对地方治理的有效实施，统治集团只好吸收士人加入政权，分享社会势力和政策。因此，处理和士人的关系，成为统治者的头等大事。其中，以曹操与士人的关系最具有典型性。关于三国史的研究著述向来丰富。但是，原始的史料多数属于别4史、杂史、载记之类，出私家之手，可信度不高。比如赵云据汉水一战，有史料记歼曹军万计；又如司马懿于诸葛亮五丈原对峙，有史书记诸葛亮被司马懿歼灭万余部属，惊恐而死。这些史料多数可信度不高，而作为正史的《三国志》，记事简略，信息量较少，给后人的研究带来很大麻烦。二十世纪以来，西方近代的历史研究成果和方法，启发了中国史家。一部分中国史家重新探讨三国魏晋时期的历史内涵，出现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其中陈寅恪先生引入阶级、集团等概念研究三国到魏晋时期的社会结构，对后世影响甚大。陈寅恪先生着眼于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较高的层次上探讨三国魏晋到南北朝历史的脉络所在，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中发现历史的联系和推移，并以之解释各种纷繁的历史现象在历史研究中开辟新途径，奠定新基础，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建国后，在陈寅恪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历史学家们开始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三国史，三国史的研究开始系统化。[4]1959年，因为国内政治的需要，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发起了为曹操翻案的运动，三国史研究一时成为显学，谭其骧、朱绍侯、郑天挺、汤用彤等著名学者都卷入其中。但是，郭沫若、翦伯赞等人本身对三国史缺乏研究，撰写的翻案文章政治意义大于史学意义。其中郭沫若的曹操组织了黄巾义军，北征乌桓民族英雄的反侵略战争等观点，颇有为翻案而翻案的嫌疑，这些论点后来都被驳倒，影响不大。郭沫若的翻案文章受当时极左思维影响很大，学术价值不高。但是这次翻案运动激起学术界对曹操的政5治才华和历史贡献的的重新认识，是颇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给曹操翻案的这场运动，对后来学术界的研究有一个不良的影响，就是在基本客观的前提下，研究者往往采取对曹魏放宽标准、对蜀汉提高标准的研究方法，拔高曹操、贬低刘备、诸葛亮，拥曹反刘在史学家成为主流。比如何兹全的三国史著作，对曹操六次屠城、“围而后降者杀”、恢复肉刑、军粮杂以人肉干等暴行轻松放过，歌颂其伟大建设成就，而对蜀汉政权，则采用苛刻的标准，探讨诸葛亮南征给南方人民带来的危害，这种研究方法，就是郭沫若翻案文章的余绪。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但是自1978年后，国内三国史研究依然硕果累累：学术论文累计发表三千余篇，近二千万字，出现了较多专治三国史的学者，如老专家朱大渭、何兹全、马植杰，中青年学者许盘清、尹韵公等。完整的断代三国史一共有三部，马植杰《三国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何兹全《三国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大可《三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马植杰先生的《三国史》史料丰富、论证严密，叙事详略得当，是相当优秀的作品。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史》相比他过去发表的三国史论文，观点显得更加客观，论证也更严密。何兹全的著作以魏蜀对峙为主线，在许多方面有较新颖的观点，给后来研究者启发甚大。可惜全书不到二十万字，叙述过于简略。张大可的《三国》，后来略家修改，又出了好几种版本，张大可的研究贡献在于，对三国鼎立的成因，超越了“经济均衡说”，提出人才均衡说，同时，张著比较注重对人物的研究。当张大可的学术功底相比何兹全、马植杰有相当大的差距，著作6中时有出现“五虎上将”，“刘备军师诸葛亮”，诸葛亮军二十万这样的演义说法。特别是他的三国人物研究中，品评三家君主的才能，居然采用以地盘大小分高下的评价标准，显得不够精严。本文除了参考上述三本断代性历史著作，还参考了大量的侧重政治史的论文，其中，柯友根的《世族地主是曹魏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是研究曹魏政治的早期论文，他认为曹操的统治基础是世家大族包括庶族豪强，这个观点针对当时流行的曹操代表中小地主的观点而提出，这一观点经不断修订和发展，最后成为比较主流的意见。如柳春新就认为，曹操的统治核心就是代表士人的汝颍集团和代表豪强的谯沛集团。本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即曹魏政权和士人团体的关系，在专门的三国史论文和著作中涉及较少，在对魏晋整体政治状况进行研究的著作中涉及较多。如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岳麓书社2006），马良怀《士人·皇帝·宦官》（岳麓书社2003），邱少平《魏晋名士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王大建《古史新论》（齐鲁书社2004），黄少英《魏晋人物品题研究》（齐鲁书社2006）等。港台出版的著作也有一部分值得参考，比较有影响的有：李淸筠《魏晋名士人格硏究》（文津出版社2000），黄炽霖《曹魏时期中央政务机关之研究--兼论曹操与司马氏对政制之影响》（文史哲出版社2002），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文史哲出版社2005）等。在本文的具体写作过程中，毛汉光先生的《中国中古政治史论》和柳春新老师的《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给了本文很大的启发。王7旭东先生的论文《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中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