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碧蹄馆之战

试谈碧蹄馆之战一、前言公元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朝鲜宣祖二十六年日本文禄二年)，农历一月二十七日[1]，中日双方在朝鲜王京（今首尔）以北的碧蹄馆，爆发了一场短促而激烈的战斗，史称“碧蹄馆之役”。此次战役的规模，较之此前的平壤、此后的晋州、蔚山、泗川、露梁等大战均有未逮，却由于其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成为中、日、韩三国史学家长久争论的话题。1593年初，继平壤战役大败小西行长之后，明朝的四万多援朝部队在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的指挥下大举南下，日军各地守军望风而走，凤山的大友吉统，白川的黑田长政，平山的小早川秀包，牛峰的立花宗茂等等，纷纷向南撤退，明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在半月之内收复失地五百余里，朝鲜三都八道，已有二都（平壤、开城）五道（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咸境）的大部分地区落入明军掌控之中。而正于此时爆发的碧蹄馆之役，却使明军一泻千里的攻势戛然而止，李如松主力退回开城，开始倾向于和谈，而日军则借此赢得喘息时间，重新收缩集结兵力，确保了对朝鲜南方的控制。关于此战，中、日、韩三国都有许多记载。笔者所能查阅到的资料，有王崇武先生所著之《李如松东征考》，李光涛先生所著之《朝鲜壬辰倭祸与李如松之东征》。其中记述的战役过程，基本已成为中方学者的公认看法，后来如吉林文史出版的通史著作《中日关系史》中对此战记述即引用王文所述。此外，尚有明人茅瑞征所著《万历三大征考》、明朝援朝经略宋应昌所著《经略复国要编》，将领钱世桢的随军记录《征东实纪》，以及明朝史档《明史》、《明神宗实录》等可为参考。朝方的记载，有当时官居李朝领议政兼都体察使（相当于首相）的柳成龙所著《惩毖录》、朝鲜史档《李朝宣祖敬昭实录》，以及无名氏《再造藩邦志》、赵英南《乱中杂录》等裨史。日方资料，比较权威的则有旧参谋本部编《日本战史朝鲜役》，学研“历史群像系列”编辑部的《文禄庆长之役》，以及其它如曾根俊虎编《日本外战史》、青木辅清《朝鲜征伐记》、野村银次郎《朝鲜军记》等。但就是这些来自三国各自的权威资料，对这同一场战役的记述却分歧极大，屡屡出现互相矛盾，彼此抵触的问题，也令后世的学习者们困惑不已。笔者不才，愿以一己之思，不揣冒昧，试对三国史料进行一下分析总结，希望能求同存异，达到稍稍理清这一段历史的目的。愚以为，以当时三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各自立场，在文书记录中出现夸大自军战绩，贬低敌人的情况是很正常的；而又由于信息不畅、情报不通，即使一些无关胜负的记录，也难免在对手或第三方笔下出现误记。因此，一般性的资料数据，己方自己的信史记载应更为可靠，而当事关胜负战绩之时，第三方的中立观点就显得难能可贵，幸运的是，在碧蹄馆这场战斗中，朝方“将官随行者只高彦伯等数人而已”（《宣祖实录》），与其说是明朝盟军，不如说更像一个军事观察小组的角色，无形中处于了第三者的旁观位置，而此战之后因李如松坚持退兵而与朝方柳成龙等产生的矛盾冲突，又使朝方的中立心态得以加强，故此，笔者在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更多的采信了朝方的资料。二、战前筹计：时年正月八日，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于平壤大败，一路南逃，十七日撤入王京。其他日军如白川的黑田长政，平山的小早川秀包、牛峰的立花宗茂等，亦开始向开城撤退集结。十六日，担负监军的大谷吉继赶赴开城，亲自劝说准备在此与明军决战的西国老将小早川隆景同意撤退，十八日，日军放弃开城，各部相继南下，二十二日进入王京（《日本战史朝鲜役》）。二十日，明军先锋李如柏、李宁所部进入开城。二十三日，李如松率明军主力到达[2]，开始救济灾民，安定人心。据朝鲜元帅金命元的奏章：“见本府士民饥馑，发银一百两、米一百石，命张世爵俵散赈救.....”虽说是杯水车薪，但明军也只能从牙缝里挤出这些了，自入朝以来，李氏朝廷所供应的粮草就一直时断时续，混乱的时局和李朝臣僚的玩忽职守，令明军的后勤供应频频中断，《宣祖实录》即录有同年二月有大臣李德馨弹劾将领金应瑞的奏章：“启：金应瑞尽率其军输送粮料事已受分付，而今无一石之到，诸将之不用命至于此，极极为痛愤……”。又，“上曰：粮饷措置几何？德馨曰：千里军粮，势必匮乏，而朝廷不为料理，使粮草不继……”平壤的一战即溃，震动所有在朝日军。坐镇王京的侵朝日军总大将宇喜多秀家，紧急会同石田三成、大谷吉继、增田长盛等军监三奉行和南撤的诸将领召开军议，商讨迎战事宜。与会日军将领分成笼城和出击两种意见，石田等三奉行主张笼城据守，而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加藤光泰等武将则坚决要求出城决战，结果出击派在军议中占了上风（《加藤光泰贞泰军功记》）。而立花宗茂得到隆景“立花家的三千士兵足以抵擋他家一萬（立花家の３千は他家の１萬に匹敵する）”的赞誉，被委派出任先阵（《立花朝鲜记》）。此时集结在王京的日军共计五万余人，编成三部准备出击迎战明军。前军由小早川隆景率领，编内有：先阵立花宗茂、高桥统增（宗茂之弟）三千人二阵小早川隆景八千人三阵小早川秀包、毛利元康、筑紫广门五千人四阵吉川广家四千人后军由宇喜多秀家率领，编内有：先阵黑田长政五千人二阵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五千人三阵加藤光泰、前野長康三千人四阵宇喜多秀家八千人小西行长、大友吉统作为后备队驻守王京。（《日本战史朝鲜役》）入朝明军兵力，平壤之战时实到四万三千五百名，伤亡两千余名[3]。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以下，中协副总兵都督佥事杨元，率亲兵二千；左协副总兵都督佥事李如柏，率亲兵一千五百；右协副总兵都指挥使张世爵，领亲兵一千五百。三协之下统辖：南北调兵副总兵查大受，领马兵三千。宣府东路副总兵任自强，领宣府兵一千。辽东左营副总兵李平胡，领马兵八百。辽东东路副总兵孙守廉，领马兵一千。辽阳副总兵王有翼，领马兵一千二百。蓟镇副总兵王维贞，领马兵一千。中军参将李宁，领马兵一千。大宁营兵参将张奇功，率马兵一千。义州卫鎭守参将李如梅，领马兵一千。昌平右营兵参将赵之牧，领马兵一千。涿州参将张应种，领马兵一千五百。浙直神机营左参将骆尚志，领步兵三千。山西营参将陈邦哲，领步兵一千。辽东参将杨绍先，领马兵八百。蓟辽遵化参将李芳春，领马兵一千。辽鎭调兵参将李如梧，领马兵五百。大同游击将军高策，领马兵一千。山东游击将军钱世祯，领马兵一千。嘉湖苏松游击将军戚金，领步兵一千。宣府中营游击将军周弘谟。领兵一千。蓟鎭游击将军方时辉，领马兵一千。河阳游击将军高昇，领马兵一千。建昌游击将军王问，领马兵一千。保眞建遵游击将军葛逢夏，领马兵二千。浙江游击将军吴惟忠，领步兵三千。南兵游击将军王必迪，领南兵一千。大同游击将军谷燧，领马兵一千。保定游击将军梁心，领马兵一千。宣大游击将军宋大赟，领马兵二千。浙兵游击将军叶邦荣，领马兵一千五百。眞定游击将军赵文明领马兵一千。陕西游击将军高彻，领马兵一千。山西游击将军施朝乡，领马兵一千。其余听用将官，副总兵祖承训，游击将军王守臣，辽东副总兵佟养正，辽东都指挥使司佥使张三畏，策士谢用梓，守备熊正东、李大谏，河间府同知郑文彬，山西潞安府壶关县知县赵如梅，参将都指挥使方时春，备御韩宗功、李逢阳等（《宣祖实录》）。三、前哨战之疑：正月二十四日，明军得到朝方哨探的一条消息：“倭贼已退，京畿（王京）已空”[4]。为证实此消息的准确性，李如松当日即遣副总兵查大受率三千五百骑兵，以朝鲜防御使高彦伯为向导，南下探查王京虚实。二十五日晨，当查大受部的前哨到达王京以北的昌陵附近时，突然遭遇一小股日军。据日方记载，这是日军将领加藤光泰和前野长康率领巡查王京周边的物见队，由四十骑武士和一些足轻从者组成，共约一百五十兵力。双方在短促交手之后，数量占劣势的日军被斩首百余级，余部逃回王京报告（桐野作人《碧蹄馆之战》）。另，《日本战史朝鲜役》称损失六十余人。关于这场战斗，吉林文史编《中日关系史》中记述“查大受军队在二十七日于高阳迎曙驿与日军北上搜索部队加藤光泰部相遭遇，双方展开战斗，明军斩首六百余级，日军败退（《中日关系史》第四章第五节明日战争）。”附注中注明此资料援引自《宣祖实录》第35、36卷。两相对照之下，发现中日双方的记载不仅战果上有很大差异，日期竟也差了两天。笔者查阅日方诸史料，无论《日本战史朝鲜役》、学研《文禄庆长之役》、曾根俊虎《日本外战史》等，对加藤光泰败战的日期记载都是确定为日历二十四日（即明历二十五日），这些日史权威著作同时出现如此误记的几率很小，那么，《中日关系史》中会不会记错呢？笔者根据注释线索，翻阅《宣祖实录》第35、36卷，查得朝鲜都元帅金命元和领议政柳成龙、右议政俞泓关于此战的奏章。金命元报称：“（二十）七日早朝欲亲审京城道路形势，单骑驰向碧蹄。时京城之贼尚有数万，提督先遣查大受祖承训等领精骑三千与本国防御使高彦伯遇贼于迎曙驿前，大受与彦伯纵兵急击，斩获六百余级，诸将因此益轻敌，贼将闻其前锋为大受所破，悉众而来……”柳成龙奏章：“是日（二十七日）晓，查总兵与防御使高彦伯驰到昌陵近处，贼多设伏于山谷间，先出数百余人诱引，总兵挥军掩击，贼披靡散走，斩获殆尽，彦伯军亦多射杀，欲引退之际，贼后队大兵继至……”俞泓奏章：“本月二十七日李提督领兵发，行闻查副总高彦伯同往体探，适逢贼六七百名，斩获四百余级，则贼众无数出来……”笔者注意到，金、柳、俞在奏报中都没有提及对方头目的姓名，却都提到在明军在刚结束战斗之后，就遭遇了日军大队人马，柳成龙更指出这数百人是日军引明军上钩的诱敌之计，如果这真是加藤光泰巡逻队的话，日军大队人马随后倾巢而出紧跟是不合逻辑的。因此，笔者认为，金、柳、俞奏报中所提及的这支日军，并非加藤巡逻队，而是后文中将要提到的立花宗茂所部十时连久前队，加藤光泰这支百人小队的遭遇在朝鲜三重臣的奏报中并没有提及，《中日关系史》很可能误解了《宣祖实录》中的原档，把这两场发生于不同时间的战斗混为一谈了。四、如松南下兵力考：二十六日，得到查大受初战报捷的消息后，李如松亦亲率轻骑南下。关于李如松南下的兵力多少，一直是各方激烈争论的焦点。中方学者认为李仅率少量轻骑南下，而日方学者坚持认为应有大部明军相随，如《日本战史朝鲜役》、《文禄庆长之役》、《日本外战史》等资料，虽然都肯定了明军在开城留驻了约半数人马的事实，但均认为仍有二万余人的部队随李如松南下，此外更有《朝鲜军记》、《朝鲜征伐记》、《征韩录》等称李如松率众达十数万。亦有人提出支持性分析，指李如松身为全军统帅，身边不可能没有大军主力相随保护。其实持此种观点的人，实是不了解李如松其人。李如松之父，乃是明朝辽东名将李成梁，李成梁一生征战塞外，惯以轻骑偏师出奇制胜，他曾在万历三年至十九年间，或亲自指挥，或派遣部将，十次轻骑出塞长途奔袭，有九次都获得了大胜（《明史李成梁传》），李如松从小跟随父亲戎马生涯，亦多用此战术，这也包括了致令他败死的最后一战。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四月，李如松再一次仅率二千轻骑出塞，奔袭鞑靼土蛮炒花部的巢穴，但当他长途行军四百余里赶到目的地——抚顺浑河地区时，却发现数万土蛮健骑正在草原集结，准备进行一场大型的游猎聚会。猝然的遭遇令李如松措手不及，两千骑兵全军覆灭，李本人力战身死，卒年五十岁。由此可见，李如松从开城仅率少量轻骑南下，虽以常理度之有些诡异，但就他个人来讲却是带兵习惯使然。而中朝两方的史料，在这里更给出了肯定的结论。《宣祖实录》中柳成龙关于此战的奏章：“启曰：二十六日提督由开城府渡临津浅滩驻兵于坡州，二十七日后提督与李都督率家丁百余驰向碧蹄，将欲亲自体探于京城，诸军不动……”备边司转都元帅金命元书状：“（提督）二十六日自临津下流涉滩以过进次坡州，（二十）七日早朝欲亲审京城道路形势，单骑驰向碧蹄。时京城之贼尚有数万，提督先遣查大受祖承训等领精骑三千与本国防御使高彦伯遇贼于迎曙驿前……本国粮饷在碧蹄者散失殆尽，先是提督以粮饷不敷，中分其一半留镇东坡，一半渡江，至是势急，急遣人促召后军，才过尾（其字上公下尾）岩，前军已罢还矣……”接待都监转述明军游击陈方招的口述：“启曰：游击陈方招来言，去月二十七日，先送五百军马体探京城，又以三千埋伏于后……”柳成龙《惩毖录》：“留大军于开城只率家丁千余骑驰去……”钱世桢《征东实纪》：“二十七日，候令调遣，辰时而令不至，遣人探之，提督公已